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8日】（明德网Daisy综合编译）外交政策通常是美国总统竞选中的次要问题。 在2020年，甚至比次要还不重要：在最高法院的未来，Covid-19和唐纳德·川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滑稽的动作之间，有关美国外交的实质性辩论已沦为边缘问题。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研究过去四年来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哪些地方做得对。 尽管川普的外交政策中有很多失败和自我伤害的内容，但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政府还是为战略进步奠定了基础。 川普政府也许可以在第二任期的基础上继续增加这些收益，但是若是乔·拜登做总统则很可能让它们作废。
2017年，川普上台许诺要打破美国外交政策的现状。他和他的顾问认为，美国浪费了在冷战结束时占据的突出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布什总统嘲笑联盟，贸易协定和华盛顿全球战略的其他支柱。
川普兑现了他打破传统秩序的承诺。 然而他的很多创新包括-向韩国等盟国索要过高的租金；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机构中撤出而不是在其中影响他们；向独裁者讨好而不是与民主朋友团结；在几乎所有美国领导的联盟中，砸开了缝隙，这对于一个面临日益增长的大国威胁的超级大国来说，是一场战略灾难。世界各国都在质疑美国是否仍然可以以负责任的方式发挥其强大的力量。
然而，在几个关键的领域，川普政府留下了强有利的措施。
最重要的涉及中国。由于双边贸易失衡。然而，他将这种堪称典范的关系和战略背景转变为了竞争，为整个美国政府的鹰派政策企业家创造了官僚空间。
由此产生的政策转变是不完整的。川普在2017年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仍然无可替代，而总统却常常不愿将注意力放在中国令人震惊的人权问题上。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不定、中国影响日益普遍的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也仍然太少。
但是，美国政府确实应归功于复兴所谓的“四方联盟”（Quad）（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于2007年构思，然后于2008年解散）。国防部正在逐步认真地推动美国军方由于未来与北京可能发生的冲突而进行的调整。
而且，如果川普广泛的贸易关税没有切实地改变中共的行为或改善了美国的资产负债表，那此时他们就会陷入一场无休止的对于经济相互依存或是加重脆弱性的争论。然而现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主要是在与北京竞争的细节上而不是原则上存在分歧，这证明了川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场争论。
建设性创新的第二个领域涉及网络空间。在这里，川普政府也帮助美国的政策赶上了竞争更激烈的世界的要求。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担任总统一职的过程中，美国的网络态势以一些非常重要的例外为特征，重点是在这一新兴的竞争领域中培养约束准则。问题在于这些准则主要是由友好民主国家所共有，而不是由敌对专制国家所共有。俄罗斯和中国，以及朝鲜和伊朗，已将网络空间用作黑客入侵，间谍活动和政治干预的舞台。自2017年以来，美国网络司令部已转变为更具侵略性的战略，以“持久参与”和“前卫防御”为特色–进入竞争对手的网络并使用破坏性行动，或者是威胁性行动，以使他们失去平衡。
第三，政府对中东和平采取了由内而外的方针。这导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谈判降级，以支持以色列与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类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解。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是原创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政府可能已经尝试过类似的方法，而取得的进步既来自阿以对伊朗的敌视，也来自华盛顿所做的一切。还不清楚这种方法是否最终会和平的方式最终说服巴勒斯坦领导人，还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催化暴力行为再次泛滥。
但川普的举动确实反映出人们已经意识到，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已经黯淡。此外，它应通过公开宣布以色列与其以前的一些敌对者之间的合作，鼓励更大的中东地区进行积极的战略变革。
民主党候选人与共和党主要参议员之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更为整体的中共战略，这一战略将把世界民主政体的统一放在首位，并对中国的技术挑战做出多边反应。
新总统总是面临抛弃前任总统最重要举措的诱惑。如果民意测验准确，拜登获胜，政策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这三项有利的外交策略。
来源：Bloomberg Opinion，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