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閱讀「智慧監獄實驗記」專題第一篇及第二篇文章。
九月，被還押的鄒幸彤在庭上自辯，稱自行陳詞需時準備，法官一問「你喺監獄有冇得上網㗎」，便引起滿庭笑聲 —
即使在懲教署推出的「第一代智能監獄」，在大潭峽懲教所內，羈留者也不能上網，只能打電話。
香港智慧監獄用作羈留用途，藏着兩個重大的問題：推行智慧監獄的進度表中，到底有否考慮囚犯的權益？國際上，入境羈留為何漸漸使用高科技，尋求庇護者為何身在試驗第一線，而國際公民社會為何滯後？
《立場》採訪三名專注入境羈留及人權事務的國際專家，他們均稱「智慧監獄」用作入境關押是聞所未聞，屬於千方百計損害尋求庇護者人權、迫令遣返的一環 — 在這方面，香港考了第一，緊貼國際上刑事化羈留者的大趨勢：歐盟出資在希臘建高度監控的難民營，今年落成，在第一線的國際人權律師參觀後形容「像監獄」；以歡迎難民聞名的加拿大同樣有「影子監獄」，在監獄羈留尋求庇護者；在美國「替代羈留」盛行，被電子腳鐐等電子監控的移民及尋求庇護者達十萬人……
香港是何時有計劃推出智慧監獄的？現時進度又如何？
據政府資料，懲教署早在 2013 年開展「資訊系統策略研究」，2016 年耗資三億元發展「綜合懲教及更生管理系統」，由 電訊盈科（PCCW）中標建造中央數據及業務應用平台，建立一系列網絡及連接設施、提升安全性，預計會於 2023 年啟用，為智慧監獄長遠落實鋪路。
據懲教署署長胡英明早前受訪時指，2017 年因懲教署人員流失率高，提出「智慧監獄」想法，其後智慧監獄方案組在 2019 年 7 月成立。胡英明親自領導科技創新小組，與機電署、建築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合作，過去三年間測試逾 40 個項目，包括「巡邏機械人」等等。
此外，「智慧監獄」部份系統，亦由前年開始，在機電工程署的網站上招收科技公司配對方案，例如紀錄在囚人士位置的「移動路徑及健康監察系統 」，提供實時監控、控制鏡頭動作、人工智能由影像辨識情緒及行為、與職員即時對話功能的夜間巡邏機械人等。
翻查前年報導，大潭峽懲教所使用的智慧手環和視頻監控系統總共耗資 350 萬港元，這筆費用由機電工程署支付，機械臂由本地的科技公司開發，成本約一百萬，去年署方則開發具圖像分析功能的「無人機自動巡邏監察系統」。
綜合資料，2019 年，懲教署率先在多個地點推出試驗計劃，首先，科技統籌整體撥款計劃投放七百萬，研發智能機械人監察系統，在荔枝角收押所實行；另外，東頭懲教所及大欖女懲教所則推出「在囚人士自助服務系統」，認購小賣物品；在羅湖懲教所試驗「在囚人士綜合通訊系統」，其醫院內安裝「維生指標監察系統」，以智慧手帶實時監察在囚人士的心跳及位置，在特定通道內亦安裝「移動及位置監察系統」，在囚者偏離原訂路線則即時發出警報。措施現正逐步試行，多年來探望在囚人士的甘浩望神父指出，十一月初羅湖懲教所部份囚犯由工作間前往探訪室時，亦需短暫配載智慧手帶，毋須職員帶領。
至於壁屋監獄四個囚倉則率先安裝「影像分析及監察系統」，監察在囚人士集體打鬥、自殺及違反紀律行為，其後懲教署為多間院所更新閉路電視系統時，亦加入此功能。
光是安裝以上項目，已耗費逾三千萬，光在大潭峽懲教所安裝三個系統，便耗費 1337 萬，而五月大潭峽懲教所的開幕儀式上，懲教署署長亦展示了即將引入使用的智能機械人監察系統，以及研發中的巡邏機械狗。
綜合資料，《立場》統計，連大潭峽懲教所在內，現時一共有七間懲教院所正試行智慧監獄項目。
在懲教署全面在 27 間監獄推出「智慧設施」前，羈留者仍然身在試驗場第一線。
不幸地，除香港政府，全球還有不少國家將羈留者關押在監獄，包括英國、加拿大 — 即使看似歡迎難民也好，也有照不見陽光的角落。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分會及人權觀察六月出版的報告，九十個受訪的前羈留者、親友及專家等，指出加拿大監獄設施內另設一翼專門收押羈留者，被稱為影子監獄（shadow prison）。尤其患有精神問題的尋求庇護者，當局更傾向將他們羈留在獄中，施以單獨囚禁，而非讓他們待在入境羈留中心。
2019 至 2020 年度，加拿大一共有近九千人遭受入境羈留。
加拿大約克大學下的難民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fugee Studies）研究員兼牛津大學博士 Stephanie Silverman 專注研究國際羈留系統，即將就「影子監獄」現象推出一本書。她指出，羈留者在獄中被單獨囚禁，通常是行政性質的分隔（administrative segregation），不會通知律師，亦沒有時間上限，而監獄的職員未受訓練，不懂處理說另一種語言、因被遣返致精神狀態不穩並自殘的羈留者，便往往將其單獨囚禁 — 她舉例，數年前有媒體揭發有一名印弟安原住民 Adam Capay 遭單獨囚禁長達四年半，導致語言能力退化，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將事件提上法庭，嘗試挑戰並取締單獨囚禁。
她指這屬「削弱（attrition）」的策略 — 即是令環境條件變差，直至難民自願離開，放棄尋求庇護的人權。「即使羈留屬非法（unlawful），亦很難分清楚過錯在於入境處或懲教署。」Silverman 又稱，萬一出現問題，當局亦傾向將責任推諉至監控鏡頭或者監獄看守身上。
她舉例，2013 年曾有一名墨西哥女人 Lucia Vega Jimenez 因面臨遣返，選擇在羈留中心的淋浴間自殺，而死因庭竟建議在浴室中安裝 CCTV。「即使有 CCTV 錄影，亦需要有人實時監控。」她形容建議「令人作嘔（disgusting）」，當局應探究事主恐懼的原因，而職員所受的訓練亦更加重要。
經歐盟破天荒資助，希臘政府將在愛琴海島嶼建造五個全新的難民營，稱為「多功能收容及識別中心（MPRICS）」，內部會安裝一個名為「Centaur」的系統，具動態分析運算能力的鏡頭，監視羈留者的行為、移動及出入。現時，希臘境內有四萬多名尋求庇護者。
羈留中加重監控成份，成國際趨勢。
9 月 18 日，首個於薩摩斯島（Samos island）上的難民營已開幕，耗資四千五百萬歐元（約四億港幣）建造，能容納三千人。營內一共設有 240 個小屋供其中三分一人居住，其餘人住在大禮堂， — 計劃標榜「安全」，以及改變難民的生活環境。
加拿大 Refugee Law Lab 副總監兼人權律師 Petra Molnar 在當地進行研究工作，難民營開幕後獲邀參觀，形容場面相當「震撼（visceral）」，因該處設計如「監獄」，入口的旋轉門不僅有指紋識別系統，圍滿多重帶刺的鐵絲網、監視鏡頭、大門安有電磁鎖，並安裝了 X 光掃描器。
長約三小時的參觀過程中，她不被准許與營內的難民談話，只能嘗試計算監視器的數量。在室外，高高的燈柱安裝了擴音器和 CCTV，監察籃球場、遊樂場；在室內，監視器散佈在貨櫃改造的住屋、廚房、共享空間以及走廊上 — 但她看不到走廊另一端共用的廁所及浴室是否設有監視器。鏡頭中的景象，將透過動態監控系統，實時傳送到位於雅典的希臘移民局（Greek Migration Ministry）。
第一批轉移至此難民達 450 人，前一夜，Molnar 與一位母親透過 Google 翻譯談話，對方憂心忡忡地說：「我哋入去會癲（If we go there, we will go 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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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洲媒體報導，在內的尋求庇護者可以在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離開 — 除了聲請被拒者之外，再入內時，必須被搜身。
Molnar 進一步指出，該批難民被逼遠離昔日生活圈，包括孩子上課的地方、處理案件的律師樓、咖啡店等，被遷移至距離最近的城市 Vathy 達十公里的營地，巴士班次疏落，違反宵禁亦有懲罰。
她形容，這種做法屬「地域隔離（geographic segregation）」，又稱新營地像一所露天監獄，「在新營地或可有更符合標準的庇護（adequate shelter），可以用 Wi-Fi，但付出了什麼代價？」
希臘移民部部長 Notis Mitarachi 稱，新的難民營是一個「封閉式而且控制出入的中心（closed, controlled access centre）」，既現代化又安全，並會給予尋求國際庇護的難民專嚴。
不過，事實上，一共有 45 個非牟利及公民組織，發聲批評新難民營的設計，希望歐盟及當地政府不要限制難民在營內的活動。據半島電視台報導，為抗議監控，許多原先在營內服務的 NGO 拒絕在內服務，包括向難民兒童提供教育機會的 Still I Rise。無國界醫生亦選擇在營地外才設立診所，甚至罕有公開發稿，形容新營地「像監獄（prison-like）」，指薩摩斯島上的病人為此擔驚受怕，當中大部份患有抑鬱病及創傷後遺症，六成有自殺傾向，抨擊監控系統會勾起病患的創傷經歷。
Molnar 嘆現存資料太少，有難民仍可透過電話溝通，曾對外指出水管浸水、食物不足等情況，她亦收到難民所發訊息，說「覺得受困，唔知發生咩事」、「太似坐監，唔想喺度，想離開希臘，返去邊度都好」。
入薩摩斯島營地，外來者需事先向希臘政府申請入內探訪，當地亦無獨立第三者監控羈留機制。「官方政策稱要保護營地內難民的私隱 — 是將私隱武器化的做法，阻止他人探訪及監察裡面發生的事。」她以其他營地為例，在科斯島（Kos ）難民營，羈留者可以保留電話，不過必須拆除鏡頭，同令外界更難監察，而在 Lesvos 難民營，連難民代表律師都需要事先向官方申請才可入內，還不一定成功。
她希望在十一月申請入內，但短促地笑了一聲，說寫了文章批評營地做法，「唔知佢哋准唔准。」即使此路不通，她仍望再循公開資料要求，向當地政府、提供科技的公司，索要新營地內 CCTV 或監控的用途 — 但估計需時。
政策監管追不上高科技，Molnar 指國際間公民社會只能追在後頭跑，往往直到與入境高科技應用的政策出爐、先導計劃落實後，才再追問：「私隱呢？歧視呢？人權呢？」
難民營開幕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Michelle Bachelet 曾公開呼籲，各國暫緩（moratorium）使用屬於各侵害人權的高風險科技，例如以人工智能分析人的動作及表情，並鑑別情緒，並應用於警察拘捕、審訊之上。
聯合國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UCLA）法律系教授 Tendayi Achiume 去年出版一份有關科技使用加深種族歧視的報告，警告「智慧邊界（smart border）」趨勢，尤其加劇生物監控，令移居（displaced）人群的權利受侵害，例如要求難民尋求庇護時進行瞳孔識別，或西非將推出疫苗護照「Covi-Pass」，就令難民的遷徒自由受限。報告中稱，當有權力的大國，選擇在危脆的人口身上實驗入境科技，「收集數據絕對不是非關政治的做法」。
同樣有份草擬報告的 Petra Molnar 說，聯合國報告可以向各國政府做示範，但由歐盟法案的無約束力（non-binding）動議，落地至本地法例，理想與現實卻往往存在巨大落差，「難以實行（non-enforceable）」。
她解釋，長久以來，在邊界之間的難民均特別脆弱，公共行政上，各政府部門在公民身上推行措施，需要經過多重問責程序，在入境事務及移民（migrants）群體往往缺乏監督，形容維護其權利的機制「特別模糊、酌情處理，又軟弱」，而在歐盟國家以高科技篩選入境難民，以及監控水陸邊界，亦越見頻仍。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Molnar 與一群難民坐下討論其尋求庇護的經歷，如何被高科技的應用影響。其中一名三十多歲的難民，已四年沒見到太太，一邊轉着婚戒，一邊形容自己被迫放棄的個人資料，每次被被掃瞄的指紋同虹膜，令他自覺像「一塊無生命的肉」— 這句話令她印象深刻，其後出版有關智慧邊界的研究報告。
早在 2017 年難民湧入後，德國已推出先導計劃，以自動決策系統（automated decision making system）作審核難民的決策，包括人面辨識，或語音辨認（voice recognition）系統，以不同的地域口音、或面部特質分析難民的來源國及地區，核對文件資料，判別真偽。
Molnar 稱，這種做法引起數據保護及歧視的考慮，由於人工智能系統設置數據基準時，會受人的偏見影響，人面識別已多次惹起種族歧視（racist）爭議，而隨時間及環境影響「人的口音會改變」，語音辨認國籍並不可行。
她進一步指，國與國之間，執法及入境單位數據庫互通有無，對邊境移居的人群加劇控制及刑事化。上月初德媒 《明鏡》經連月跨國追查揭發，在克羅地亞及波斯尼亞兩國邊界，克國追捕犯罪分子的特殊「影子部隊」蒙起面，暴力驅趕難民回到波國。Petra 稱這種「推離邊界（pushback）」的做法，無疑把難民當成罪犯，違反國際法，違反《難民公約》。
與此同時，一整個圍繞人工智能與監控的產業已誕生。
越來越多跨國公司收集、儲存及分開數據，但缺乏監察，她形容往往在「第一國發展技術、第二國改變應用用途，販賣技術至第三國」，令規管或模糊或困難。Molnar 指，雖然歐盟名義上有嚴格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規管任何握有歐盟成員的商業組織、供應商、非營利組織及政府機構，或者令配載式監控科技難以應用，不過在羈留及審核程序上，一來，難民不是歐盟國民，二來，因需向該國尋求庇護，難以行使其權利，「無能力拒絕」，等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行政羈留的問題就是，你可以留在此國，是因為進行中的行政程序，因此該國家就擁有好多權力，可以用嚟對付你。」
一得悉香港大潭峽懲教所的情況，Molnar 便覺與薩摩斯島上難民營相似，將湧入的入境者刑事化（criminalise），並在入境政策上應用更多高科技，均是國際上的潮流 — 不論是國際拘留聯盟（International Detention Coalition, IDC）總幹事 Carolina Gottardo 、難民研究學者 Stephanie Silverman 還是加拿大人權律師 Petra Molnar 均稱，香港政府將智慧監獄應用在羈留者身上，是諷刺地堪稱「領先全球」，令人憂慮。
Silverman 更稱，外國配戴智能手帶，多是用於社區內的羈押，形容監獄內仍要配戴手帶是「瘋狂（crazy）」的做法。
身為國際人權律師，Molnar 稱行政羈留及刑事關押明明是兩件不同的事，受不同法律限制，卻往往被混為一談（conflating the two）。她覺得荒謬，羈留者明明沒有犯罪，「有時刑事法律制度下的人，可以享有更廣更多的權利，例如律師辯護權、上網或者用電話 — 而入境羈留者係冇。」
她指，不論在邊境還是羈留應用新科技，均構成一個「高科技圓形監獄」，千方百計將難民逼回去受折磨的國家，而當局似乎忘記了一點 —
「『免遣返』原則就係難民相關法例的基石。」
Silvermann 認為給予尋求庇護者免費的法律代表，是唯一正確的路，因為如果尋求庇護者獲得公平的法律程序，會更易接受遣返的決定 — 香港亦明顯使用此做法。不過，按入境處數字，遣返聲請拒絕率達 99%，而由 2014 年至 2020 年，在酷刑聲請上訴階段有法律代表的聲請人，僅百分之八。
國際拘留聯盟（IDC）是由四百個全球關注羈留情況的組織組成，提倡以其他方式替代羈留。
總幹事 Carolina Gottardo 說：「解決之道是『替代羈留（Alternatives to detention）』的方式，而不是尋找另一種羈留方式。」她指出，入境命令下被行政羈留的人，被當成刑事法例下拘留下的罪犯，完全是「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te）」的做法。
「政府有權控制出入境（immigration），卻不應施加懲罰或限制，最好是有個案主任跟進及支援他們，令他們保持社區參與（engaged），但不失去自由。」她指出，使用即時的社區個案支援，相對懲罰性質的做法，更人性化，亦可更省成本。
按《入境條例》，香港只有擔保代替羈留此一選項，免遣返聲請者並需要定期到入境處報到。
何謂「替代羈留（Alternatives to detention）」？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自 2004 年起，已推行被稱為電子監禁（e-carceration）的電子腳鐐選項。根據一份美國研究報告，至今年五月，美國的「替代羈留」 （Intensive Supervision Appearance Program, ISAP）計劃包括近十萬人，除了突擊家訪，三成人用配備語音識別（voice printing）的電話報到，三成透過電子腳鐐進行 GPS 監視，而三成五在手機安裝人面識別的應「SmartLINK」，顯示出大規模監控替代羈留的趨勢。羈留者平均被監視長達 837 天 — 前年美國當局曾破天荒利用 GPS 監視裝置的數據，大規模拘捕七百人，引起私隱權爭議，飽受外界批評。同時，監控成本亦相當高，當局今年度花在羈留的預算高達 28 億美元。
Silvermann 指已有研究指出電子腳鐐效果欠佳，配載者不僅因長期配載腳鐐出現傷口，而污名化所帶來的效果，亦影響其精神健康、人際交往、工作等情況。電池沒電時，他們甚至要在公眾場所趕忙充電。
「私隱權對羈留者身心健康非常關鍵。」Gottardo 指出，IDC 的成員中曾報告，有個案因入境羈留遭受嚴重的抑鬱症及創傷後遺症，而缺乏私隱亦會構成精神負面影響。她指香港大潭峽懲教所在廁所安裝監控鏡頭，情況可怕（scary），而國際上仍未存在監察高科技監控的機制，形容現象「急需研究（understudied）」。
今年六月，聯合國移民網絡組織了一次網絡閉門會議，參與者包括學者、公民社會組織代表、來自 37 個國家及歐盟的官員、聯合國代表等等，IDC 亦有出席，討論社區為主、支援性質、針對個案管理工作，如何合乎道德（ethical）地使用新的「替代羈留」應用科技，會後報告總結十個重要條件：
《立場》曾查詢大潭峽懲教所有否保障羈留者知情及私隱權，通知羈留者 CCTV 錄影用途及智能手帶收集的資訊用途，保安局回覆中則未有提及。
近兩年，智慧監獄在各國如雨後春筍推行，難道必然意味着更多監控？
2018 年十月，芬蘭開展「智慧監獄計劃」，是世上第一個推行智慧監獄的國家。不過「開放式監獄」一概念，早在 1930 年代在當地萌芽。服刑期間囚犯可以每日通勤上班，保住原本工作，因剝奪自由本身已為懲罰。
今年三月，當地首個智能監獄「Hämeenlinna」啟用，每個囚室均安裝一部有獨立系統的手提電腦，讓囚犯發訊息、提交要求、與職員視像會面、聯絡獄中醫生、親友、NGO、政府服務以及更生中心。囚犯可用它來上網，但限制瀏覽「白名單」上的網站，也可用電腦來線上學習以及購物，甚至上大學提供人工智能的課程。不過，監獄職員仍會監控囚犯的線上活動，以及與外部聯絡的視像通話。
根據該國智能監獄項目的負責人 Pia Puolakka 撰文，早於七十年代，外國已有研究指囚犯越多接觸親友，重犯率越低。因此即使外界憂慮囚犯與別人交流會減少，監獄仍會保證他們有足夠、具意義的交流活動。
與香港較接近的則有另一例子，台灣第一所智慧監獄 — 嘉義看守所在去年末啟用，准許囚犯與親友遠端視訊、購物，健康手環除了實視監看生理指標，也可與醫生遠端覆診。
然而，在人權與監控之間，存在另一個極端。據《南早》前年報導，中國同樣於唯一司法部直屬的燕城監獄，推出人面辨識及感應監控系統，同時可監視二百名囚犯，一有任何異常行為，即會發警號，受訪官員亦稱連來回踱步或被視為可疑行為，因這顯示焦慮或興奮情緒。
至於新加坡，三年前提出「無守衛監獄（Prisons Without Guards）」概念，似乎嘗試從中取得平衡，除了以視像監控系統「Avatar」監控獄中異常行為如打鬥，同樣向囚犯提供平板電腦，加載電子書、新聞、學習程式等，亦允許電子收發信件，使用智慧手帶檢查工作出席率、發放薪金及使用購物系統。
「懲」與「教」中，港版智慧監獄似乎更重前者，多談監控，少談更生。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處理囚權個案多年，認為智慧監獄不應純粹由管理角度考慮，反而應協助在囚人士對外聯繫，例如上網及打電話，「你可以話你驚安全紀律問題，外國咁多經驗，人哋做到點解我哋做唔到呢？ 」
蔡耀昌形容懲教署做法「因循」，十多年前社協已提出讓在囚人士上網的建議，而署方亦有作研究，但當時考慮包括「走上網去研究點樣製造炸彈，咪大鑊」，不過現時若推出網站白名單，配以監控，理應可以確保安全。
論囚犯上網，比利時行得最前。該國早在 2014 年已推出「Prison Cloud」上網系統，每個囚犯均獲發 USB、帳戶及密碼，可瀏覽指定網站，雖然不准上 Facebook，但可上求職網、租看電影（包括 AV）、遊戲、書籍及音樂，也可打電話，與職員溝通以及閱讀法律文件。據 BBC 報導，Beveren 監獄負責人指此一措施可有助更生，避免囚犯脫節，回歸社會，「社會改變，監獄都要改變」。
據報導，去年懲教署推出試驗計劃，向約 40 名在赤柱監獄服刑超過 12 年的囚犯發放平板電腦，裝有約 700 本電子書、遊戲及更生相關的錄像資料，署方未來希望擴大計劃，讓囚犯收發電郵。
「我哋想學習，懲教想更生，改變我哋。我哋冇得睇學習資源，可以點樣學習？」外籍女囚犯 Thandiwe（化名）身處的監獄未有推行上述計劃，她受善心人資助兩萬多元才可就讀進修課程，近月需前往更生事務組電腦室，才可觀看長兩小時的錄影教材，每周觀看半小時，一共四次，其中兩次卻因校方延誤送帶、保安等理由取消，即使向福利官申請，亦無法補看。每天工作後，她均挑燈夜讀，然而缺乏購買教科書的渠道，得悉如果持有平板電腦，可以下載片段，時常翻看，甚至下載課本，「一樣都係學生，會容易好多」，遂感到「不公平（unfair）」。
據懲教署網頁，現時親友視象探訪需預先申請，並僅限不便前往的人士，僅赤柱監獄全面推出視像親友探訪服務試行計劃，但仍需前往荔枝角收押所連網。
「如果本地囚犯都咁，咁我哋呢？」Thandiwe 多年未親眼看見萬里之外的女兒，一直只能聽見對方的聲音，因為外籍囚犯沒有親人在港，才可獲准致電親友，冀望智能監獄能顧及對外接觸的需要。
目前「在囚人士綜合智能通訊系統」僅在大潭峽懲教所，供羈留人士使用。蔡耀昌一直倡議容許囚犯打電話，認為香港應仿效外國做法，例如英國監獄在公眾地方設有電話亭，只要預先登記親友名單及電話，便可致電親友，過程中亦有監獄職員監聽及錄音，而美國監獄亦容許囚犯使用外判研發的 Jpay 系統付費收發電郵，亦逐步讓囚犯購買不連網的平板電腦。
蔡耀昌嘆，即使社協慣常一年一度與懲教署會唔，但署方仍未有獨立機制承認 NGO，「冇咩地位，入去探都係當朋友」，懲教署亦缺乏吸納外界意見的機制，變相多由管理、紀律方面推行智能監獄，亦未有考慮在囚人士意見，考慮在維護保安或減少人手之餘，減低對囚犯私隱的侵害。
蔡耀昌指出，香港九十年代立人權法時，不像外國設立具法定權力，同時是執行機制的人權委員會，由個案處理、研究到改善制度，獨立監察獄中狀況。現時懲教署投訴調查組屬於署方部門，投訴委員會及上訴委員會分別由懲教署政務秘書、副署長出任主席。據懲教署 2020 年年報，887 宗投訴、求助及查詢個案中，僅 7 宗證明屬實，而過去二十年每年投訴證明屬實個案，亦全部低於 10 宗。他指，由於缺乏第三方監察，令囚權個案往往只能循司法途徑申訴。
「坦白講，九七後特區政府對人權非常之唔重視，而家由於紀律部隊以至警權嘅膨脹，都會令到整個政府重視所謂紀律、治安、安全遠遠多過人權。」
訪問之時，「石牆花」仍未解散。囚犯家屬仍可前來領取物資，邵家臻感慨，懲教署與人權組織之間不但「冇對話」，更「好似平行時空咁」，彼此不能看見。
「囚權有囚權嘅起起伏伏，智慧監獄有智慧監獄嘅一帆風順。」他嘆道：「（獄中）係唔存在自由，你講嘅少少自由都應該唔存在，但係冇自由都應該有私隱。」
「揸莊嘅係佢（懲教署），揸權、揸資源、揸政策嘅係佢，我哋只能夠話畀人聽，而家個不足喺邊度，但係好可惜，以而家政治氣氛嚟講，佢會視所有意見為挑戰。」想了想，他修改用字 — 「為對懲教嘅攻擊。」
記者｜鄭祉愉
攝影｜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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