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宗在公眾地方妨擾案中，15 歲男學生承認堵路候判，裁判官明言，「我輕判佢，律政司上訴，對於被告影響更大，俾佢錯誤 expectation。」
反送中運動至今年半，逾萬人被捕，包括近 4,000 名學生，有逾 1700 人未成年。而律政司多次不服法庭判刑過輕，向年輕被告提出刑期覆核。
去年底《施政報告》，特首林鄭月娥曾一改口風，提出可以用警司警誡、守行為等方式處理案件，不用正式檢控。她自稱「心痛」年輕人，希望「傳遞到我哋係好關心佢哋」。
到底政府有否「心痛」年輕人，從輕發落？抑或如外界認為，根本一直在趕盡殺絕？法庭又怎樣應對這些針對大批年輕人的檢控？
《立場新聞》反送中案件統計系列專題「後生有罪」，首篇分析林鄭月娥特意在施政藍圖中提及的「警司警誡」。
政府一直強調「犯法就是犯法」之際，去年特首林鄭月娥及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均曾主動提起「警司警誡」措施，說要讓年輕人有「改過自新」機會，隨即引起討論。
其實「警司警誡」並非新事，措施自 60 年代已推出，最初局限於 14 歲以下被捕者，及後三度延伸至較年長的年青人。目前， 18 歲以下的被捕者可由警司或以上職級警務人員可行使酌情權，作出警誡而不提出起訴。接受警司警誡者無需留案底，但有機會要接受警方監管兩年，期間警方或會定期作家訪了解，他們亦可自願接受社工跟進。
2005 年起參與警司警誡後輔導計劃的社工竺永洪解釋，一般被捕人獲保釋後，警方會繼續調查，大約轉一至兩次擔保後，警司則會視乎情況決定是否施行警誡，條件包括涉案少年在獲警誡當日未滿 18 歲、自願及明確承認罪行，「唔係好 generally 話『我做錯啦』，而係要具體認做咗呢個犯罪行為」，而罪行的性質亦通常要較輕微，「有啲case 聽落雖然重，案情都可以係輕微，試過有小朋友係屋邨燒人哋鐵閘個簾，好細火，但都可以叫做縱火」。
社工竺永洪 2005 年起參與警司警誡後輔導計劃
竺永洪又指，警誡形式由負責的警司決定，「見過有警司關門，困個小朋友係羈留室，俾佢有個坐監嘅感覺；有啲就同你講道理，問佢知唔知屋企人湊大你辛苦；有啲就相信 physical exercise，要佢做掌上壓，形形式式，咩都有」。
以他的經驗， 18 歲以下犯輕微案件的青少年，一般獲警誡的機會頗高，特別是社署推出「社區支援服務計劃」後，有社工「指住鼻哥」負責跟進遭警誡者，警方又會再「鬆手少少」，「當時大家都有商有量，睇吓個小朋友啱唔啱做警誡。」
但那是反修例運動之前的事。
拘逾 1700 未成年人 僅 22 人受警司警誡
在反修例運動發生前的 2016 至 18 年間，每年大約有 500 至 600 人接受警司警誡，佔被捕青年人超過三成，而到了 2019 至 20 年，數字大減至不足兩成，2020 年全年僅 402 人獲警司警誡，佔整體被捕青年 17.1 %。
不過，相對而言，在反修例運動中被捕的青年人，獲警司警誡的比率就低至只有 1.2 %。就連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去年 8 月中受訪時亦曾承認，警司警誡是「無盡用到」，應可在更多案件適用，直至上月，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仍在網誌中重申有警司警誡這一選項，建議青少年要考慮。
資料來源：警方回覆《立場》
由於警司警誡只限 18 歲以下人士，因此比率的計算是以被捕 18 歲以下青年比獲警司警誡者。截至今年 2 月，警方在反修例運動拘捕 1752 名 18 歲以下青年，其中僅 22 人能夠以警司警誡處理案件，即每 100 名被捕青年中，平均只有 1 人獲此機會。與此同時，警方落案起訴 462 人，檢控率達 26.3 %。
值得注意是，去年 8 月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受訪透露當時有 16 人獲警司警誡；至林鄭月娥去年 11 月底放話，則有 19 人；而到了今年 2 月，獲警司警誡者增加 3 人至 22 人。半年下來，僅增加了 6 人，平均一個月多一個。
至於該 22 個獲警司警誡青年涉及的的控罪，警方並無公佈，綜合傳媒報道，當中包括刑事毀壞、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年受訪時曾表示，「警司警誡」做法可適用於非法集結及一些不涉及嚴重暴力，如擲汽油彈的案件。
翻查資料，其中三名獲警司警誡的少年被拍到向九巴擋風玻璃噴漆；資深社工竺永洪則向《立場》透露，他曾協助一名涉嫌向警員吐口水、被控襲警的少年，少年最終亦獲警司警誡。
先認錯論引爭議 曾有警長稱予警誡 後遭告上法庭
對於獲警司警誡的人數少，林鄭月娥與鄧炳強給出的解釋是，年輕人要先「認錯」。
竺永洪觀察到，反修例運動中被捕人士傾向對警方保持緘默，「我無嘢講」，警方或認為被捕人無悔意，判斷為不符合警誡的條件。他坦言，站在社工的角度，會希望青少年正面面對自己做過的事，「唔係為咗爭取較輕處理、唔係好似交易咁」，但他也強調：「認都要認清楚」，「唔好係唔清楚個控罪下亂咁認。」
市民對政府、警方的信任度低的社會氣氛下，林鄭月娥的「年輕人要先認錯」說法亦引起外界憂慮，擔心是否誘使青少年認罪。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會長張志偉就曾撰文，質疑警方會出現「反口」的情況，視被捕年青人的招認作為日後指控的證據，「製造青少年認罪的假象」。
《立場》翻查資料，發現曾有反修例案件的辯方律師在庭上投訴，指警長在警署內利誘 16 歲的少年認罪，一度聲稱「如果唔認刑事毀壞，就暴動同縱火一齊告你⋯⋯認刑事毀壞，就可能警司警誡解決」。該少年在警誡下認罪，惟最終被控刑事毀壞、縱火及管有攻擊性武器三罪。
2019 年 8 月 5 日晚上，沙田警署外起火，現場曾傳出爆炸聲。
竺永洪形容，這是不太合宜的手段去「套料」，亦有可能是警員以為可以此方式處理，而警司有其他考慮，「可能大sir briefing 講咗最近呢個環頭多呢類 case，做唔到警誡喎，佢又未必知」，「法例講明警司級先可以俾警誡，你咩級數？你都唔夠班講呢句」。他補充，警誡是警司的酌情權，警司有最終決定權，「認完之後有冇警誡呢，係冇人擔保到」，「yes or no 冇得 review，亦都無得話啱定錯」，這意味著是否給予酌情權，全憑案件負責警司一念之間。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亦有類似疑問，擔心先認錯形同「套料」，曾在立法會質詢上要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承諾，被捕人在該階段所表述的證據或口供不會作為其他用途。李家超則未作正面承諾，反稱政府希望矯正所謂「擔心套料」的說法，並指正正因有錯誤信息，令本來誠心有悔意的人做了錯誤的選擇。
大律師黃纓淇強調，保持緘默是被捕人的權利，而事實上亦有被捕人士招認後被落案檢控，要面對審訊，「 其實有人肯認喎？你又唔話佢有悔意？你有冇放到？」她表示，反而聽過在少年人在警局中遭「打呃氹」認罪，最後被告上法庭，律師嘗試要「打甩招認」。另一大律師亦向《立場新聞》建議被捕人保持緘默，或透過律師以白紙黑字提出建議。他批評林鄭月娥說法如「出口術」，「轉過頭警方又話獨立決定，政府話唔評論個別個案，變咗好似跣你一獲咁」。
大狀黃纓淇
當林鄭提「從輕處理」 而律政司企硬提告
社工竺永洪認為，林鄭表態本身是好的，起碼可令外間關注到這批正在司法程序的年輕人，認知有警司警誡、守行為的處理方式，「特首咁講喎，係咪我個仔都可以咁做？」他正跟進的個案中，亦有律師引述林鄭的說法，向律政司提出守行為方式處理案件，竺永洪曾經相信，這有利於爭取從輕處理。
不過願望最終落空，竺永洪所協助的個案，最終被律政司拒絕辯方建議以簽守行為處理，而另一宗在《施政報告》第二日開審、 17 歲學生被指肩撞警員案件，律政司亦企硬，不願以其他方式結案。事實上，林鄭的「心痛青年」論於去年 11 月發出，至今已逾 4 個月，卻只多了 3 人獲警司警誡處理。
大律師黃纓淇看得悲觀，認為林鄭「純粹係自己講」，自己從未聽過能以警司警誡處理案件，亦未見律政司有相應的措施配合，建議簽保守行為更愈發困難，「我唔知佢離地定咩啦，佢到底唔知唔知入面到底點運作？⋯⋯感覺上律政司都唔係一個共識，純粹係林鄭自己講。」
1 月 13 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於法律年度開啟禮致辭。
文／梁敏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