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雄，
看了 7 月 10 日《立場人語》你的專訪：「2020 年香港，似乎不需要他」，聽到你的唏噓，深感要回應。我們相交十六年，知道你是個最不戀棧權位的人，苦苦留守議會，為的是那一群你無時或忘的弱勢社群。你今日退出，遺憾的是社會似乎不需要你。超雄，你退下議會是絕對正確的，但不必遺憾，更毋須唏噓，社會一日存在對弱勢社群的不公平，便一日需要你和像你這樣的人。議會的抗爭必須持續，但再不是以我們過去的方式，the rules of engagement 改變了，未必是因為我們失敗，而是要抗衡的對手改變了，政權徹底推翻走向民主議會的制度和文明的遊戲規則，戰事改變，戰士自然也要換過。我們不應唏噓，反而應該慶幸在此關頭，接手的有遠比我們適合的人。
在今次民主派的初選中，我們看到比以往更勇敢、機智和堅決的年輕人躍躍獻身，說服了 60 萬人中傾倒性的大多數，投票支持他們代表的議會戰線。經過 2019 年 6 月至今一年傷痕纍纍的反送中抗爭，現在站出來的一群比 2016 年沉着和清楚代價。沒有人能預測成敗，但他們已爭取到在議會中以實踐試測他們的理念的權利。
相信你也注意到，選民的智慧也增長了，今次的投票，雖然部份有懲罰不如人意的表現的成分，但卻不是取決於個人愛惡，甚至不是取決於往績，而是在於評估每個候選人在下一屆的議會會發揮什麼力量。或者在沒有出來投票的人之中會有較多人支持傳統泛民，但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沒有投票，而是這些候選人號召了多少人採取行動支持他們。正如 1124 區選那樣，最大的推動力還不是候選人，而是政權的打壓之下，市民認為要有怎樣的回應。
你我年紀相差近十歲，但我知道你不會介意我說：我們都老了，我們的議會的時代已過去了。我們從來不是「妥協派」， 2006 年公民黨成立，中聯辦發現，以學者、大狀為體幹的公民黨，立場比其他反對黨派更「狠」，而你 — 首位我們邀請加入的議員 — 甚至被特區官員質疑是否太「左」，與大狀的「溫和」有別，但公民黨就是倡議這種公義：最低工資、全民退保、消除一切歧視 — 包括性傾向歧視。我們語氣溫和，願意理性商議，但在基本原則上不會妥協以爭取一時的利益。
在 2004 – 2008 年的一屆，甚至直到 2008 – 2012 一屆的中期，我們仍可以在議會發揮一定的力量的一個因素，是當時的特區政府官員仍然不得不尊重議會，行政機關仍必須遵從他們沿襲的典章制度，於是發言是否有理、審議是否認真，是有分別的，亦是市民所期望的。
我們被稱為「傳統泛民」，但至少在我而言，不是遵守傳統，而是要在後移交時代，在香港特區建立自己的議會文化和傳統，使特區的立法會能夠立足世界，而你的理念，就是要弱勢平權成為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則。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確是「建制派」 — 要為香港建立她的民主自由的典章制度。所以，看到這些努力的成果逐漸失不可復得，建立起來的制度和精神還未完全得到深入鞏固已被扼殺，我們當然不無失望，但共議的條件一去不回，另類抗爭已不能遏止，我們的心血成為歷史，但某程度上，我們仍然做到了薪火相傳。我相信，正如初選投票所顯示，在「抗爭派」的議會（如果沒有未坐穩已被消滅），「議會派」仍有角色。有理的一方未必每次都贏，但要世人知道究竟贏的一方是否有理，是非曲直，在一個走向崩潰的制度下，更需要清楚交待，讓後世評論，促使人類進步。
建設有時，打破有時，但願重建也有時，對個人來說也同樣適合。八年前，我退下議會，但願重返私人生活，惜至今仍受種種未完的責任牽絆；在你而言，弱勢社群的福祉，在立法會和政治層面無路，正好在社區層次默默擴充，成為民主區議會的重要任務。我永遠記得年輕的鍾耀華，在佔中九子審訊中的陳辭：「在這個過程裡無聖人可隨，我們會迷惘，曾經一路建築的自我會坍塌，會趨向滅亡，但始終會重生。」
靄儀
14 – 7 –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