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自由專制」破局之際 馬嶽書寫《反抗的共同體》:搞清楚 2019 香港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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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大學成為戰場,包括中大。一年後走入中大校園,除了二號橋被圍上重重鐵網,有關抗爭的痕跡已愈來愈少。

聯合書院圖書館對出一幅牆,牆上本來有許多被撕破的文宣殘骸,及膠紙痕跡。馬嶽早前接受《明報》訪問,所拍照片就以此為背景。報道刊出後幾天,我們經過同一地點,發現牆身已被髹上白漆,乾淨如新,彷彿 nothing really happened。

「我估過多一年兩年三年,一路下去,大家感覺會不一樣。」研究香港政治及民主運動近 30 年的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坐在那幅牆對面的鄭棟材樓辦公室裡說,「經歷了那麼多年就知道,之後一定會有好多『另一啲』的書,會睇到不一樣的版本。雨傘也是這樣。」

他最近出版新書《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全書厚達 400 頁,共 20 萬字。序言中有一句:「書除非被燒盡,始終是重要的紀錄。若干年後,很多人可能會選擇忘記,或者害怕想起 2019 年發生的事情。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很多人記著 2019 年在香港發生的事。」

聯合書院圖書館對出一幅牆,牆上本來有許多被撕破的文宣殘骸,及膠紙痕跡。馬嶽早前接受《明報》訪問,所拍照片就以此為背景。報道刊出後幾天,我們經過同一地點,發現牆身已被髹上白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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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嶽開始寫這本書,是在 2019 年 8 月 12 日。

此前一夜,一個急救員在尖沙咀被打盲右眼,警察喬裝示威者在銅鑼灣打人拉人,在葵芳港鐵站內射催淚彈,在太古港鐵站近距離向已轉身離開的人群射胡椒彈。不難想像,馬嶽帶著怎樣的心情展開書寫,「書中的不少字其實是很多次關掉直播咬著下唇寫出來的。」這也是不少香港人去年的寫照,「唔會冇情緒啦。」

反送中運動期間,馬嶽在報章寫過不少夾雜情緒的專欄文章,如去年 4 月民陣第二次反逃犯條例遊行當日,他寫:「我們就要挺起胸膛、真誠磊落,大聲說出國王是沒有穿衣服的,生活得有尊嚴」;6 月 9 日百萬人遊行那天,他諷刺政府做法令人摸不著頭腦,「識得笑,其實好好笑」;9 月,獅子山連成人鏈,《願榮光》響徹街頭,他說,「沒有永遠的政權,這個夏天造就的香港人身分,將會開展一個新的時代」;到 11 月警察進攻大學校園,他慨嘆,「中大的處境不就是香港嗎?」

但翻開新書《反抗的共同體》,卻是另一種文字。馬嶽的行文平淡(或平實),也沒什麼情緒。他說,刻意要求自己抽離地寫作,一來因為「用專欄式情緒灌注去寫二十萬字,個人會爆」,二來他更希望就整場運動提供一個貼近事實的記錄與分析,「想對件事有個 account(說法)」。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中大二號橋上,有人留下塗鴉

反送中運動曠日持久,事件繁多,馬嶽有條理地整合成全書 13 章,由時代背景(第一章寫雨傘運動後的政治環境) 、內裡邏輯(第五章寫「和理非與勇武的螺旋」、第六章寫「政權策略」)到運動的影響(有兩章分別寫國際、台灣),無所不包。

他強調,其記錄不純粹是流水帳,更關鍵是 contextualize — 事件是怎樣發生的?上文下理、來龍去脈又是如何?再簡單來說,就是講因果:「香港行到嚟呢一步有個因果,(反送中運動)好多件事,點解七一會衝入去立法會有因果,六一二為何這樣發生也有因果。無論將 context set 在相對短的時間,或是宏觀香港九七後的政治發展,都是這樣。」

書寫事件來龍去脈重要,因為馬嶽意識到,詮釋歷史往往是一種話語權之爭。「過三五七年之後,不敢排除好多嘢都會淡忘,我亦好相信會有其他版本出來 — 例如究竟 721 發生什麼事…」他笑道,「尋日先有朋友話,去商務搵你本書先發覺一大堆『嗰啲』,哈哈哈,我話商務點會有呢小姐,你都唔化嘅。」

馬嶽也承認,愈投入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人,其實愈不需要這本書;與其說,《反抗的共同體》是一本用來買返嚟細讀的書,倒不如說它更像參考讀物,擱在書架上,有需要才用來查。

那什麼時候會有用?寫作時馬嶽在想未來 — 假如若干年後,香港的中學教師想向學生介紹 2019 年香港發生過的事,可怎樣做?「第一,他的課本可能無(相關內容)喇,第二他在民間睇到的可能很不一樣。現在的中學生當然身歷其境,但十年後(的學生)對件事的睇法可能不一樣。」他續道,「似乎有需要有本咁嘅書。」

攝於尖沙咀美麗華商務印書館,馬嶽新書的包裝被拆開,而旁邊則是屈穎妍的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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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共同體》嘗試 make sense of 2019 年香港發生的事,而對馬嶽而言,在令讀者能夠  make sense 之前,首先要他本人搞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馬嶽研究香港政治發展近 30 年,今個學期,他在中大政政系繼續教一科「政治學初基」。課堂其實不太觸及香港現況,但講述一些理論時,例如政府應然的功能,「就好似有啲離地」,他笑說,「我無心虛呀,但唔係呀嘛,『政府應該保障人民安全』?Rule of Law?」

他直言,無論是去年運動期間以至現在,自己有太多想不通、無法 makes sense of 的東西,尤其對於中國和香港政府。「政治學主流是用 rational choices 去解釋政治人物的決策,前提是你做那件事的利益衡量是合理的,但 2019 好多事你覺得不合理。」

舉個例,「蒙面法的目的是什麼?是 provoke 啲人上街,等佢打爛哂條街,定係真係諗住會有用?從法律上分析,蒙面法係唔會有用嘛。可能對某些人,如公務員,有阻嚇作用,但對勇武唔會有用啦。」又例如去年 11 月發生的事,「點解要打入大學,而家我哋都諗唔明。打入大學引來的國際代價,他們是否不知道?有無咁戇居呀?從政治學角度,你唔可以用『戇居』來解釋好多嘢嘛,唔符合政治科學的原則嘛…」馬嶽不忘補充,「雖然戇居是真的會發生的。」

5 月 22 日,特首、司局長,連同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見記者,支持立國安法

唔 make sense 的政權,形成無數扭曲而無法用常理解釋的現象。「香港有好多嘢好獨有。舉例,even 在大陸,你個市長做成咁,都一定換鬼咗喇掛?但反過來,一國兩制的特殊性令林鄭可以繼續做……十幾年前啲人已咁樣講董建華,不幸地我哋繼續 loop 緊。」

政權策略令人抓頭,抗爭者的投入則明顯比較「講得通」。《反抗的共同體》封面印著一句:「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所指的是 2019 年夏天抗爭的共同經驗,營造了一個新的香港人身分,馬嶽在書中寫,「這將會根本地改變中港關係和其後香港政治的走向」。

於是有了書中「反抗運動與香港人身分」一章,馬嶽先略述香港身分認同的前世今生、政治運動與身分認同的關係,以及多年來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變化,接著以身分政治來解釋反送中運動如何動員 — 最初是小眾身分動員(如中學校友、一群師奶),其後隨著不同地區出現遊行、連儂牆,逐漸衍生出地區身分認同,以至「保衛家園」的意識,最後透過在運動中的各項抗爭實踐(如喊「光時」口號、合唱《願榮光歸香港》,以至更廣泛的 — 團結一致對抗強權),成就了一個新的命運共同體。

「很多香港人共同經歷傷痛、榮光、亢奮、憤怒,又再傷痛、榮光、亢奮、憤怒。許多個各自無眠的深夜、血汗混和腳步的日子、淚水和髒話伴隨著看直播的晚上,把支持運動的香港人縛在一起。這將會根本地改變香港的發展軌跡。」馬嶽寫道。

2019 年 11 月 18 日,彌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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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抗爭促成命運共同體」這一點,由去年 7 月梁繼平在立法會開始講起,其後經無數論者、政治人物 pick up、延伸再講,如今幾乎個個抗爭者都對此琅琅上口。較少人 make sense of 反送中運動的角度,卻是它將如何「根本地改變香港的發展軌跡」?

馬嶽的答案是:反送中運動打破了多年來香港「自由專制」的政治賽局。

「過往所有嘢都有個 frame(框架),政權有個 frame,就是『自由專制』(liberal autocracy) — 只要你唔觸犯某些底線,佢可以畀你充份自由,尤其是經濟層面。但佢又唔會俾你挑戰到佢管治、行政的權力。」在這個由中央設定的遊戲框架下,香港人玩了足足廿多年。

八十年代開始觀察香港民主運動的馬嶽在新書中便分析,基於「自由專制」框架,由民主派所主導的運動多年來一直有數項策略上的禁忌:一、堅持「和理非」抗爭路線;二、不直接遊說西方國家介入並以制裁手段向中國施加壓力;三,避免及減少直接挑戰中央政府/領導人;四、不以「香港獨立」作為口號與目標,甚至避免出現相關意含及聯想的舉動。

2007 年民主黨區選誓師大會。

這些紅線的出現,有其時代脈絡。「八十年代民主運動是一個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帶領的運動,當時民間好保守,他們不可能採取好激進的手段,因為民間唔會有 favourable 的反應,民主派如果用激進手段,好快會被政權 marginalize。」馬嶽說,其時民主派缺乏動員力量作為議價的籌碼,只能嘗試 engage 政權,「等佢覺得普選沒有什麼大不了,呢班人(民主派)上台唔會死人」。另一方面,民主陣營領袖經歷過六四,對中國獨裁政權有更深刻的理解。「佢哋覺得打起上嚟對方可以好殘忍,所以唔好惹佢哋。雨傘運動其中一個 factor 是舊的一輩好驚會重演六四。」

直至九七以後,主權易手,香港民主運動處於「搵路」的過程。到了 2012 年,習近平、梁振英分別上任中港元首,「啲人開始確認那種慢慢會走向普選的想像,不是必然。結果就向激進那面去。」馬嶽說,這是政權造成的果。「原來的民意機制可發揮的政治影響力,佢哋完全唔 show,更不斷介入、干預,令自治不斷萎縮。」

廿多年來,「自由專制」遊戲能維持下去,關鍵在於玩家心態,「一定要你啲人投入,覺得有得玩、好玩,可以 content(滿足),繼續玩呢個 game。」結果近年事態發展卻是相反,「個 game 愈來愈唔好玩、愈玩愈縮嘛!啲人會覺得『你昆我』,我必須跳出呢個 game 才有新天 — 即使唔知個『新天』係乜。」

馬嶽指出,反送中運動跟 2012 反國教,甚至 2014 年雨傘運動顯著不同。例如傘運,「大台」小心守著上述幾條紅線,如謹慎地不讓外國政府介入,強調這是香港人自發的運動,佔領初期亦嘗試跟政府高層對話以拉近距離,甚至試圖與中央「溝通」,「學生相對是好認真寫信畀習近平 ,相對怕得罪佢。」馬嶽分析,「這跟上年十月一號擺佢張相在地下踩,是兩回事。這件事泛民領袖不會做,如果泛民領袖能控制局面亦會叫人唔好做,但到上年 9 月 29,好多人撒溪錢,已經無人控制到任何人。」

2019 年 9 月 29 日,銅鑼灣「全球反極權大遊行」。(攝:朝雲)

馬嶽形容,經年累月的政治挫折,令香港人出現很大的「破局」欲望,以至「置諸死地而後生」式的想法,再加上運動的指導思想是「無大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而傳統民主派幾乎沒有領導或制約運動的能力……反送中的抗爭遂不停突破過往民主運動的禁區 — 包括使用暴力、不避忌「光復香港」的口號,運動亦很早已尋求國際支持,到了去年九月遊說西方國家制裁中國及香港更幾乎成了抗爭的主線。

這種策略上的破局,卻可能成了北京拒絕讓步,甚至強硬回應的觸發點。《反抗的共同體》書寫期間,港版國安法通過並實施,終於觸發「攬炒」及制裁,但亦令平民百姓人心惶惶。馬嶽在書末坦言自己「未能總結」:「香港人在 2019 年的這場震撼世界的反抗,根本地改變了原來的棋局,也因此將香港置身於更大的不可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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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賽局換了,惡法就在每一個人的頭頂。作為經常寫字和說話的學者,馬嶽坦言有少許擔心,「有時會諗,講邊啲嘢會出事呢。」但做事和說話的方式,還是一樣,「像我這種評論了十幾廿年的人來說,有時講完先至…咦!但都講咗了。於是七月一日前(國安法生效日)咁講,七月一日之後都咁講。從另一角度來說,國安法闊到那個程度的話,用快必(被捕)標準就大家都有事,數以萬計人被捕,所以都防不勝防。」

於是他反而覺得,真正需要適應的是香港人的心理狀態。「例如我唔信佢可以炒哂所有教師,然後換三萬個藍色的入來。佢都係炒一個,都已經係『尷粗』嚟。目的是影響所有人的心理,等你地唔敢將仔女放喺香港,走哂去移民。」

馬嶽說,「制度環境是會改變,但 so far 我覺得好多嘢都係攻心的。心理上,大家需要思考多啲。這將會是下一個階段的 game 一個幾重要的部分。」他在新書序言則寫道:

謹以這書獻給

那即將到來的日子。

 

馬嶽《反抗的共同體》

文/梁俊勤
攝/Sheryl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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