「我喺度特別想同屬會，同埋香港人，講聲對唔住……」
上周日（19 日）下午三點，旺角永旺行職工盟辦公室七樓，兩三百呎的會議室內，幾十個傳媒攝記擠得水洩不通，背後䜿起「尊嚴」、「民主」、「公平」的職工盟直幡。席上，剩下「末代主席」黃迺元與副主席鄧建華、司庫鍾松輝坐在一起，宣佈因成員受人身安全威脅，決定啟動解散程序。黃迺元終究忍不住淚水：「對唔住，我哋職工盟撐唔到落去。」
自上周四起，26 名原有執委中，其餘所有人已辭職，剩下「三死士」走進去會議室，職工盟也將走進歷史的長河裡。
過去一星期，職工盟匆匆解散，對局中人如同夢一般。一周前，即使在建制傳媒的攻擊下，他們仍未想過解散，這一周，發生了什麼？記者會上的三個人，不熟悉工運，或者不認得他們，這「三死士」—— 除「末代主席」黃迺元外，副主席鄧建華想藉最後展覽做個「講故佬」，司庫鍾松輝是組織「執骨人」，以及眾人最熟悉的面孔 — 前總幹事蒙兆達在辭職赴英前後，向《立場》交待背後始末，他們的工運故事是什麼？
記者會上，有攝記悄悄問旁邊的同行，「藍色衫嗰個係咪主席？」
「人老資歷嫰」— 滿頭半黑不白的髮絲，年屆半百的黃迺元這樣形容自己。兩年前，他成為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理事，加入職工盟執委會，不足一年。
記招前十分鐘，黃迺元非常緊張。其餘成員在準備室內，他偏偏覺窒息，抽煙怕被傳媒拍到，衝在廁所洗了好幾把面，在外面來回踱步，左手握右手，右手拿着講稿，垂頭深呼吸又冥想，極力平靜情緒，不斷跟自己說：「定啲嚟，一陣盡量好似機械人咁。」
這輩子，他第一次面對這麼多傳媒，經過長廊走入記招所在的會議室前，亦萬般不願地說：「其實，我好唔希望自己係見證呢一個歷史。」他苦笑：「好憎人哋嗌我做『末任主席』㗎，但係我自己呢個禮拜不停咁掛住喺口邊。」
坐上枱，一開口，他的腦袋空白了幾秒 — 走過 31 年的獨立工運組織，竟要斷在僅兩年工運資歷的新丁手上。
前半生，黃迺元走過的路多波折，人到中年轉行追夢，去香港藝術學院選修藝術文學士，藝術家程展緯曾是他老師，過五關斬六將尋得藝術品管理的高薪厚職，後來又憤而辭職；選擇去做露宿者組織幹事，又辭職，只為應德國藝術家邀約，扮露宿者試用其作品，怎料有相識的露宿者誤以為他失業，介紹他打散工。他想嘗試以露宿者身份求職，便將錯就錯，去了做清潔工，一做五年。
「第一日好震驚，點解休息同食飯地方係一個垃圾房改建嘅？」出身中產，昔日父母在登打士街開洋服店，他從未細看工人處境。第一天，他在街市負責清坑渠，日薪 350 元，二三十個工人擠在簡陋的休息室，輪流等一個微波爐，甚至為此爭執。做久一點，又苦況深似海，「入行門檻低，你議價能力低，容易被替代，好多時候你唔會好敢為自己發聲。」少數族裔工友因語言不通，連連被佔便宜，一個月只放一日假，被要求上夜班，卻沒人提醒他打卡 ——「出到嚟就『吓點解得咁少錢嘅』，」他自然路見不平提水，「做咩開工唔打卡，咁傻啊。」為他人維權，時常與上司頂項，被斥「唔好搞咁多嘢」。
2017 年底，一連十天的海麗邨清潔工工潮，一班工友為取回遣散費抗爭，又成功在政府合約下，爭取約滿酬金。在新聞報導中，黃迺元看見有工友到房署前請願時缺水缺糧，互相團結聲援，開始認識職工盟的協調及支援角色。清潔工會後續舉辦社區活動，他應邀做「真人圖書館」，其後獲邀加入清潔工會，為會議做文書紀錄，很快晉身理事，繼而加入職工盟 —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時，尖沙咀時常放催淚彈，他便上油尖旺區議會談論對清潔工友的影響；翌年，抗疫基金第一輪沒有包括清潔工，第二輪包括了，卻要由管理公司申請、再交清潔公司，才轉交工人，而且限額，他也發聲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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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半生，加入工運，讓黃迺元忽然走上了歷史舞台。
去年職工盟選新一屆執委會，差一票，黃迺元就選不上副主席。吳敏兒 2 月 28 日無法保釋後，執委會上，蒙兆達問：「有冇邊位副主席可以幫手署任？」出乎所有人意料，大家面面相覷，黃迺元第一個舉手，不想有尷尬場面，心想「如果俾大家知道連署任主席都冇，仲得了」。當場有掌聲，有人跟他說「你咁都夠膽嚟」，事後有人說，曾擔心一個清潔工未必有能力擔任主席。上任吳敏兒曾是英航工運舵手，他心知肚明，「無論資歷或者能力都係個落差好大。」
他難忘上工會理事班，聽導師吳敏兒分享英航工運打上總公司的經歷，他聽得驚嘆連連；蒙兆達給他一本書《團結不折彎— 香港獨立工運尋索 40 年》，他認真研讀。到他代表香港清潔工，參加國際清潔勞工會議，聽着哥倫比亞工會代表稱自己正流亡，他漸漸有了覺悟，「原來搞工運去到某一個位，會令到既得利益者甚至乎當權者想你禁言，想你消失」。
「總係會有人要去承擔嗰個責任同後果。」在接棒那一刻，承擔比專業能力重要。何況有職工盟團隊支援，政策研討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是他的弱項，團隊便準備資料，做決策的時候，亦是集體協商。他笑了笑，「所以我相信，我呢個『白痴主席』都應該唔會跣到工盟嘅。」不是沒有犧牲，他自己開公司，身兼工頭、判頭、工友三職於一身，即使坐上了主席一職後，被客人認出來，失去生意，或被佔便宜，他也無奈承受。
堅守過，到宣告解散 — 他自嘲像敗家仔，敗光前人基業，也像主診醫生， 向病人家屬宣告死亡 — 未來，他想親身去探監，向李卓人道一次歉。「我一路都好怕呢件事嘅發生，好怕辜負咗人哥，辜負咗 Carol（吳敏兒）交托喺我手上嘅職工盟。」
近月，他去監獄探訪李卓人。隔着玻璃窗和話筒，旁邊的李卓人太太鄧燕娥提到他媽媽身體不好，李卓人仍然強掛起一點微笑，藏起愁緒，只是掩不住地說：「唉呀，咁就慘啦。」黃迺元一聽，心就難受起來，輪到他開口，一句也說不出來 —「好大機會，人哥唔會有機會返嚟見返媽媽。」
就在那一刻，在淚目中，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身邊人日日問他要不要一起移居外地，他都推卻，說捨不得家人，「畀我頂多陣先」。「就算要解散職工盟，只要有工人地方，就有人會對工人不義，就會有工人爭取工人權益，工盟係會散，但工運係唔會散嘅。」他重重嘆了一口氣，「我希望即使職工盟唔存在都好，職工盟呢種獨立自主工運精神係會仍然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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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為個記招好難做，原來都會做到。」兩位副主席翁愛明及徐考澧已在今個月辭職，唯一一位留守的副主席鄧建華說。今年 3 月吳敏兒還押後，他自告奮勇補上副主席的位置，「由嗰刻開始已知要踩到尾。」
當日記招，記者破天荒擠滿會議室。會後鄧建華感嘆道：「以前叫記者冇人嚟呀，又話呢個好緊要⋯⋯以前冇理過，點解呢單新聞緊要呢？」他在工盟任職幹事八年，有一半時間專責冷門的外傭工會，處理如中介剝削等議題，開過無數次記者會，最少那次只有一位記者到場。香港勞工議題冷門，直到組織宣佈啟動解散程序成了頭條新聞。
上周四決定啟動解散的執委會上，執委團隊討論未來風險後，其中三人主動舉手留守，亦有辭任執委極不捨得，不想這樣做，有工友哭着說：「做咗啲咩呢？點解要辭職？」黃迺元稱：「我作為一個主席，最大責任嘅就係保障所有人嘅安全。」而留下來的「三死士」，有一致共識，有支聯會前車之鑒，由記招到召開會員大會的兩周內，隨時都會收到來自國安處索取資料的信，有足心理準備後，才可以談論應對策略。
鄧建華不認同自己是死士， 「我個經驗走到而家，係無可避免有個咁嘅責任喺身。」2007 年，他一個中學生，已遇上社運啟蒙，第一場抗爭是皇后碼頭保育；同一個炎夏，又一腔熱血， 穿校服隨天光道地盤的紮鐵工人去荃灣示威，甚至寫了篇聲明，貼在校網。入讀嶺大，四年後任學聯代表會主席，往政府公眾諮詢會抗議替補機制，被控公眾地方擾亂秩序，判監三周；2013 年碼頭工潮，剛大學畢業的鄧建華仍在待業中，索性去碼頭坐了好多天，遇上職工盟招聘組織幹事，從此負責跟進本地家務工及各外傭屬會。
無數個周日，他走進本地社運的另一個世界，與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的外傭工會代表一同參加活動，如跳舞、選美、潑水節等等；同時與印尼工會跟進 Erwiana 被虐打的個案，負責以廣東話發聲，擺街站和連結中文傳媒，又合作跟進中介剝削、超收費用的受害個案，開記者會，向勞工處申索，逼令修改中介公司法例。作為工會幹事，他提倡打工仔爭取權益，卻先放棄自己的假期。他漸漸數不清赴東南亞開會幾次，聽過無數次次各地工運的故事，每每如韓國、東西亞的工會領袖陷獄，要由其他人代為出席國際會議，昔日從未想過會輪到職工盟。
在記者會上，鄧建華宣佈，職工盟將舉辦一場名為「序」的展覽，細數八十年代民間團體打併勞工法例修訂、職工盟推動過的工潮，他說：「要把握最後一口氣，講職工盟嘅故事。」
鍾松輝前一次出現在媒體上，是作為民陣的臨時召集人，處理解散事宜，到了今次職工盟即將解散，他同樣選擇留下。
任巴士司機 42 年，遇上八九民運六四屠城事件，鍾松輝才由一個只貪吃喝玩樂的港人覺醒，天天收夜更，仍單拖去新華社門前靜坐表態；到了營救李卓人，去港督府門前請願靜坐，在風雨中渾身濕透。同事嘲笑他「傻傻地」，他一於不理。
父母在基層打滾，學歷只到小學畢業，當年已婚的他，知道回歸已近，開始為下一代思考：「我淨係識揸巴士乜都唔識，學歷又冇，咁可以做啲乜嘢呢？如果要為呢個社會做啲咩，搵啲咩組織、方法去做呢？最方便就工會。」
為勞權奮戰，也為追尋信念。中巴工會原屬國民黨背景的港九工團聯會，1996 年中巴結束後，新巴接手經營權，他率眾成立新巴第一世界職工會公司主席，通過會員投票，工會改投職工盟，「五年搞八次行動」，爭取勞工權，包括零三年罷工抗議削雙糧。翌年，民陣時任召集人胡露茜借場開會，他走錯樓層，一問之下，才知道選新一屆民陣「民生及民權小組」召集人，胡露茜邀他坐下來聽，孰料陰差陽錯，又選中他。他本來推卻，理由是未得職工盟同意 — 事後當然是就此做了兩屆召集人。選擇上船，只因他想踏入社運圈，了解社會病灶，接觸各階層的人，「你唔跳落去，你改變唔到㗎嘛。」
十多年後，「兩民小組」早已解散，民陣也在 8 月 15 日解散了。原召集人陳皓恆入獄前，開了一次大會，主動提出由鍾松輝做，稱只需要更新團體資料，以及負責九月大會，若無人上任，便再談去向。因為道義，他一口答應。此後，警方國安處致電，稱「純粹搵你了解吓民陣幾樣野」。他不緊張，倒是蒙兆達大為緊張，著他一定要帶律師。
如今第二次為將解散的組織守尾門。「坐低咪承擔責任囉。」鍾松輝淡淡然道：「第一，為咗件事順利，第二亦係令其他執委可以功成身退，毋須留咁多人喺度囉。」
鍾松輝擔任司庫，有他簽名，才能在銀行簽票，處理隨解散而來的員工遣散費事宜以及資產。「我冇得唔留低，呢個純粹係工作上嘅考慮。」記者要他談對工盟感情，他才說：「就算去到最後一刻，我都希望同工盟一齊囉。」他開了個黑色玩笑，「全部都係我幫你（共產黨）解散嘅…你仲想點？」
「有時啲嘢，一唔到你評估，二唔到你諗，始終個控制權唔喺自己手上。」鍾松輝今年 68 歲，「翻醃」過三年續約，今年十一月就榮休。「我諗都係走唔甩㗎啦。」工運路上，他退下巴士工會主席多年，實踐過理想，本以為退休後，除了弄孫為樂，還可以回來幫忙。「真係陰公……冇諗過工盟仲早退休過我。」
選擇離開的人，是已辭任並離港的前總幹事蒙兆達。
職工盟辦公室樓層外，貼着一連串屬會「水牌」。「你好彩，剛剛收到佢封信話退出咗。」離任前，蒙兆達應要求披上「滴水穿石」的 T 恤接受訪問，一邊說，一邊拆下「香港警務處電訊技術人員工會」的牌子，還有已解散的「英航機艙服務員工會」、「港龍機師工會」等。教協倒下後，工盟原有 96 個屬會，有 10 個退出，近來社福機構工會來信稱會員要求退出，「呢個係一個心痛同沉重嘅決定，要同職工盟分手」。
「六四事件後，就係一個堅持嘅問題。」1989 年，蒙兆達仍是中學生，習慣打開收音機溫書，到新聞環節就關掉。直至全民聲援八九民運，他一改常態，帶同學去遮打花園集會，又組織關心中國學會，在周會代表上台發言。
九一年入讀中大，他順理成章加入國是學會。九三年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時，聲援過國泰空姐罷工。某次國是學會辯論時，師兄問他：「你有冇諗過佢（基層）唔走出嚟嘅原因？其實佢可能要付出生活上種種代價。」那一句話，彷彿扇了來自基層的他一巴掌。
兩年後畢業，蒙兆達第一份工便任職工盟幹事，遇上第一個工潮 — 有酒樓無理解僱工作近五年的資深員工，卻不發放長期服務金，二百多個員工有一半簽了聯署信抗議，連酒樓內的點心紙上也夾着單張。為討回公道，十多個工友圍堵老闆，對方卻一指蒙兆達，振振有辭破口大罵：「你哋啲工會喺度搞搞震！我哋同啲員工關係都唔知幾好！」靜了幾秒，一位部長率先打破沉默：「你唔好冤戾佢哋，係你咁樣刻薄啲員工，我哋搵佢哋幫手啫。」其他人隨即你一言我一語，老闆不敢駁。事件被報導後，所有工友獲續聘，唯獨部長被炒魷，頂多能獲賠償金。「犧牲咗敢發聲嘅人，但自己好似幫唔到佢。」
其他人的犧牲，成為他的陰影。今年四月，李卓人因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判入獄十四個月。此前，二人曾深談。蒙兆達告知他，太太與兩個女兒已去了英國，李卓人立即大為緊張，跟他說：「吓，咁你都要過去啦喎，唔知等幾耐喎要。」他不想加深對方煩惱，反駁道：「你唔好諗咁多啦。」估算過刑期，蒙兆達便承諾：「希望繼續撐到你出嚟為止。」
「你唔係好 100% 肯定你可以撐到幾時，可以行到去邊一日，但又發覺每日所做嘅嘢，不論係搞一個街站，不論回應記者提問，喺咁風高浪急嘅環境，咁多政治恐慌嘅壓力底下，一個簡單嘅行動，一個簡單嘅說話，其實都係好有份量。」
隨著李卓人因支聯會主席身份再被加控《國安法》，在任職總幹事十年後，蒙兆達開始擔心無法守住職工盟。
人屆半百，一方面，蒙兆達在職工盟半生，受賞識，打過一場場硬仗，包括紮鐵工人罷工抗爭、碼頭工潮，辦公室的壁布仍掛着「還我集體談判權」的布條。「冇咗工盟，就唔會有今天蒙兆達。」另一方面，太太表面堅強，即使他獨自留港，亦從未抱怨半句，不過每逢通電話，卻止不住悲傷。「如果自己要坐監的話，最放不下就是太太和兩個女兒，想到太太要獨個兒承擔養育女兒責任，獨個兒要在外地面對生活種種重擔，自己便不敢再想下去後果會如何。」
過去一段時間，蒙兆達抵禦過壓力，收過中間人的訊息：「問我哋係咪解散呀，解散對你有好處，唔解散既話，不如你辭職啦。」尤其支聯會被清算後，批鬥的矛頭對準職工盟，他感壓力越大。離港後，他向《立場》透露，辭職前幾日，曾有中間人接觸，明言希望他「合作」，「暗示如我不合作便後果嚴重，我聽後沒有回應對方，但心知留港風險日益增加」。
團體不斷解散，公民社會被打壓得「血肉模糊」，在親建制媒體的攻擊下，戰友的堅毅，繼續如常工作，教他感動，亦不斷反覆掙扎去留。「職工盟係一種精神，一種價值，我好想係自己留低，留得幾耐得幾耐……延續呢種價值。」
無奈訪問後四天，他終宣佈辭職，告別聲明僅有兩段，提到基於個人政治風險及安全考慮，緊急離港赴英，「一種強大力量，逼使我必須在總幹事和爸爸兩個身分之間，作出痛苦和無奈的抉擇。」周四的執委會前，蒙兆達未有時間向屬會交代決定，只來得及與黃迺元坦承掙扎，「無論選擇那一邊，對另一邊都會造成傷害。」黃迺元反過來安慰他，組織內可互相補位，但父親角色無人能替代。聲明中，本來還有幾段關於工運的段落，但他怕惹來外界猜測，最終刪去，只在組織內部分享。
飛機起飛前，蒙兆達最後一眼望着機艙外遭黑夜籠罩的香港，彷彿連燈光都變得黯淡，心直往下沉，牽掛在港的戰友，為他們祈求平安。在數千里外，他緊貼解散記招的直播，痛恨未能與他們分擔責任，心中有愧，但「自己的心仍然跟大家緊扣一起」。他向記者形容現狀如「流放外地」，未來對工運可做的有限，「唯求誠實去看，明白就去做」。
抵英一周後，蒙兆達收到李卓人的信，信中提到理解他的決定，不要錯過女兒的成長，囑咐要融入新生活，同時擔心他未能放下不捨及不甘。「李卓人永遠都是這樣，處處為他人設想，情願犧牲自己去保護大家。他一直沒有改變。」收到信後，他跟太太說，太太也淚流不止。「我曾經在他入獄前承諾他，要守住職工盟等到他出來，但如今遺憾未能守諾至最後。不知可以說什麼，覺得自己虧欠了阿人和大家。」李卓人信中還提到，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見面，但相信一定會跟大家再見。「我也相信，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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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留下來的職工盟四人名單，尚有身在獄中服刑的李卓人 — 由 1990 年創會起，他擔任職工盟秘書長至今。
解散記者會時，記者問及李卓人，黃迺元一連嘆了三大口氣，才敢答：「只能話好對唔住人哥囉。」
鄧燕娥當時看着記者會的直播流淚，一聽也感哀傷，因解散非黃迺元所願。她是李卓人太太，與他在工運路上，一同走過三十多個寒暑；也是前職工盟總幹事，由九五年起，走過十六個年頭。已辭職的接班人蒙兆達不在記招席上，在她的認知中，他對原則理念極為執著，「我係好唔願意佢做呢個決定，但係我知道佢都係逼不得已。」
李卓人入獄後，職工盟再解散，她彷彿受了雙重打擊，這幾天萎靡不振，無法集中精神。她只能想像，一直並肩作戰的丈夫在獄中，透過電視得悉消息，何等難受。無奈定罪犯人一個月只有兩次探訪名額。記招兩日後（ 21 日），李卓人因今年元旦民陣汽車巡遊時放汽球，再上庭，與她在庭上揮手。此後，她急急趕往探望，卻得悉因為上庭來回的程序耽誤，空等到下午五時許，仍未能探望，心內難受。
「佢（李卓人）性格真係會堅持到最後一秒，甚至過埋嗰秒嘅人，想像唔到，（如果）佢仲負責緊（職工盟），會決定呢一步。」李卓人為人堅強，只會在她面前流露脆弱一面，職工盟猶如「親生仔」，加上支聯會同時瓦解，「佢（李卓人）會諗：『如果我唔坐監，會唔會唔係咁？』」
李卓人曾向她提過，考慮過辭去所有職務，但仍捨不得，逞論解散 — 鄧燕娥嘆：「我諗佢做唔到囉，落唔到手。」
周五（24 日），鄧燕娥終於成功探訪李卓人，稱他心情已稍稍平復下來，因讀到《明報》中黃迺元的訪問，「覺得好鼓勵，真係工盟精神，可以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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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七月的會員大會，職工盟已通過一項技術性修訂。原本會章條文中要求「全體屬會五分之四贊成方得解散」，但無法執行，便改由在席、過半數的屬會計算，現存八十多個屬會中，按會員人數計算權重，約有一百票，需要超過五十票出席。鄧建華強調不是為解散「鋪路」。
距離 10 月 3 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表決解散，只剩一個星期。鍾松輝提到，如果第一次流會，第二次會議將解除人數限制。
宣佈解散記招後，黃迺元推了所有應酬，夜晚下班回家，獨自忙碌、抱貓、煙酒也比昔日重，只是澆不盡愁緒。清晨七點上班前，以往慣常一日幾杯齋啡提神，現時會混入威士忌，一飲而盡 — 朋友打趣說是愛爾蘭咖啡，他堅稱沒有混牛奶，配方為「confusion」— 混亂如他的思緒，被內疚及挫敗感纏繞。「其實我想點？你飲咖啡想醒，飲酒 suppose 想唔醒，你飲呢杯嘢想點啫？……有得解散，定唔解散好？我想點？我唔知，只可以交返畀每一個會員去決定。」
他自認無權代表任何人做決策，亦無個人取態，「做呢個決定前，要明白眼前形勢，好透徹評估自己同，每一個屬會成員面對嘅風險。」無論解散與否，「覺得咁做決定是正確嘅，大家一齊行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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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職工盟時代即將來臨，職工盟仍有一系列執行及善後工作處理。黃迺元最大憂慮，就是旗下 86 個屬會，除了專業工會狀態尚可，有基層屬會成員向他慨嘆「冇咗你哋，唔知點搞落去」，缺乏工盟支援，難以處理行政工作、個案跟進以及場地問題。他們還在討論支援方案。
記者會當日上午，黃迺元先去了開清潔工會理事會，討論開記招揭發政府外判清潔商繞過「禁標」機制。
在場的清潔工友理事準備接手全部會務，一邊尋找可負責會計、或打字的成員，一邊熱血地互相打氣：「唔驚嘅，我哋一齊捱過去啦。」說着說着，黃迺元又熱淚盈眶起來，「你要知道我哋係基層工友，每日 physically demanding 做十幾個鐘，好感動，你搵唔到位退縮，even 我哋只係好卑微嘅基層工會，沒有職工盟呢個平台嘅支援，都會繼續落去為工友發聲。」
一日之內，情緒大起大落。這幾天，黃迺元仍在情緒亂流中，未消化好。記招後，女兒專誠在旺角附近等他晚飯，陪伴他，跟他開玩笑說：新聞照片上，他的肚腩很顯眼；商台新聞報錯「工聯會解散」，他也笑；聽過吳敏兒提到睡不着，清晨五六點就怕警方來爆門，他就說，住的地方以往是雕刻工場，安裝了好幾道門，萬一警員拍門，「我應該夠時間淥個杯麵，跟住衝返入房，食完佢都未入到嚟間房。」說罷，他哈哈大笑，因太過習慣幽默化解抑鬱 — 告別時，要笑。「我都知唔好笑……不外乎令自己舒服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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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後一小時，職員已迅速清空場地，鋪上報紙，看着圖片，在布上髹上歷年的抗爭大字橫額，全情投入準備會員限定的「序」展覽 — 這原訂是去年職工盟三十周年展覽，但因疫情押後，又因解散提前 — 首日有四個「真人圖書館」環節，由工人領袖親身講工運經歷，包括 2015 年國泰工潮、2013 年碼頭罷工、2005 年韓農反世貿等等。
像在高空綱索中「企定定」，宣告解散後，鄧建華的心反而更定了，撥開雲霧，拒絕悲情，寧願專注做「講故佬」。解散潮中，職工盟作為勞工團體，提倡獨立工運三十年激起的水花，彷彿比其他政治團體弱。「無論點都好，一定要有人講返清楚工會係咩一回事，而家被扼殺嘅係乜嘢。」
黃迺元寄望展覽能透過回顧過去，展望將來。鍾松輝但覺工運未完，只是「避風頭」，不過失去職工盟的勞資談判技巧和策略，工人若遇糾紛，將蒙受最大損失。「大家同路人最緊要平安，有人，就有嘢做㗎啦……工盟就係一個總會，冇咗，咪化整為零，其實一樣可以做到嘢。」他續道：「我哋亦都有晒心理準備，香港日後永遠都冇咗公民社會，就算有都係微乎其微，我相信會好過大陸少少，但係都要積極面對。」
最後展覽是社運經驗傳承，也是對三十年工運過程的整理，雖然未知能否順利落幕。鄧建華近來在讀哈維爾的《故事與極權主義》篇章，講述在極權下的集體消亡（collective deadening），政府如何竭力刪除平凡人的故事，刪除後，人民便對生命和歷史失去感知，只能在獄中尋到多元與獨特的個人故事。「我驚我冇辦法講好個故事，仲多過（對人身安全）嗰個恐懼。」
撰文｜鄭祉愉
採訪｜鄭祉愉、曾雪雯
攝影｜Nasha Chan
預告：《立場》最新專題報道系列「最後職工盟」，下一篇將由歷史出發，講述由八九十年代，在壁壘分明的左右派工會的夾縫中，獨立工運如何崛起。多名工運老將回顧九七主權移交陰霾下，香港人如何連繫國際線，組成本地首個獨立工會聯盟。眾人又如何與港人走過同歷集體談判權被廢、大型工潮時現的 30 年。
最後一篇將提出兩個問題：2019 年新工會浪潮催生一班工運生力軍，職工盟又被捲進怎樣的浪潮裡？失去職工盟，工運的未來將如何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