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約記者 盧斯達】
上一次訪問黃台仰，已經是 2016 年 6 月。那個時候他還在香港，可以自由發言。那個時空，黃台仰未流亡、梁天琦還未入獄、香港的監獄還未被反送中的被捕者擠滿。黃台仰失蹤之後，在網上也沒有再發過近況。在電話再次聽到他的聲音，已經是整整 4 年之後。
黃台仰是本土民主前線的成立者之一，在旺角警民衝突當晚被捕，也可能曾是公民社會最「惡名昭彰」的人。泛民支持者和溫和派似乎都接受了梁天琦，但黃台仰則始終無法討好他們。 2016 年訪問黃台仰，他已經告訴我，他對議會沒興趣，即使那時梁天琦在新東補選已一戰成名，香港的選舉幻想還沒有被 DQ 這條北京金手指破壞。
黃台仰
入獄還是流亡？
說起從潛水到上水的過程，黃台仰說：「 2018 年拿到德國難民庇護前後，一直沒有走出來，也沒有在網上說話，因為覺得消息會幾爆，想著要找個好的時間點拿出來處理。拿到難民身份之前是刻意低調，因為不想中國或香港知道我們在哪裡。一直都有很多東西想講，但我會阻止自己，因為都離開了一兩年，香港很多資訊、地面的人是怎樣感受，情緒是怎樣，我已經有一段距離，帶著這距離去討論，自己覺得不是太適合。到 2019 見有送中條例，才在 5 月開始接受外媒訪問。」
2019 年六四當日，黃台仰和一齊流亡的李東昇，在柏林參加德國綠黨舉辦的六四事件三十週年研討會。他們在會上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並要求釋放梁天琦及其他旺角事件以來的政治犯。那時他第一次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有記者問他，有沒有覺得流亡是對不起梁天琦；網上有人批評，本民前和「本土派」一直「反移民」，但又得到德國的難民庇護，並嘲諷他聚焦人權議題和香港身份認同，等於放棄港獨主張，諸如此類。一直以來，並沒有太多人對黃台仰留手。
他說：「自己都有為這些問題 struggle 過很久，特別是待在難民營的時候。我和梁天琦很久之前已經談過、並決定留和走的問題。相信如果是他站在我這個位置， 如果是我去坐監，也不應覺得對不起彼此，因為我們早已達成共識。」
黃台仰、梁天琦 （「東北告急，無你點得 ?」FB專頁圖片）
旁觀德國人的世界觀
為何選擇德國？
「流亡之前，我去過一次德國、一次英國，跟不同人和 NGO 談過自己單案。當時英國和中國的關係還是很好，你可以說是雙方關係黃金時期的末期，我有擔心在英國尋求庇護，會被送回香港。當時世界維吾爾大會的主席跟我說，其實德國一向接收很多維吾爾難民。最後『受威脅群體協會』(Society of Threatened People) 幫助我，也有介紹律師。德國在這方面，有一套清晰的程序和指引。收齊文件、再約你面談，六個月內就會決定是否庇護你。」
現在，黃台仰在德國哥廷根大學讀政治科學學士。在這裡，他會碰到香港人，也遇過支持香港的中國學生，過來跟他說加油。「其實中國都有人支持香港。」當然也有台灣的學生。至於德國本地的學生，看過相關新聞才會知道他。
他自言，現在正職是讀書，課餘時會參加講座、跟公民團體保持聯繫，也會定期去柏林跟官員和議員見面。最近主要是解釋 12 港人被送中的事情，大家 brainstorm 一下可以怎樣要求德國介入。
德國人怎麼看香港現在的問題？
他坦言：「德國人都同情香港，但香港和德國的聯繫確實不多。英國和加拿大就不同，英國是前宗主國，加拿大在香港都有幾十萬僑民。德國和歐盟在香港的利益不是很大，純粹因為民主人權自由發聲。對他們來說，白俄羅斯就完全不同，因為該國跟他們很接近，又涉及地緣政治利益，歐盟的高級官員就好關心白俄羅斯。」
「德國人也知道港區國安法，會知道今年七一當日，有個女學生因為電話有張『香港獨立』的貼紙，就被拉。德國人知道。我也幫過一些組織派口罩，順便講解一下國安法。有次，一個德國女人走過來了解，她聽完之後講，『係喎真係好 concerning，』但她也說，世界各地都好多事情好 concerning，非洲又係、敘利亞又好慘，『真係唔知幫得邊個』。這就是他們和我們的現實局限。」
黃台仰，李東昇
至於德國本土的文化和政治，住了三年的黃台仰也大有感悟。
「德國年輕人最關心的政治議程，是氣候變化和極右納粹問題，關心 LGBT 權益也很多。所以香港問題在他們眼中，並不排在很高位置。世界對德國有很多刻板印象，例如無幽默感是真的。我有一次打開電視看德國的 talk show，他們會笑的位對我們來說就是爛 gag；但德國人普遍很慎密，很小心，思慮周全，但這也令他們決策較慢。因為德國的文化和 norm (社會規範) 很強，所以要他們改變現況，例如對中國的政策，需要時間，也不會那麼容易。當你出了國，一有比較，就會突然發現自己盛載的香港特質。好像香港人靈活、多變、有小聰明，這些跟德國人都是完全不同。」
一直以來都有一種說法，是德國在二戰後去納粹化，有「二戰原罪」，所以對中東難民採取極為寬容的態度，但也不可避免導致境內各種衝突、有難民帶來的性罪行被傳媒淡化。黃台仰說：
「跟德國人討論歷史和政治，會發現他們被納粹的歷史創傷得好緊要，他們很擔心右翼會再崛起，任何右傾的理念和論述都會引起恐懼，所以可能會有點矯枉過正。性侵是有的，但他們會淡化，恐怕報出來會刺激到人的反難民情緒，右翼又會重新崛起。」他又談到自己在難民營的經歷：「當時我們的營友有很多都是來自中東或者非洲，你又真是發現他們對女性的看法跟我們不一樣，他們有很多又真是認定女人就是用來服侍男人、用來生仔；但我也會覺得，這只是他們那個國家、文化和教育養成，你來自那些地方，其實就不可避免被塑造成那種價值觀。所以我覺得不是他們本身有問題，也許問題是來自他們以前的生活環境。」
於 1942 年遭納粹德軍驅逐至波蘭的德國猶太人（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德國很少問病毒來自哪裡」
德國的對華政策一直不慍不火。總理默克爾更經常被批評親中。黃台仰說：「德國人是強烈擁抱普世人權價值，支持民主，但德國和歐盟同時又很依賴中國，的確是現時存在的矛盾。在德國本土都經常有辯論這件事，因為默克爾對中國的印象，是停留在十幾二十年前。例如應否接受華為 5G，外交部和國防部是反對的，但經濟部和默克爾卻認為不應排除華為。其實矛盾是 settle 不了。德國下年就大選，默克爾就應該不連任。下一個總理是誰做，哪個黨的人做外交部呢，都是不知道。就算想推新對華政策，現時似乎都無從入手。大黨小黨都會將資源拿去做選舉。總之，德國轉變，是文化和政治問題，需要更多時間。」
德國社會應對武漢肺炎，都極有德國特色。黃台仰表示，今年年初自己和很多在德港人已經開始戴口罩，但德國和歐洲人對口罩的看法比較負面，覺得有病才會戴口罩，政府也沒有呼籲大家戴口罩。他說：
「我相信這種取態背後的原因是，好多口罩和個人防護裝備 (PPE) 的生產線是在中國，中國控制了口罩出口，如果當時呼籲大家買口罩，也會買不到，大家就會集體恐慌。跟香港和台灣很大分別，這邊的人更加看重個人自由。他們在戶外地方是不戴口罩的。他們認為不可能像香港人一樣連續十個鐘都戴罩，去到近期大家對防疫措施也越來越放鬆。你繼續 lock down 的後果，可能比他們放鬆一點的後果更嚴重。大家都開始鬆懈。」
「德國社會也普遍沒探究病毒究竟從哪裡來。我在去年 12 月已經見香港、美國和澳洲都有講：中國封城，但不封機場也不封出境，之後中國人就不斷環球四處走，將病毒帶到全世界，歐盟和德國似乎就很少講，他們的沉默背後也可能反映著一條底線，就是不想觸怒中國。」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Facebook圖片）
拜登做總統有利抗中？黃：我較懷疑
近月香港內部就美國大選因「撐侵」還是「反侵」而亂成一團。有人認為香港人不應過度介入美國兩黨鬥爭，黃台仰認為：
「香港示威者在國際政治的角色一直在變動中。一開頭香港人在國際政治上是沒有人在乎，反送中爆發之後，我們拿到一定媒體曝光，外界對香港人的認知就和反送中扣連在一起。例如我們討論 BLM 和美國大選，我們自然是用自己的角度去詮釋這些事件，但例如美國和德國看香港，就不一定是跟我們在地被中共打壓的脈絡扣連，他們是將我們看成國際上的一個 player，他們就會不理解為何香港很多人撐特朗普。我想很多游說者想告訴我們的是，如果我們在國際政治要做一個 player，就要考慮埋其他國家的角度。」
「美國人看總統真的有很多國內的政治考慮，我們自然是只看美國對華政策。而美國對華政策，又只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份。所以我們無法理解為何其他人會很反特朗普，這都是自然的事。我想很多人都是近一兩年才多看國際新聞，我相信香港人在未來的國際視野會更加完熟。畢竟香港問題已經國際化了。」
在香港首先引入 pepe 這個 meme 的，就包括本民前在內的一班本土青年。在歐美網絡，pepe 經常被極右政治再創作，當成文宣一部份，導致原作者要將 pepe 「處死」。上一次大選，「pepe 化」的特朗普曾在網絡大放異彩。然而黃台仰顯然不是「侵粉」，他說：
「我想傳媒在形塑公共意見的力量很大。台灣傳媒自然很撐特朗普，香港也是。我們就會放大他的好處，而忽略他不好的事情。德國就完全相反，例如 Hunter 的醜聞，根本沒甚麼人報。而特朗普否認氣候變化，好多好性別主義的言論，就會被放大，德國人就好一面倒地反對特朗普。」
如果是拜登上台，你覺得世界和香港的局勢會如何？
黃台仰說：「暫時拜登沒有清晰的對華政策，比較清晰的東西是，拜登會跟盟友，例如德國和歐盟修好，有人會覺得這樣可以有利一齊抗中，但我對此比較 skeptical (懷疑)。」
高潮後自然有低潮
去年六四後不久，香港就爆發了反送中示威，警暴、激烈的街頭巷戰幾乎日日上演。在德國的黃台仰只能追蹤新聞，表示感到自責，而且處於十萬八千里以外，能做的事不多。「有時會聽到一些本民前的前成員被抓被打壓，當然會不開心。也會擔心自己的朋友和其他香港人。因為無疑整個趨勢是不斷激進化，如果去到一個位 (中共) 屠城的話，我會怎樣自處呢？」
去到今年，抗爭者元氣大傷，警察拉人拉到和理非，根本已無分和理非勇武抗爭，總之人人都有機會身陷囹圄；還有疫情之下的恐懼和限聚政治、經濟打擊，很多人感到抗爭已完，悲觀和沮喪又再籠罩香港。
黃台仰的感受是怎樣？這些年，有沒有一個時刻會覺得「不如算啦」？
「我也看到有些網民說『不如算啦』，我抑鬱的時候也經常會不由自主這樣想；但你看歷史，歷史是有秩序的。就看 2014 年至 2019 年這幾年。2014 年雨傘，一開頭好有希望，之後我們失望，發現甚麼都爭取不到；去到 2015 年，我們一班人就覺得，唔係喎，仲有少少可以打，就繼續衝撞個體制。到旺角事件、選舉、被 DQ、被審判；組織被迫停止，有人要流亡，之後就是低潮期，但到反送中，整個模式為甚麼自然變成勇武抗爭、無大台、be water，是將過去幾年我們所有人從歷史學到的東西內化了。面對打壓雖然痛苦，但也是可以預計到，過了高潮，就自然有低潮，對我來說就好像 2016 年人大釋法之後，整個陣營需要新的衝撞、創意、從低層的組織做起，期望過了某一個門檻，事情又再用我們想像不到的方式爆發。我們要將從打壓裡學到的東西用出來。低潮到某個位，就會開始轉變。很多朋友第一次面對，所以會不習慣。對我來說，現在已經是第三次低潮。」
黃台仰現在的政治難民身份是有效 3 年，下年就要覆核和續期。「覆核就是看看你有沒有需要繼續受庇護，當然我很明顯有需要，如果順利，之後續期就可以永久居留。」
在這裡，有甚麼東西想對香港的網友說？
黃台仰尷尬而不失禮貌的笑說：「其實我好驚對香港人講啲咩，特別係我離開了三年……全球圍堵中共的勢，是慢慢成熟緊。誰做美國總統、香港台灣發生甚麼事，都可能會加速或者減慢，但大勢就是這樣，一個完整和全面的新冷戰將會出現，到時我們的未來……就只能放上這個更大的賭檯；被打擊的時候，不要放大這些負面的意見，因為其實同一時間都會有人支持你，去年有二百萬人（支持運動），當中有很多人性光輝的時刻，為了這些美麗的時刻去繼續做就足夠。看回幾年前的事，都會認為自己不足、不成熟、準備不足，但其實也沒辦法，人生是不斷進步，永遠都可以找到位置揪秤自己，但不要因為過去做得不夠好就躲在原地，因為永遠沒有所謂準備得最好的一刻。」
圖片來源：網上影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