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4 日晚到銅鑼灣擺街站，有記者走過來問我：「是否擔心會被捕？」這個問題不好答，說擔心，好像很窩囊；說不擔心，又好似「呃緊自己」。
大概是，雖然擔心，但仍然要出來。我想不只是我，當晚大家決定出來時，這個問題，很多人都問過自己或被人問過。
政權如臨大敵，六四集會真的那麼可怕嗎？一大清早就將鄒幸彤拘捕，警方駐逾千重兵包圍整個維園，三條過海隧道要設置路障，最後更將整個足球場及草地全面圍封。擺出一個如此高度戒備的戰陣，無非就是要令市民恐懼、要大家自行退縮。
認真想一想，這些技倆，已經成為後國安法時代香港的新常態，政權永遠不會明言那些口號會被禁制、那些主張會踩紅線、那些行為必然違法，等你自已「估估吓」，再由一眾說話不用負責的國師將禁制範圍劃得「有咁大得咁大」（例如講到穿黑衣和帶蠟燭出街都已經會犯法），加上建制派及其傳媒喉舌口誅筆伐，令擔心的人有無限大的聯想空間。如此政治操作，已不斷重複上演又上演。
當晚，在維園銅鑼灣一帶，一個人舉起手上蠟燭，一個人穿著黑衣或印有六四字樣 T恤，一個人拎著一束鮮花，都會被警員視作疑犯，被無故截停、包圍、搜身和問話。政權用意是什麼？他們明知無可能將所有人拘捕，亦未必有什麼法律基礎可言，千方百計，就是要令我們害怕。
或許，到了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要細心盤算一下，我們現在所喪失的自由，到底，有幾多來自於政權的直接打壓和剝奪？又有幾多源於我們內心的恐懼？
當然，我絕對不是說，現在大家的擔心其實沒有根據，肯定不是，面對如斯荒謬的政權及其所作所為，不擔憂才怪。但問題是，我們要如何學習與恐懼相處，而不是主動將仍然有的自由和空間主動放棄？這個才是重點所在。
在電影「少年pi 的奇幻之旅」中，主角經歷船難被迫與老虎在船上相處了 200 多天。由最初的膽戰心驚、手足無措，到後來，慢慢成功找到了面對這頭老虎的生存之道。這隻老虎，既是代表外在的威脅，其實也隱喻了來自我們內心的恐懼。
今年 6 月 4 日晚上，面對政權如斯嚴厲的威嚇和打壓，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選擇勇敢表態，我們除了共同堅持了第 32 年的悼念，其實也自覺或不自覺地，一起上了直視恐懼的重要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