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美姿】
我發現自己又再一次經歷相同的狀況：按熄鬧鐘早起 — 南昌站 — 西九龍裁判法院 — 遠遠看見橙帶圍封 — 見到仍有人排隊心裏閃過安慰 — 潦草寫健康申報表 — 記者已簇擁大堂 — 排隊攞籌 — 賭大細看能否進入正庭。
我拿住「白票」（白票代表入到正庭）搭電梯上四樓，幾個保安撲出來迎接。相同的狀況今日有了異樣！二號庭門口擺了三個檢測站，我要把背包打開，逐樣物件拿出來介紹說明，水樽一律要清空，接著保安員還拿著那個檢測器，由後腦到屁股到腳眼，再由眉毛到肚腩到腳面把我掃了一回。
「我有這麼危險嗎？」我幾乎吼了出來，但忍住。給保安掃完後感覺如同打了針，整個人頓時安全起來。明明五月尾 47 人《國安法》提堂，也沒有這場玩意；我追問其他記者才得知，十日之前那單 17 歲男和 45 歲女印刷港獨單張案件的提堂，原來已搬出這台「打針機」，為進入法庭的人消毒。我們果然好危險，《國安法》果然安全至上。
而我手裏捏緊那張驗明正身的「白票」，傷感地走入庭內。對於將要提堂的《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和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法庭如臨大敵。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案提訊，西九法院門外，市民排隊旁聽，部分人手持《蘋果日報》閱讀。（立場新聞資料圖片）
我不知道這是否已成為「刻意」安排的「慣例」，但是次提堂原定於早上九點半開始（6 月 19 日），最後負責審理的法官蘇惠德十點鐘步入法庭後，被告的羅偉光和張劍虹才被帶進犯人欄裏。以往總是被告人準時被帶到法庭，然後一起等候法官開庭，中間那些落差了的時空，容讓被告和旁聽人作出有限度的慰問和交流，起碼往還嗌一聲「頂住」。
不過沒有。
法官已然在庭上了，犯人欄那扇門才被打開，一百個旁聽席上是一百雙焦灼的目光；法官已經開聲跟書記交代狀況了，眾人才終於得見失去消息超過四十八小時的羅偉光和張劍虹。大家緊緊盯住兩人的臉，忙著揮手，但一揮手就遭保安示意叫停；大家好想嗌一聲甚麼讓兩人聽到，開口卻無聲。
庭上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大抵因為太靜太壓抑之故。開庭僅兩分鐘，法官就應辯方律師要求，宣佈退庭一小時，讓辯方有時間跟被告索取指示。待法官一離席，庭上眾人就爭取那千份之一秒的時間，朝羅偉光和張劍虹大嗌「頂住呀！」，羅回了一個 OK 的手勢，兩人旋即就被帶走了。
這個法庭早前曾經坐滿了香港電台的記者，這次則坐滿了《蘋果日報》的記者，因為被捕的是他們的同事。做記者是會坐監的，這是社會發放給公眾的訊息，而新聞自由已不再是香港的共識。
這一小時裏，在庭外看到很多蘋果人的面孔。你不知道他／她的樣子，但讀報時多數會見過他／她的名字。《蘋果日報》是最徹底奉行「實名制」的報紙，幾乎每單新聞都附上採訪記者的名字，不過反修例運動之後，《蘋果》記者被起底的情況嚴重，也就再看不到每一單寫上名字的報道了。
11:19 — 重新開庭，大家再經歷一次那種想揮手想喊話的壓抑，而眼前被隔絕的人卻依然未知悉自己干犯了什麼樣的重罪。庭上控方陳述不能報道的案情時，有幾次都引來旁聽席上的譁然，那種悶在鼻子裏的聲音，成為了唯一可以做的表態。
控辯雙方陳辭至 12:49，羅偉光和張劍虹透過律師代表向法庭表示，會辭去於《蘋果日報》和《壹傳媒》的所有職務，接下來就等法官裁決是否給予兩人保釋。經歷個半鐘頭的陳述後，法庭歸於一種遭逢窒息的寧靜，法官在動筆、律師團隊在等候，旁聽者和被告遙遙相望。12:54 — 五分鐘過去，法官請被告站立，然後開口道：「法庭小心考慮過，不認為有充份理由相信被告會不繼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保釋被拒。」（押後至 8 月 13 號再開庭）
接下來只維持不夠兩秒的一幕，讓我難以忘記。法官問被告會否保留八天保釋覆核權利，代表辯方的陳政龍資深大狀迅速站起來，毫不猶豫拋下一句：「唔需要。」聆訊完畢，法官離席，羅偉光和張劍虹二人立即被帶走，旁聽席上的眾人再一次大叫「羅生頂住！張生頂住！」。我知道記者不習慣這套的，他們只能把質問高官的問題大聲嗌出來，但從來沒預設要在法庭對一個被捕的同事或上司喊平安，而且來不及重覆再喊一遍，兩人就消失在門後。然後法庭只餘下充滿淚水的眼睛，卻是非常壓抑的哭泣，沒有呼天搶地。
以往被問到是否保留八天保釋覆核權時，律師有時會走到犯人欄前，再三跟被告確認。這次的迅速回絕，放諸法庭裏面，意外地成為了一種很特殊的姿態，大概就是「蘋果式」的姿勢；由 1995 年開始，直至 2021 年的 6 月。
退庭後在法院地下，看見好幾個人不約而同穿上了《蘋果日報》創刊 26 周年 T-shirt。其中某男人身上，是萬箭穿心那一款，他的背囊插住一份當日的報紙，肩帶掛滿了吊飾。男人和太太一同前來，他退休前是機電工程師，現在則是旁聽師，向來一星期「工作」五天，星期六日放假，但這天碰上《蘋果》兩位高層出事，他義不容辭要來到西九法院旁聽。
「我由創刊買到今日，買報紙買了廿幾年。由開始時有色情嘢我抽起，到今日我只抽起馬經波經。最後要法庭見，當然好感慨。我唔識張生羅生，但之後他們每次上 court 我都一定會來。」他的承諾由日日買《蘋果》，變成撐《蘋果》的每一場court，可見時代的轉變是如此凶狠，而且完全超出預期。
他多番囑咐：「不要只說心裏支持，只有行出來才叫支持，因為社會運動是人的運動，大家要互相看見的。」男人說大家只買報紙不夠，還要把報紙好好的儲存起來，要代代相傳，「好似台灣 228 事件咁，將來有一天，我們每人要把今日的《蘋果日報》拿出來展覽，逐塊還原歷史。每個人都有責任，每個人都有，民間一定要做嘢。」
男人說他不想諗未來沒有《蘋果日報》的日子，說罷別過臉孔。最後很艱難地說了一些假設：「《蘋果》報紙冇咗，可能仲有網，網都冇咗……那我們就回歸人同人見面的日子，傳訊息。」接下來他說的這句話，太平盛世時陳腔濫調，當死期就在眼前時，這是一句必須記錄在歷史的真話：「我們失去的不是一份報紙，是整個民主自由的香港。」
我和男人相對無言，他翻出一個看上去似平安符的繩結吊墜給我看，原來吊墜印住「香港加油」和「旁聽師」；脫下背囊後又秀出來另一個掛飾，金色的鐵牌寫住：「天有眼 鬥長命」。他的終極行動，是找出一疊用橡筋綑住的 USB 手指，給我塞了一個，包裝紙上貼了一張 memo 紙，親手用繁體字寫住：「鏗鏘集 2013-2015（大部份）／2016-2020（全部）／2021（大部份）」
— 好似台灣 228 事件咁，將來有一天，我們每人要把今日的《蘋果日報》拿出來展覽，逐塊還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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