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盟解散之時，暫緩回憶一系列工潮，把視野放回多年累積的力量上。如果說職工盟在香港民主運動背後支援 31 年 ，與國際工運的連繫、議會倡議以及再培訓中心卻是支援職工盟走到今日，必不可少的三股力量 — 卻也成為左報如《大公報》攻擊為「黑金」、抹黑成「外國代理人」的指控。
今日解散，香港人失去了什麼？
傳媒鎂光燈下，李卓人往往是代表職工盟的面孔，他的光芒蓋過了組織內其他人。鄧燕娥素來被稱為李卓人的太太，卻同樣參與工運三十多年，亦曾執掌職工盟，任總幹事十六年，由她奠定職工盟與國際多個勞工組織的連繫，廣受國際工運界尊重；方約恆任李卓人立法會議助二十年，卻是《集體談判權》私人草案的幕後功臣，是議會勞工倡議工作的活見證；鄧燕梨是鄧燕娥的妹妹，往往被左報稱為李卓人的「姨仔」，二十七年來，從零建立職工盟培訓中心，既在基層組織工友，亦為職工盟開拓資源。
還原職工盟 B side story，這裏是三個人撐起職工盟國際連結、議會線和再培訓中心的故事。
「（成立）周不時啲左報都有話我哋『勾結外國』」，職工盟創會骨幹成員鄧燕娥一邊舊倉庫紙皮箱抽出菲林舊照，一邊笑著談起封塵的往事。明明由九五年起任職工盟總幹事，自 2011 年淡出組織後，卻僅被外界視為「李卓人太太」，但她笑稱，在國際工運界倒是沒有這個問題。
自六七暴動後，親共產黨的左派工會因領袖被流放，遭受巨大打擊，轉趨低調，而親國民黨的右派工團實力隨腐化而萎縮，左右派工會分庭抗禮的實力不再。香港陸續出現工人自發組織的工業行動；公務員內部亦脫離國共兩黨政治勢力，自行籌組政治中立的獨立工會聯合會。1972 年，文憑教師因不滿政府減薪兩成罷工，事件又促成香港最大工會教協成立。
左右派工會勢力減退後，獨立工運興起才造就職工盟成立的契機。
六十年代末，不少具外國宗教團體背景的勞工團體，被中國移民潮帶來的勞動力及急速工業化所吸引，來港宣教與提供勞工服務。1968 年「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下稱工委會）在港成立，關注基層需要，在有限人手下以「危機介入」、個案為主的手法介入工潮，到 1985 年，一年處理的勞資糾紛個案高達八千宗，同年勞工處則僅百多宗。工委會著力推動改變，如 1984 年屯門勵利玩具廠倒閉欠薪，千多個工友受影響，工委會便組織工友到港督府門前抗議，迫使政府成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多個獨立工會組織湧現，人數不斷增長，而不少社福機構紛紛成立勞工小組，由社工帶領工友，爭取權益 。
1982 年，適逢香港前途談判展開，國際勞工組織對香港獨立工會產生興趣。「國際食品、農業、酒店、餐館、飲食服務、煙草暨同業工人聯會」（下稱國際食品勞聯）的亞太區秘書長馬偉濱決定破天荒聯同工委會推行一個為期兩年的工會教育計畫，推動獨立工會發展。鄧燕娥因此由工委會總幹事劉千石聘用，成為該計劃統籌處的行政幹事，亦是在此結識李卓人。
根據《國際食品勞聯、香港職工會聯盟與香港》一冊子，當時勞聯認為，推行是次計劃要面臨三個難題，第一，香港工會對政治普遍恐懼；第二，香港工會較不重視獨立工運發展，第三，沒有人相信一個獨立工會中心可以過渡至 1997。
此前鄧燕娥如白紙一張，未處理過工會事務或勞資糾紛，「我一條勞工法例都唔識。」她記得 1982 年 10 月 1 日一上班，國際勞聯代表已逼不及待飛來香港拜訪，一見剛上任的鄧燕娥年輕，已一臉愕然。鄧燕娥也手足無措，十問九不知，對方更面露震驚。她猜測對方的想法：「點可以搵一個細蚊女，乜都唔識嘅，做國際工會聯繫？」最初數年，對方常向她上司劉千石投訴，惟劉千石賞識鄧燕娥的工作態度，堅拒辭退這名新同事，「如果炒咗我，命運就唔係咁」 。
初出芽蘆的鄧燕娥只得在實戰中惡補知識。初上任不久，社工向她轉介一名可口可樂搬運工友。工友說，兩個月前曾發起野貓式罷工，抗議公司所規定，員工違反交通規例即被炒，但明明泊車搬運可樂上落需時。最終講數不果，工友悶悶不樂。
鄧燕娥與工友一起研究罷工失敗原因，開解對方，又招收更多工友一起成立小組。她則摸著石頭過河，邊翻著如「天書」的海外工會教材——瑞典工會中心聯合會議（LO-TCO）學習圈手冊，邊嘗試以新的工運模式直接籌組工會。與傳統工會以人情聯誼為主迴異，新模式核心為工會內部民主，由工人參與決策，爭取社會及國際公義，需定期開會報告、搞工人學習圈等。
漸漸小組成員一變二，二變十。他們每周一聚，鄧燕娥與工友擬定學習內容，大至罷工失敗原因、工會是甚麼，小至立規矩，不可如現存工會一樣，只是打麻雀，嘻嘻哈哈，要訂立章程，開會有議程……逐個課題攻克，眾人分工聯絡工友，招收會員，足有八個月秘密籌組，工友才宣佈成立「太古可樂工會」。「當佢哋一公開已經有好多工友加入咗，所以公司唔可以炒晒」。工友持續罷工六年後，終可獲公司認同，從此有傾有講地談判。
「之後工盟搞咗好多工會，以我所知冇一個有咁嘅醞釀培育過程。」在組織成立的角度，花八個月搞工會，太過奢侈。她視工會如「親生仔」，工友至今視她為契媽。
1984 年 4 月，在試驗兩年後，經工會說服下，國際食品勞聯終撥款成立「香港工會教育中心」，起初支援飲食行業工人籌組工會，其後以團結當時數十個工友自發發起的獨立工會為目標，除出版勞工剪報集、《工會理事手冊》等工會教育叢書外， 亦會舉行國際工運研討會介紹各地工運，與亞洲工會交流。
當獨立工會勢力萌芽，資方亦開始以強硬手段應對，地鐵工會罷工抗議長短更鎩羽而歸是當中一例。1987 年，大埔嘉士伯啤酒廠工友不忍工時長、人手不足且長期受粗口辱罵，主動聯絡工委會求助，由鄧燕娥跟進個案，大伙下班便趕到大埔某工人家中，秘密籌備工會，一度成功發起短期停工。
孰料，嘉士柏採用外國公司應對工運的毒辣手段，派出「狗仔隊」偷拍工友飲啤酒行為 — 但過往一直默許工友炎夏飲啤酒消暑 — 最終以行為不檢為由合法解僱整個核心小組，令工友退休金、補償盡失，工會亦因此夭折。
事後鄧燕娥陷入長期抑鬱，無法釋懷，發夢每每夢見事件，自此一滴嘉士柏啤酒亦未飲過，「今日見到都好好憎」。
要應對跨國企業，她發現國際工會經驗尤其重要。強調專業性質，會員多屬高學歷中產，靠超市足以撐起運作開支的「教協模式」難以複製至基層工會，而獨立工會主力爭取改善勞工法例、個別行內權益，亦缺乏實戰及團結基礎。「香港係冇一個前人學習嘅材料喺度，因為一路以來，都係黨嘅工會，抑係工聯會，工團總會，一個台灣，一個大陸。嗰啲係我哋要摒棄嘅模式，唔去同佢哋學習。」 《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 40 年》一書稱，傳統工會具政治背景，組織模式建基於聯誼、派禮品如蛇齌餅糭，亦「由大佬話事」。
嘉士柏工會事件後，鄧燕娥選擇辭職，遠赴英國華威大學修讀為期一年勞工研究碩士，才重回崗位。
那時候，香港前途問題已殺到埋身。《團》一書中稱，到 1989 年已有二百多個獨立工會存在，代表 17 萬打工仔，除工委會籌組的太古、地鐵、成衣工會外，此前還有教協、社總、大大小小的公務員工會，不過各自為政，組織相當鬆散 ；另一方面，1985 年「勞工界基本法聯席會議」原由工委會、公務員工會聯絡會等 28 個團體發起，選出「基本法諮委會」的七人名單，卻因工聯會左派工會大肆加入，劉千石被警告要「顧全大局」，遭建制工會反客為主，排除異己，取而代之。
受此統戰事件激發，1988 年秋，工會教育中心舉辦，討論本地香港獨立工運發展，有 12 個工會代表，以及 4 個國際工會行業秘書處出席。根據職工盟資料，當時眾代表通過決議案，獨立工會除了爭取集體談判權，更需籌組自己的聯合會，原因是九七前，「香港之獨立工會無可避免與目前社會之政治化過程扯上關係」，需發展共同目標及策略，否則「將會被既得利益集團逐一擊破，同時亦會因為力量薄弱而難於抵拒吸納，破壞工人利益」。
會上亦通過成立工作小組計劃共同教育發展策略，達致建立團結獨立的工會統籌中心。鄧燕娥覺得，長久以來香港工人權益墮後於經濟發展，最大原因在於工人無法參與任何決策，但不可以再「假手於人」，工人必須積極參與，爭取位置。
隨後，本地獨立工會不時舉行會議探討工運未來，直至 1989 年六四事件前夕，鄧燕娥形容眾人才「的起心肝」行動。四月，當北京大學生發起示威遊行之際，香港自主工會聯盟籌委會隨即成立，由劉千石、勞聯李啟明及勞協林華煦等負責聯絡及前期工作；當年五月，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陷入低潮時，當地由工人組成的「工自聯」發起示威遊行接力，亦不例外地被鎮壓。「大家好睇到北京政府立場取態，唔會容納工人獨立自治工會，（要搞）就要快手。」
六四屠城後，當時代表支聯會帶百多萬捐款赴京的李卓人，在返港班機上被捕。「營救李卓人」行動同時，在港籌委更覺得有必要成立獨立於政權外的獨立職工會聯盟，加速進度。
獲釋回港作短暫休養後，李卓人與鄧燕娥二人獲國際自由工聯（ICFTU）贊助，巡迴歐洲八國，如英國、法國、挪威、瑞士等地，拜訪其當地屬會，介紹香港將成立一個獨立工會聯盟，如「拜碼頭」— 為職工盟在國際間的代表性奠下基礎。
1990 年 9 月 29 日，職工盟正式成立 — 屬會 25 個，僱員人數 97,000 人，工委會 5 名幹事李卓人、鄧燕娥、梁寶霖、黎梅貞、陸鳳娥亦脫離工委會成為職工盟骨幹成員。職工盟組織模式則按已故研究工運學者陳明銶教授提出的「瑞士模式」，既重視自治分權，也聚焦團結合作，沿用「聯盟（Confederation）」 組織，既可以照顧工會的自主性，也有聯盟的意思，職工盟的「聯盟」亦由此得名。
「國際平台要所有工會組織參與，所以搞工會真係唔係一家人嘅事。」鄧燕娥認為勞工議題趨勢屬世界性，舉例如企業逼員工假自僱，打工零散化， 是整個工人階級面對的問題，更需要向外國取經，如組織共同發聲，才更有力，因此職工盟成立頭兩年，已加入國際自由工聯成為旗下屬會，令政治立場親國民黨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不再是其在港「唯一屬會」，職工盟時常參與國際食品勞聯的免費培訓課程，亦聲援國際抗爭合作，如南韓的抗爭。
國際勞工運動連結緣自全球化下跨國企業增多，各國工人為抗爭，隨即加強合作資源共享，事實上，根據《中國大陸「多邊外交」之回顧與前膽》一文，開展多邊外交、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亦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政策，即使中共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亦致力建立國際聯繫，除了與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簽署協助亞太工會發展的「南南合作協議」，去年亦籌集防疫物資送到奧地利工會，中國駐澳地利大使稱要「㩦手在國際工會運動中支持多邊主義，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合作、工人權益和社會進步共同努力」。
在九七大限前，職工盟做出了兩個重大決定，其一，派李卓人參選勞工界議員，第二，購買會址。
獨立工會聯盟成立後，九七主權移交前，鄧燕娥先嘗一波會址的生存危機。時值 1995 年，砵蘭街會址續約之際，業主明言這是最後一份租約，一到九七，將不會續約。作為獨立工會組織，她強烈覺得，職工盟命運「岌岌可危」。
那一年，劉千石與李卓人已進入立法局，職工盟便改由鄧燕娥掌舵。在職工盟屬會營某夜，眾人討論九七後職工盟會否存在，但結論反而是決定移民潮下逆流買樓。鄧燕娥說：「我哋所有人都唔會走，不單止唔走，仲買埋樓，真正仲紮根喺香港。」
「籌款買會址」 — 成為九五、九六年間，職工盟上上下下的最大目標。除街頭籌款、賣奬劵，他們甚至度橋，透過郵政工會申請郵政署「五一百年郵」首日封，在灣仔辦「香港百年郵」展售賣，加上分租細攤位予郵票商，合共籌得逾七十萬，佔首期一半。她笑言策略奏效，工盟上下都沒時間恐懼，「變咗唔得閒驚」。後來零三年樓價下跌，亦是由鄧燕娥拍板再買永旺行另一個單位。
根據《團》一書，1976 至 1982 年是勞工立法黃金期，由於左派工會在推動立法上一片空白，工委會及多個勞工組織反而把握機會，由個案，再倡議，爭取修改遣散費加至個半月資金、七日有薪假及病假、全民公積金、成立職安健委員會等。唯一難以爭取的是集體談判權。
李卓人過去受訪時，曾稱為保持抗爭純潔性，職工盟本不打算參選立法會，但九五年，時任港督彭定康在立法局引入以職業劃分功能組別的「新九組」，由於覺得「不能讓另外的人代表工會」，他於是「被逼出山」— 職工盟派出三個人參選，僅李卓人循紡織及製衣界別當選，趕上私人草案立法黃金期。
當時職工盟入議會，曾惹來勞工小組批評為「入建制」，但分歧不算太大。當時，鄧燕娥已有強烈感覺，爭取勞工權益是一樣艱難，「就算回歸咗，政權眼中，都唔可以畀權工人，集體談判權係承認工人有議價地位。」
趁著九五直選後，民主派主導立法局，職工盟上下仍放手一搏，立即提出兩年立法計劃，通過 16 項立法建議，包括《防止歧視職工會法例》及《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 下稱《集體談判權條例》）。
「好可惜，（如果）李卓人冇坐監，可以講埋一份。」鄧燕娥在訪問中嘆道，只有李卓人能親身詳談職工盟在民主運動的角色參與。
在李卓人以外，如果有誰能詳談工盟議會工作，恐怕是立法會前議員助理，被傳媒稱為「李卓人背後的男人」的方約恆。任職二十年間，集體談判權立法過程，最低工資立法後，均有其身影。
成為議助前，方約恆對工運屬零認知 — 讀港大時做學生會幹事，八九年二月任評議會主席時上京爭取民主《基本法》，卻因中方警告沒舉成橫額，至九零年為學生報採訪過籌組職工盟的李卓人，探討八九後公民社會的興起。畢業後，他輾轉做過政府行政主任三個月、讀過研究生肄業，才終在李卓人、梁耀忠及曾健成的聯合議員辦事處做議助。
1996 年六月，方約恆一上任，便被派研究兩條全新法例 — 梁耀忠的《不公平解僱法》及李卓人的《集體談判權條例》私人草案。前者有現成法例，後者則由零開始。他為此頭痛，直至時任英國工黨首相貝理雅勝出大選，與當地工會聯盟推出法例規管集體談判權，職工盟立即聯繫當地總工會，成功聯絡劍橋大學法律系教授 Bob Hepple，傳送文件，準備草擬港版法案。
十二月，方約恆飛到英國劍橋，花了三天，與教授三次面談，又與李卓人長途電話開會，只為釐清香港法律用字的定義。有別於英國政府提出的法案，成立新架構、新職位或指派某部門處理制訂集體談判權事宜，香港版私人法案不可涉及公帑，需另覓解決方案。因此港版容許私人公司尋求第三方獨立仲裁談判，自費負責，又因香港以中小企為主，只有五十名僱員以上企業，工會在企業內會員人數超過僱員人數 15%，並取得過半僱員授權，才可享集體談判權。
1997 年一月末，一收到草案的初稿，方約恆便急急翻譯中文框架，由李卓人游說議員、工會支持。而時任立法局主席黃宏發定下最後限期，四月復活節假前必須提呈私人法案，不過「畀面」到二讀，才需遞交中文版法案。農曆新年後，方約恆更埋首逐字雕琢，本地化法案用字，加上人手不足，亦需分心為議員撰寫發言稿，曾忙至錯過尾班船回家，在辦公室留宿。
6 月 26 日 — 回歸前五日，《集體談判權條例》才險險夠票，在立法局正式通過。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四個月後《集》已再遭另起爐灶的臨時立法會通過廢除，成為香港史上生效最短的法案 — 有傳是工商界大力反對，短得連尋找試驗法案的機會也沒有。
李卓人曾為廢法絕食五天抗議，其後職工盟向聯合國旗下的國際勞工組織尋求判決，判定政府違反《國際勞工公約》。方約恆形容法案得而復失，猶如「冤枉來冤枉去」，尤其回歸後，私人草案不能涉及「可觀」的公共開支以及政治體制，涉政策則事先需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限制明顯加大。1998 年，李卓人再提立《集》一案，方約恆形容時任立法會主席范除麗泰立即「用最闊嘅角度」將「可觀」的開支定義收窄至一百多萬，等同廢武功 — 他一早對勞工倡議政策幻想破滅，也慨嘆過，與其把爭取工人權益焦點放於議會立法工作上，是否更應切實組織工人與資方談判。
過去只有李卓人一直以職工盟名義參選立法會，到 2011 年代表工人的工黨成立，李卓人翌年立法會選舉才以工黨名義參選 。他曾稱，「現時立法會只能是保持着職工盟維護勞工權益的知名度……要有所收成，前提是街頭長年累月的抗爭。」
九九年，李卓人提出動議立法訂立最低工資，卻僅得九票贊成，民主黨也不多支持。到零二年間，方約恆曾打算離開議會，但因多個工會揭發外判低薪剝削施壓，董建華在 2004 年引入工資保障指引，規定外判最低工資，他見有眉目，打算做多一兩年。豈料一做十年，越難辭職重啟職涯，「你人生仲有幾多個十年呢？」他回想，2010 年最低工資立法通過，更多是伺機而動，緊抓政治機會。除了靠慢慢令輿論轉向，令工聯會不得不支持，另一方面遇上曾蔭權尋求連任，想取得工聯會提名，才在政綱承諾立法。他笑稱，「推動政府接受勞工政策，焦點唔係擺喺政府，要擺喺工聯會度，逼到佢認認真真逼政府先有用。」但議會內可做的還是越來越有限。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李卓人一敗選，在台上第一時間流著淚，向方約恆說一聲「哎呀，真係對你唔住啦」— 教淡定見稱的他一同落淚。李卓人事後邀請他到職工盟智庫工作，時至今日民主派議會路盡，李卓人在囚，方約恆仍在職工盟接案做政策研究工作，但今日政策倡議亦路盡。
上周，職工盟解散前舉行「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天台設置了一個復刻版的「集體談判權天秤」。那天，方約恆曾拿著相機去看天秤 — 回望二十年議會經驗，他自言猶如坐在「觀眾席前排」見證轉變， 有一點點貢獻，例如扭轉港人觀念，同意最低工資是政府有效介入的方法，令一班人改善生活，「我覺得 OK 嘅」。
（本文未完，按此繼續閱讀下半篇）
撰文、採訪｜曾雪雯、鄭祉愉
攝影｜Nasha Chan、Matthew M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