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式」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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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美姿】

我發現自己又再一次經歷相同的狀況:按熄鬧鐘早起 — 南昌站 — 西九龍裁判法院 — 遠遠看見橙帶圍封 — 見到仍有人排隊心裏閃過安慰 — 潦草寫健康申報表 — 記者已簇擁大堂 — 排隊攞籌 — 賭大細看能否進入正庭。

我拿住「白票」(白票代表入到正庭)搭電梯上四樓,幾個保安撲出來迎接。相同的狀況今日有了異樣!二號庭門口擺了三個檢測站,我要把背包打開,逐樣物件拿出來介紹說明,水樽一律要清空,接著保安員還拿著那個檢測器,由後腦到屁股到腳眼,再由眉毛到肚腩到腳面把我掃了一回。

「我有這麼危險嗎?」我幾乎吼了出來,但忍住。給保安掃完後感覺如同打了針,整個人頓時安全起來。明明五月尾 47 人《國安法》提堂,也沒有這場玩意;我追問其他記者才得知,十日之前那單 17 歲男和 45 歲女印刷港獨單張案件的提堂,原來已搬出這台「打針機」,為進入法庭的人消毒。我們果然好危險,《國安法》果然安全至上。

而我手裏捏緊那張驗明正身的「白票」,傷感地走入庭內。對於將要提堂的《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和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法庭如臨大敵。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案提訊,西九法院門外,市民排隊旁聽,部分人手持《蘋果日報》閱讀。(立場新聞資料圖片)

我不知道這是否已成為「刻意」安排的「慣例」,但是次提堂原定於早上九點半開始(6 月 19 日),最後負責審理的法官蘇惠德十點鐘步入法庭後,被告的羅偉光和張劍虹才被帶進犯人欄裏。以往總是被告人準時被帶到法庭,然後一起等候法官開庭,中間那些落差了的時空,容讓被告和旁聽人作出有限度的慰問和交流,起碼往還嗌一聲「頂住」。

不過沒有。

法官已然在庭上了,犯人欄那扇門才被打開,一百個旁聽席上是一百雙焦灼的目光;法官已經開聲跟書記交代狀況了,眾人才終於得見失去消息超過四十八小時的羅偉光和張劍虹。大家緊緊盯住兩人的臉,忙著揮手,但一揮手就遭保安示意叫停;大家好想嗌一聲甚麼讓兩人聽到,開口卻無聲。

庭上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大抵因為太靜太壓抑之故。開庭僅兩分鐘,法官就應辯方律師要求,宣佈退庭一小時,讓辯方有時間跟被告索取指示。待法官一離席,庭上眾人就爭取那千份之一秒的時間,朝羅偉光和張劍虹大嗌「頂住呀!」,羅回了一個 OK 的手勢,兩人旋即就被帶走了。

這個法庭早前曾經坐滿了香港電台的記者,這次則坐滿了《蘋果日報》的記者,因為被捕的是他們的同事。做記者是會坐監的,這是社會發放給公眾的訊息,而新聞自由已不再是香港的共識。

這一小時裏,在庭外看到很多蘋果人的面孔。你不知道他/她的樣子,但讀報時多數會見過他/她的名字。《蘋果日報》是最徹底奉行「實名制」的報紙,幾乎每單新聞都附上採訪記者的名字,不過反修例運動之後,《蘋果》記者被起底的情況嚴重,也就再看不到每一單寫上名字的報道了。

11:19 — 重新開庭,大家再經歷一次那種想揮手想喊話的壓抑,而眼前被隔絕的人卻依然未知悉自己干犯了什麼樣的重罪。庭上控方陳述不能報道的案情時,有幾次都引來旁聽席上的譁然,那種悶在鼻子裏的聲音,成為了唯一可以做的表態。

控辯雙方陳辭至 12:49,羅偉光和張劍虹透過律師代表向法庭表示,會辭去於《蘋果日報》和《壹傳媒》的所有職務,接下來就等法官裁決是否給予兩人保釋。經歷個半鐘頭的陳述後,法庭歸於一種遭逢窒息的寧靜,法官在動筆、律師團隊在等候,旁聽者和被告遙遙相望。12:54 — 五分鐘過去,法官請被告站立,然後開口道:「法庭小心考慮過,不認為有充份理由相信被告會不繼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保釋被拒。」(押後至 8 月 13 號再開庭)

接下來只維持不夠兩秒的一幕,讓我難以忘記。法官問被告會否保留八天保釋覆核權利,代表辯方的陳政龍資深大狀迅速站起來,毫不猶豫拋下一句:「唔需要。」聆訊完畢,法官離席,羅偉光和張劍虹二人立即被帶走,旁聽席上的眾人再一次大叫「羅生頂住!張生頂住!」。我知道記者不習慣這套的,他們只能把質問高官的問題大聲嗌出來,但從來沒預設要在法庭對一個被捕的同事或上司喊平安,而且來不及重覆再喊一遍,兩人就消失在門後。然後法庭只餘下充滿淚水的眼睛,卻是非常壓抑的哭泣,沒有呼天搶地。

以往被問到是否保留八天保釋覆核權時,律師有時會走到犯人欄前,再三跟被告確認。這次的迅速回絕,放諸法庭裏面,意外地成為了一種很特殊的姿態,大概就是「蘋果式」的姿勢;由 1995 年開始,直至 2021 年的 6 月。

退庭後在法院地下,看見好幾個人不約而同穿上了《蘋果日報》創刊 26 周年 T-shirt。其中某男人身上,是萬箭穿心那一款,他的背囊插住一份當日的報紙,肩帶掛滿了吊飾。男人和太太一同前來,他退休前是機電工程師,現在則是旁聽師,向來一星期「工作」五天,星期六日放假,但這天碰上《蘋果》兩位高層出事,他義不容辭要來到西九法院旁聽。

「我由創刊買到今日,買報紙買了廿幾年。由開始時有色情嘢我抽起,到今日我只抽起馬經波經。最後要法庭見,當然好感慨。我唔識張生羅生,但之後他們每次上 court 我都一定會來。」他的承諾由日日買《蘋果》,變成撐《蘋果》的每一場court,可見時代的轉變是如此凶狠,而且完全超出預期。

他多番囑咐:「不要只說心裏支持,只有行出來才叫支持,因為社會運動是人的運動,大家要互相看見的。」男人說大家只買報紙不夠,還要把報紙好好的儲存起來,要代代相傳,「好似台灣 228 事件咁,將來有一天,我們每人要把今日的《蘋果日報》拿出來展覽,逐塊還原歷史。每個人都有責任,每個人都有,民間一定要做嘢。」

男人說他不想諗未來沒有《蘋果日報》的日子,說罷別過臉孔。最後很艱難地說了一些假設:「《蘋果》報紙冇咗,可能仲有網,網都冇咗……那我們就回歸人同人見面的日子,傳訊息。」接下來他說的這句話,太平盛世時陳腔濫調,當死期就在眼前時,這是一句必須記錄在歷史的真話:「我們失去的不是一份報紙,是整個民主自由的香港。」

我和男人相對無言,他翻出一個看上去似平安符的繩結吊墜給我看,原來吊墜印住「香港加油」和「旁聽師」;脫下背囊後又秀出來另一個掛飾,金色的鐵牌寫住:「天有眼 鬥長命」。他的終極行動,是找出一疊用橡筋綑住的 USB 手指,給我塞了一個,包裝紙上貼了一張 memo 紙,親手用繁體字寫住:「鏗鏘集 2013-2015(大部份)/2016-2020(全部)/2021(大部份)」

— 好似台灣 228 事件咁,將來有一天,我們每人要把今日的《蘋果日報》拿出來展覽,逐塊還原歷史。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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