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橙帶與紅線 前鳳凰新聞總監閭丘露薇:內地傳媒寒冬對香港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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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早前修改《警察通例》中「傳媒代表」定義,改為只包括已登記政府新聞處發布系統(GNMIS)的傳媒,及國際知名傳媒。換言之,將持香港記者協會或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的自由身、學生、及部分網媒記者排除在外。多間傳媒機構及工會嚴正抗議,批評做法無異於實行官方發牌,嚴重影響新聞自由。但特首林鄭月娥及警方均否認,堅稱做法並非要篩選記者。

事實上,在警方修例以外,香港傳媒行業今年亦出現不少變化。過去幾個月,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多名高層被捕,多名TVB 前高層空降整頓 Now 及有線新聞部,香港電台記者利君雅遭延長試用期及重啟投訴調查。

香港的新聞審查,的確非在 2019 年才忽然出現,但過往低調而微妙的管控,在過去一年漸趨明目張膽。姑勿論警方今次修訂《通例》,實際上對採訪權的損害達何種程度,但此一舉動明顯絕非孤例,甚至是政權徹底整頓傳媒的開端。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助理教授閭丘露薇,過去曾在香港鳳凰衛視工作十八年,位置由記者一直晉升至全球新聞總監,現時研究範疇包括威權國家的審查制度。

鳳凰雖然在香港註冊,但其創辦人兼董事會主席為前解放軍軍官劉長樂,公司與中國官方一直關係密切,說本質與內地媒體相同也不為過。在體制內工作多年,閭丘露薇深明中國官方管控媒體的思維和操作,且有可能延伸至香港。

「其實特區政府上年已經提出過官方記者證,雖然之後都未見政府有太多舉動,但我相信個壓力會一路會來自中央。」

「佢(政府)之前需要平衡,係要保住香港自由社會的聲譽重要吖?定係向中央顯示有決心去解決這個問題,更加重要呢?而按目前情形嚟睇,犧牲香港作為自由社會的名聲,會係(特區政府的)一個選項。咁就會有啲似內地,任何嘢都以維穩為第一需要的思維方式。」

如果香港傳媒生態最終無可避免貼近中國,內地的經驗,為香港以至新聞行業,帶來何種經驗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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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金時期步入寒冬

閭丘露薇指出,中國政府源用前蘇聯的媒體管理方式,媒體均為國有,負責人由黨指派,記者統一由官方認證。要獲得官方記者證就得考試,要背誦《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和《習近平思想》。沒有官方證去工作,就算是「非法採訪」。

「當越來越多網媒、公民記者,媒體唔受官方控制的時候,就會比社會睇到唔同角度報道,提供唔同角度真相。官方唯一『以正視聽』的辦法,就係控制媒體。」

資料圖片,來源:Camillo Corsetti Antonini @ Unsplash

閭丘露薇二十年的記者生涯中,親歷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屆領導人治下的媒體生態,也親身感受到內地新聞行業,如何從九十年代最有發揮空間的「黃金時期」,一直走至 2012 年至今的寒冬。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財困無法資助國有媒體營運,媒體開始走向市場化,廣告佔報業收益比率逐步提升。在自負盈虧的壓力下,反而為媒體創造了空間。媒體要吸引讀者,不能單單做國家宣傳機器,必須生產讀者有興趣的內容,報道市民關心的議題,「嗰陣時有個 term,叫『輿論監督』。」

九十年代末,內地自由派媒體百花齊放,其中尤以「南方系」為代表。2003 年,《南方都市報》報道移民工孫志剛遭廣州市執法機關毆打致死,引發全國關注,最終促成政府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被視為內地調查報道的高峰。

各地媒體間更會發揮協同效應,實行所謂「異地監督」。如果一個省的官員違法違紀,當地媒體怕遭報復,遂把揭發事件的重任交托其他省份的媒體,「當時就算係共產黨自己,都需要透過媒體提供準確的消息去管制下級,啲官都會想睇隔離省的 scandal(醜聞),但後尾都禁止咗。」

但至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媒體的「輿論監督」責任,慢慢被「傳播正能量」、「愛黨、護黨、為黨」所取代。往日具批判的調查報道,被視為還不如「好人好事」一類報道對社會安寧有利,在日漸增加的壓力下被取締,近乎絕跡。

「內地在 2012 年之後,調查記者幾乎都無晒… 就算係《財新》,你仲會見到有啲批評、深度的報道,但近年的空間都係少咗好多。」

艾芬(網上圖片)

例如《財新周刊》今年 4 月關於武漢肺炎疫情的封面報道,裡面訪問多名中南醫院醫護,談及前線開初已發現疫情嚴重,卻因官僚主義、監管失位,令武漢付出慘重的代價。但這篇報道的網上版,連同負責記者的採訪手記,在出版同日即告下架。

閭丘露薇認為,雖然內地與香港傳媒始終有著國有、私有的天淵之別,政府短期內未必能將內地一套在港照辦煮碗,但觀乎內地、以至其他威權政府控制媒體的手段,絕不限於透過中宣部直接下達命令。

閭丘露薇觀察,在官方發牌制度外,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方法大約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以法律懲治報道政府敏感消息的記者,例如「洩露國家機密」等罪名,正是國內屢見不鮮的手段。

第二類,不直接針對報道內容,但以經濟問題為由清算,例如指控傳媒機構偷稅漏稅,令機構麻煩纏身。第三類,則是直接在人身上、或精神上的威脅與恫嚇。

「好難講(香港)未來會唔會有呢啲法例。 例如,以前《明報》可以同全球多國記者一齊偵查 Panama Papers(巴拿馬文件)、報道國家領導人的財富醜聞。但在大陸的話,已經係洩露國家機密,仲可以話你勾結外國勢力。」

2003 年非典型肺炎肆虐,《南方都市報》報道廣東疫情,質疑官方疫情受控之說,前編輯程益中被指涉嫌經濟犯罪拘捕;被視為內地新聞界中敢言的《新京報》,前社長兼創辦人戴自更,今年初被指受賄被捕。「呢啲嘢都係一路已經發生緊。」

雖然曾歷市場化下的空間,但在威權下,這種空間始終脆弱而不堪一擊,「可能有一屆領導比較鬆啲,就唔追究你,但係可能換咗個人,睇你唔順眼,就會追究你。雖然政府有時會鬆咗、或者媒體會有好多機會,但記者始終係要面臨好大好大壓力去做。」

「總編自己都要有一定空間,先畀到下屬有空間。政府只要控制住總編,總編為咗自己唔出事,就會控制下面。」

習近平,圖片來源:央視片段截圖

而自習近平上台後,共產黨對輿論的管控,甚至不限於控制新聞媒體。2013 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宣布要打擊「利用互聯網造謠者」,針對被稱為「大 V」的新浪微博意見領袖,其中年擁有過 1200 萬粉絲、北京商人薛蠻子(原名薛必群)被指嫖娼被捕羈押。薛蠻子的認罪片段其後在央視上播放,鏡頭前,薛為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不利政府的信息」道歉。

內地政府忌諱「大 V」,因為他們跟隨者眾,評論既能影響輿情,也在內地新聞媒體均受官方控制的環境中,提供了一片公共討論的土壤。本身也曾是「大 V」 的閭丘露薇坦言,薛蠻子的遭遇,的確嚇怕了不少人。

「互聯網剛剛流行的時候,內地網絡上有好多空間,去傳播一些報紙、電視台、主流媒體唔可以報道的話題。不過政府好快就會用咗管理傳統媒體那一套,去管理互聯網,再加埋新技術,個空間又無咗。」

「如果現時的領導人,覺得自己有個中央電視台、有一份《人民日報》,有一把聲音就夠,唔再需要透過公共輿論去監督政府,咁其他媒體就無空間。」

今天的中共政府,資金、技術皆具備 ,政府最希望見到的,是「中央廚房」式製作、字句均在充分掌控中的媒體內容。

「呢個係好 fundamental 的改變。佢(政府)最想大家,『唔好嘈,靜啲』,係咁嘅一個 mindset。」

中南海正門新華門(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佢想拉你的時候,你就是假記者」

再說官方認證制度。中央政府2005 年實施《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規定記者須持政府新聞總署發放的官方證採訪。

條文訂明,制定此《辦法》的目的,是為規範記者證發放及管理,保障新聞記者正常採訪活動,維護記者和公眾合法權益;記者證必須由新聞出版總署統一印製,獲發記者證的人員須具備一系列條件,包括要遵守法律、法規和職業道德。《辦法》亦訂明,如記者有違法違紀行為,或未能通過年度審核,記者證會被吊銷。

離開鳳凰衛視前,閭丘露薇專跑國際新聞和政治新聞,採訪過不少重大國際衝突,如阿富汗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印尼海嘯、四川地震等。她憶述,自己離職前最後一單 assignment,是 2015 年赴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郡弗格森市(Ferguson),採訪因紀念遭警察槍殺的黑人青年 Michael Brown 引發的騷亂。警方會在現場劃起採訪區,不論來自什麼機構、持何種證件的記者,都可以在區內不受阻攔採訪。

「你(美國警方)有一個統一標準,大家都唔可以過(封鎖線),但就唔會在呢個標準入面,再要揀邊啲人可以企喺度,邊啲人唔可以企喺度,呢個先係問題所在。」

而即使嚴謹如內地,紙上的法規無法與現實需要無法銜接,仍會出現一大片的灰色地帶。閭丘露薇指,中央政府為了有效控制記者,每家新聞機構只會獲發一定配額的官方記者證,但配額往往不夠機構所需的全部記者使用。

「所以好多媒體就會簽臨時約,請啲年輕、無證的記者 — 好似之前(《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都係無官方記者證㗎。」

此正是「官方記者證」的弔詭之處 — 平常需要記者採訪日常新聞時,部門「隻眼開隻眼閉」,相安無事;到有需要限制採訪,或報道得罪地方勢力時,你沒有官方記者證?反面不認賬,甚至以「非法採訪」為由拘捕。

2008 年汶川大地震,閭丘露薇記得自己當年趕赴前線採訪,一樣是沒有官方證的「假記者」。「幾驚!我哋話自己係(記者),但只要佢哋一查個聯網系統,就一定可以查到。只不過嗰時係特別時刻,所以人哋都放咗我哋過關。」

「無嘢嘅時候你無嘢,但有事的時候、佢想拉你的時候,你就係『假記者』。」

7 月 21 日,7.21 襲擊事件一周年,警察晚上於元朗截查在場採訪的記者。

和禁令競賽的中國記者

儘管現實限制與風險處處,閭丘露薇眼見,不少內地記者仍在盡力揭露真相,今年報道肺炎疫情就是好例子

「一開始好多好重要的報道,都係大陸幾個周刊做的,例如《中國新聞周刊》、《三聯(生活周刊)》、《財新》。」

閭丘指出,政府對雜誌的管制,一直較電視台及報紙寬鬆,年初中國百姓在封城下的生活,吹哨人艾芬、李文亮等醫生的故事,均是靠這些周刊率先曝光。但隨著中央下令「做好疫情防控的新聞輿論引導」,公民記者陳秋實等人被拘捕,媒體剛萌發的輿論力量,未幾已被硬生壓下來。

「其實大陸(做新聞)一路都係咁,管制的反應,始終無突發事件嚟得咁快。Covid-19 係 breaking news,但政府機器要去反應,下令邊啲內容可以報、邊啲唔可以報,係無咁快嘅。」

「在內地做媒體,就係要同個禁令跑步。有時你幸運啲,跑得快過佢,或者政府發現得慢,或者你篇文無咁 hit,未 alert 到佢。」

可惜在國家機器前,前線傳媒人的力量仍然渺小,「管制技術越來越成熟,再加埋 chilling effect — 只要有一間媒體的老總,因為報咗報道之後惹麻煩,就一定會對其他媒體造成影響,或者為咗穩陣起見而自我審查。」

「以前大家可能會覺得,『你都無話唔可以喎,我報道都無嘢㗎』,但後尾變成係,佢之前無話唔可以,你做咗、之後佢話唔可以,你都要承擔後果。」

閭丘露薇

閭丘露薇在鳳凰衛視工作期間,至少三次遭公司冷藏,下令不得出鏡主持節目。被冷藏的原因,一次因為在 2007 年,她在節目上報道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赴美遊說;一次是採訪了異見藝術家艾未未;還有一次,是因為訪問了遭地方官強制流產的受害者丈夫,閭丘在節目出街後才得知,原來受訪者是八九六四的一名通緝人士,屬紅線上的異見者。

「除非有啲嘢係白紙黑字寫得好清楚,例如我知維園六四(晚會)唔可以掂、法輪功唔可以掂。其他嘢,你無講得咁清楚嘅,我覺得應該做、係 news-worthy 嘅,咪去做囉。」

「記者動機可以係好單純,但在上面監管者眼中,你就係一個挑釁者、麻煩製造者。監管你的人,會覺得你背後一定係有政治動機。」

香港警方修改《通例》中「傳媒代表」定義,港府義正言辭稱修訂是要防止有人「假借新聞採訪」、「魚目混珠」,實質上阻礙警方行動,乍看合理合法。但內地經驗或正正說明,紅線劃下了,不代表永遠就在那裡,反而可隨政權喜好,任意挪移。

閭丘露薇指,在日漸緊縮的環境,記者缺乏發揮空間,每年選擇投身市場、公關行業而放棄成為記者的新聞系畢業生不計其數。至於廿年前與閭丘同期入行的,有人和她一樣選擇離開,但也有部分人現已做到傳媒高層的朋友,仍堅持在可行的範圍下,情願自己承受一定風險,盡量讓新聞出街。

「真係睇運數,可能佢無被懲罰,或者個懲罰,佢覺得自己可以承受到。但你都唔知嘅,你今日覺得仲有啲啲空間,但可能到第二日,個空間已經無咗。」

「但有啲行家會話,如果連我都走呢,就會係更加唔專業嘅人坐這個位置,就乜都無㗎啦。都有頗多行家仲堅持守住崗位,我係幾佩服佢哋。」

閭丘露薇

「每個人要決定可做幾多」

閭丘露薇現於浸會大學新聞系任教。每個學期最後一課,她總對準備返內地做新聞的同學說:

「你返去之後,會發覺好多我哋呢度教嘅嘢,係用唔到嘅。」

在傳媒業工作二十年,經歷內地新聞行業起伏跌宕,最終在 2015 年毅然離開。她當時在微博發文說,「是離開的時候了」。她說,自己喜歡挑戰,準備要去讀博士;她又在文中提到那幾年內地網民對她的抨擊,回應有人說她變了,不再是以前的「戰地玫瑰」,

「確實我改變了,」她在離別感言中說,「只是,在一些人眼中的『退步』,是我心目中的成長。慢慢懂得,做一個合格的記者,不單單要敬業、勇敢和專業,還需要思考的能力、獨立的精神,面對壓力的勇氣。」

事隔五年,她形容當初離開的決定,是源於新聞專業空間越縮越細。當現實與理想無法銜接,妥協與離開之間,她選擇了後者。

「有時我會見到,又有人辭職啦,又有人走咗啦,我都唔會覺得好奇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線,或者自己的預期,可能有啲人覺得,開始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嘢,所以就走囉,」

「我又會覺得,唔可以大家都走晒嘅….」話懸在半空,又改變了主意,「但留低又好需要勇氣。」

既在前線工作多年,且熟悉體制運作。問她平常教學對將返內地工作的學生有何勸言,閭丘露薇坦言,自己從不會直接教學生在內地做新聞應該如何如何 — 不應教,亦難教。

「我哋教新聞,最主要的一點,係至少要話比同學聽,邊啲做法係標準,邊啲原則係啱嘅,而唔係教佢哋點樣去閃(避)啊、捐窿捐罅。學生都係成年人,你學識邊啲係啱,新聞應該係點定義,記者應該係點樣做。當你去到一個環境,你發覺係做唔到的時候,你至少應該識得分辨邊啲係啱、邊啲係唔專業嘅。」

「我唔覺得自己作為老師,係應該去教佢哋:啊當你遇到咁樣嘅環境,你就唔好咁做、或者點樣去規避風險,而其實你都好難想像真實情形,唔同 case 有唔同,所以你無得教嘅…… 到時候學生要去決定,你自己可以做到幾多。」

文/梁凱澄
攝/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