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周梓樂之死.3】首個發現傷者的人 白帽青年:以真相悼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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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庭外的燈熄滅了。

2021 年 1 月 9 日,傍晚六點鐘,周梓樂死因庭的陪審團已經踏入退庭商議的第 13 個小時。一個小時之後,他們將宣布裁決。庭外的走廊擠滿等待的人們,玻璃窗外,天色昏沉,法庭職員忙著通知,說這是系統設置的自動熄燈時間。

市民證人崔家朗靠牆坐在地上,雙手緊緊抱住腦袋。積累一年的痛苦,此刻再次襲來。他先是抱緊膝蓋,把頭埋在交叉的臂彎;繼而雙手握拳,再狠狠捏實。渾身都在劇烈顫抖,他開始抽泣起來,又拼命壓抑。

所有人都安靜了,包括同樣在等待的另外兩名市民證人蒙偉傑和曾朗軒。下一秒鐘,崔家朗突然站了起來,低頭衝進旁邊的洗手間,門「砰」一聲關上。一陣發自肺腑般的哭聲,傳到外面每個人的耳中,久久不絕。

像這樣的恐慌症發作,在那個發現周梓樂受傷的夜晚之後,他整整面對了一年。

現在,終章將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尚德十字路口(攝:Nash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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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朗有一頂白帽,在周梓樂出事之後,他沒再戴過。他把帽子放在床頭高高的櫃頂,那是一個放雜物的角落,任由時間磨蝕。

他是第一個發現周梓樂受傷倒地的人。這件事就像他的白帽一樣,被藏在心底最深處,直到主動聯絡周梓樂父母、上庭作供之前,他都沒告訴任何人。

崔家朗今年 25 歲,從小在將軍澳長大,從家走到事發的尚德停車場,是聽一首歌就到的距離。小時候不懂政治,父母從內地來港,在家庭耳濡目染之下,他有過「我愛祖國」的時候。直到 2008 北京奧運之後,他讀中學,從通識課了解到「身分認同」的問題。他開始留意日常生活裏語言上、民生事件上的中港矛盾,感覺自己的身分,與中國人有別。

像不少這一代的香港人一樣,反國教、雨傘成了他的政治啟蒙,他支持本土派,曾為梁天琦的崛起而感到有希望,然而隨即而來便是社運幾年的低潮:梁天琦入獄、本土派萎靡不振,這一切都教他感覺難捱。他旁聽了幾次梁天琦的庭審,直到如今,那張公眾席的入庭券還靜靜躺在銀包裏,他希望自己「記得一些事情」。

2019 年,理所當然地,他一頭扎入反修例運動的浪潮,從未想到過,一個秋天的深夜,將從此改變他的生命。

2019 年 11 月 3 日,尚德十字路口,防暴警推進。(立場新聞直播截圖)

那是一個拼盡全力奔跑的深夜。2019 年 11 月 4 日凌晨,放工回家的他知道「尚十」一帶有警民衝突,那就是他家附近,關心之下,他走到尚德停車場,希望了解事件。

凌晨 01:05,崔家朗沿著斜路從停車場二樓高層走到三樓,那天他戴著白帽,被閉路電視拍了下來。上到三樓,他走到最近防煙門左邊的車位後面,走至那裏的矮牆,向遠處眺望,看到寶康路有「豬籠車」以及防暴警察站在那裡。

隨後,他將視線收近,踮起腳,向下一望——

周梓樂垂直於他所身處的三樓矮牆,倒臥於下面二樓行人路,在血泊之中。

震驚之下,崔家朗馬上轉身跑下樓,剛好碰到一名黑風褸青年,便馬上帶他到剛才發現傷者的位置;然後,崔家朗全速向富康天橋跑去、呼救,再向二樓出事處奔跑。

早前剛進入停車場時,他還聞到稍微刺鼻的催淚氣體,整個停車場響著火警鈴聲,嘈吵得厲害;現在,他滿腦子是「大件事了」,所有的聲音好像靜了。

等他跑到周梓樂身邊,他明白傷勢之重。過往他也曾在示威現場見過人受傷,但此刻,看著周梓樂嘴巴一動一動,他腦袋一片空白:「我咩希望都畀唔到佢。我真係做唔到啲咩。」

他再次奮力跑向富康花園天橋,邊跑邊呼救,「我想求救,我希望有人聽到。」他感覺,這個血泊中的青年,時間正在倒數,因此無論如何,他只能全速奔跑。

在消防員到場之後,處於驚慌之中的他,聽到有人說防暴警察進入停車場,於是便離開了現場。

歸家以後,徹夜無眠。他也說不清自己的情緒,只想向好的方向想像:或許他會好起來?

四天之後,11 月 8 日,周梓樂傷重不治,年僅 22 歲。崔家朗感覺,自己整個人從此停頓了。

2020 年 8 月,尚德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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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朗時常半夜到停車場散步。

他總是戴著耳機,讓音樂覆蓋自己的頭腦。周梓樂離世後四個月,在警察拆掉祭壇之前,停車場總是放滿市民自發送來的悼念品,一串串彩色的千紙鶴,一束束素淡的鮮花,還有牆上貼滿的便簽紙。崔家朗總是去到二樓低層、梓樂曾躺臥的位置附近,自己坐下,看看人們寫了些什麼,收拾已經爛掉的花,有時候,他會哭一會兒。

警察拆毀祭壇那一晚,崔家朗也下樓,看看紙鶴們是否安好。

他是心思細膩、體貼的人。他不知道如何開口向別人訴說這件事,這是因為,他不想在困苦的時刻,打擾到別人。

當社會大眾高度關注,不少人都在問閉路電視裏的白帽青年是誰,崔家朗卻明白,自己並沒有目擊周梓樂為何墮下。內疚的情緒敲打他:

「如果整定我要入去,不如讓我早點入去,讓我看到真相是什麼。或者可能再早點,讓我試下阻止件事發生。」他說,「但我都沒做到的時候,我不知怎樣同人交代這件事。」

這一年,國安法降臨,城市山雨已來。他感受到身邊的醫護、老師朋友都開始遭受政治壓力,「如果我提出這件事,我在那裏、但我看不到什麼,這些疑點會令大家更加辛苦。我覺得與其這樣,咁多人一齊承受,不如我自己承受住先。」

尚德停車場悼念

對周梓樂父母,崔家朗也是如此,反覆思量,開不了口。

他一直感覺自己有責任告訴周的父母,可總是感覺時機不合適。2019 年底,周梓樂出殯的日子,在開放給公眾的靈堂裏,崔家朗想:唉,今日的日子,都不是今日講㗎啦。在將軍澳區議會商量是否要以梓樂之名,建一個紀念公園時,有認識的區議員告訴他,可以聯絡到梓樂父母,崔家朗想:無端端自己個仔又上新聞,這個時間都是不好啦。

直到一年之後,死因庭召開,周梓樂的爸爸周德明公開呼籲目擊者聯絡他,崔家朗直接去了法庭。等休庭之際,他走到周德明面前,說:「我有兩句同你講,我就係嗰個戴(白)帽嘅人。」

之所以選擇直接面對面講,是因為崔家朗思考過,如果他先在 WhatsApp 裏將整個目擊過程向周德明用文字說一次,這似乎太冷冰冰;但如果他只告訴周德明自己是白帽青年,然後預約一個時間面談,他又擔心這會為周德明製造過多的期望,最終令他失望。

因此,他直接去到周德明面前。

周德明的第一反應,是擔心與他交談的這個青年,會被媒體包圍。周德明馬上叫崔家朗先離開一陣,崔家朗有點驚訝:「他叫我即刻搵其他人、行一行開先,因為那時出來好多人,擔心如果見到企埋一齊講兩句,可能記者會發現,擔心我會有滋擾。⋯⋯他反而想保護我。」

周梓樂的父親母親(攝:Oiyan Chan)

證人和周梓樂的父母,就是這樣互相保護對方的處境和感受。另一個自願出庭作供的市民證人蒙偉傑,也感受到周梓樂父母的真誠和對真相的執著,間接保護了他們這些自願出庭作供的人。

蒙偉傑在決定出庭之前,與周父母見了一面。他那時問周德明:「我想知道你的目的,或者你有黃藍政見?」周德明馬上截停蒙的說話,他說:不是,整件事我只想知道兒子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死。我和之前那個(陳彥霖)不同,我個仔我一定要知道他發生什麼事。甚至,為了不與政治扯上關係,周德明拒絕接聽任何與政黨有關人士的電話,寧願失去那部分的信息。

蒙偉傑說,周德明的態度以及對傳媒的說法,間接保護了他們這些市民證人,令他們不會被大公報等官媒狙擊,「就會在不知什麼群組見到黑暴啊、黃絲啊,什麼哨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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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庭之前,崔家朗在周家律師見證下,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向周梓樂父母說了一遍。

在小小的法庭證人房裏,青年把埋藏一年的心結,完完整整訴說出來。他曾目擊另一青年的重傷,此刻,那離世青年的父母正聆聽關於兒子最後的故事。

崔家朗的情緒嚴重爆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無法說話,雙手發震,抽泣不止。原本,周梓樂的爸爸坐在他身邊,他站了起來,讓太太坐下。梓樂媽媽捉住崔家朗的手,又輕輕拍拍他的背。

梓樂爸爸在崔家朗耳邊安慰道:「無事㗎,無事㗎,你唔駛咁上心,你無責任㗎。」

這一次決堤之後,崔家朗感覺,自己平復了一點。他下定決心要出庭,幫助周梓樂父母尋找真相:「其實周爸爸有無數個理由有脾氣、有情緒,但他真的處理得好好。⋯⋯我想,真的無論如何都要幫他。真的要做點事情幫他。」

2020 年 10 月 22 日,將軍澳尚德邨十字路口,周梓樂、陳彥霖祭壇。(攝:Nasha Chan)

在上庭之前的幾日,崔家朗的恐慌症多次發作。他告訴自己,如果上庭時只是哭泣,那就當自己贏了。不僅如此,他還感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一方,認為周梓樂的死亡,警察脫不了關係;而反對的一方,則認為周梓樂是意外失足墮下。

對政治的看法,曾讓崔家朗的社區產生更緊密的關係。在周梓樂事件之後,他發現每次樓下有衝突,過往不曾參與的街坊,尤其是上年紀的叔叔、嬸嬸,如今都會在現場,幫年輕人「睇水」,叮囑他們小心。

「我諗就係『自己人』的概念。⋯⋯就是身分認同的問題:你真的當他是自己那一族人,你先對佢如此上心、介懷。」他說,「將軍澳人會有好強烈的感覺,因為你發現大家成長的地方一樣,政治取態一樣,這個人(周梓樂)真的同我冇咩分別,只係名字不同,但經歷的事情,換成任何一個住將軍澳的人,都有機會經歷。」

他認為,一種共同的痛苦,連結起社區:「那一剎那大家的痛是是共通的。」

作為社運抗爭的支持者,崔家朗經歷過一番掙扎,他曾閃過「壞心腸」,想過或許用證供「令事件疑點多咗」,「令警察更加無人鍾意」,這或許是讓自己陣營保持憤怒的「捷徑」。

「但問題係,我更加一世都對唔住、我交代唔到比周家。我只能話比佢知,我見到啲咩。好抱歉嘅係,我好想我見到多啲、知道多啲,但冇,我真係唔知。」

最終,他在法庭上如實講出,自己只看到周梓樂倒臥在二樓低層的行人路上。他痛哭了一陣,成功抵抗恐慌症,順利作供。

「與其讓生命放在一個假象之下記載,不如賦予返佢真相。如實記錄這件事,好像才是對它最尊重的方式。」他告訴記者。

2020 年 3 月 8 日,尚德停車場

在死因庭最後兩天,崔家朗都一早來排隊。清晨近七點鐘,他在法院大樓外打躉,在露營用的小小折疊凳上鋪一張軟墊,坐著等候開門。他笑說早到是與記者的「意氣之爭」,又到處將折疊凳介紹給排隊的人。他與證人蒙偉傑、還有不少記者熟絡起來,時常開懷大笑。記者們似乎也關顧他,不在他離開法院時追隨。

在最後一天,中午時分,崔家朗和「旁聽師」黃柏熹席地而坐,和記者一齊討論問題。

「這個死因庭能看出不同人對生命的看法,」說起死因裁判官高偉雄曾在午膳時發現關鍵影片,崔家朗說,「高偉雄(裁判官)做的事情,是超過他工作的本分,他不只是為了完成工作。研訊主任、陪審團、家屬的態度,令我覺得大家一齊努力的過程,我出來作供,不是沒意義的。」

他又說,死因庭有很多願意堅持的人,包括蒙偉傑。蒙偉傑是第一個主動聯絡周家、自願出庭作供的市民證人,他的兒子在去年底出世,為此他也擔心過出庭會對家人造成影響。「如果他只是為了工作,那他不需要出現。」

「有不同的紀律部隊作供,你見到警察只關心自己有無責任,但消防員會認真講,不會從他們的口供感受到政見。」崔家朗說。

2021 年 1 月 9 日,夜晚七點半,陪審團宣布,以 4:1 大比數裁決周梓樂死因存疑。周梓樂的爸爸對傳媒說,他們想告訴兒子,他們盡力了。

墮樓前的 8 秒鐘,至今無人知道發生什麼事。聽到裁決一刻,崔家朗沒有哭。他感覺周圍的世界很不真實。他走到庭外,點了支煙,蒙偉傑也在旁,和幾個記者一起,一時不知該作何感想。

就在早前,他還不斷回停車場三樓,希望找尋自己或許沒留意的細節;記者問他,如果死因存疑,始終找不到真相,他會如何面對。崔家朗想了想,認真回答:

「你只能在命運的框架下盡力。在成個死因庭裏,法官努力了,家屬努力了,我努力了,如果結果都是不知道,都要接受。」

文/楊子琪
攝/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