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只是以個人名義宣布 6 月 4 日晚在維園出現，便於 6 月 4 日早上被捕，其後她在警署宣布以禁食方式紀念六四，下午警察將維園硬地足球場、籃球場，中央草地和緩跑徑圍封。此前政權以「消息人士」透過傳媒向市民作出恫嚇，6 月 4 日晚穿黑衣手持蠟燭者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監禁五年。這個恫嚇真讓人既憤怒又納悶，現在香港已淪落至連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都要被管的法西斯社會嗎？蠟燭又是什麼非法工具？那個前民主派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高聲附和黑衣蠟燭「違法」說，殊不知被人將其以往在維園穿黑衣手持蠟燭的照片放到網上，真的自取其辱。另一前民主派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以往亦是六四維園常客，被問到如何看今年政權禁止維園悼念活動，只能辯稱自己參與的是合法活動，盡現窩囊蒼白。
事實上，很多權力中人，包括前特首、前立法會主席、官員，他／她們於六四時都曾展現良知，譴責北京政權屠殺，他／她們發出這些聲明時，都以「愛國者」自居，但後來有的很快，有的較慢，都相繼打倒昨日的我。不過，有心人豈會放過，每逢六四就會將他／她們當年的良心話於網上再次提起，今年更多了一些積極迎合北京，重判抗爭者和民主派的法官們於六四時的「良心展現」。這些人是否還有良心爭扎，還是以「國家至上」來安慰自己？那些當年沒有展現良心的現當權者是否十分慶幸？原來當年的良知是瘡疤。這些權力中人當年是如何看待中國民運、八九六四？是因為他／她們當年是殖民地官員，即使心有所感依然不敢表達個人情感，還是悄悄站在遊行隊伍當中，或坐在馬場一角，聆聽「民主歌聲獻中華」以及譴責屠城的悲憤聲音？學生時代曾率團到訪北京的特首林鄭月娥，八九六四時還是殖民地政務官的她，未知有否被「中國心」所觸動？
無論如何，對政權來說，不論中港，六四是瘡疤，是中共政權不斷統一口徑，依然不讓民間提起的禁忌，這種禁忌終於延伸至香港。以「國家」的名義，以「國安法」的重槌，利用七千警力欲「粉碎」這個近年被某些本土派批評為「大中華膠」，對中國「痴心妄想」，與香港無關的行禮如儀場合。但如何批評也好，如何用公權力輾壓也好，悼念／記憶六四已經成了幾個世代香港人的「集體意識」（灰記從不介意是否有傳承，每一代人盡了自己的本份就是了）。套用時下當權者不斷重複的「愛國愛港」口號，八九六四令港人將「愛國愛港」的情懷發揮得最「極致」。
灰記是這種「愛國愛港」情懷的眾多見證者之一。由胡耀邦逝世當日，十數市民自發在中環天星碼頭，以標語形式表達對中共政權的種種看法，對大陸社會的關懷，到 5 月 4 日晚二千市民中環遮打花園集會，以紀念五四的形式聲援北京學生，當中很多是穿西裝的中環上班族，大家還高唱《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與資本/殖民主義中心地帶，高聳的財團大廈顯得格格不入。當時的灰記還不明白，混雜、矛盾、衝突本來就是這塊歷史偶然下的殖民地的「根本性質」。
整個 5 月，香港人沉浸於北京學運／中國民運的任何訊息中，平時只談賺錢、賣買樓宇、吃喝玩樂的場合，多了很多對學運領袖的討論，王丹、吾爾開希、柴玲……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平時看不起「內地同胞」的香港人，對學生絕食寄以無限同情，對北京市民持續有序的聲援由衷的感動。香港人，無論在本地旁觀，或親身在中國感受過跌跌盪盪的 80 年代「改革開放」，此刻多少都幻想中共改革派和學生能良性互動，讓中國逐步朝向「現代文明」發展。很多人都說過，此時香港人的「愛國心」前所未有的澎湃，5 月下旬成立的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無論「左中右」都認同和全力聲援這個愛國民主運動。同時，一個講求民主、文明的中國才能保障香港真正自治，以及即使中國大陸如何動盪，也祈盼香港能「平安無事」，卻又是很多香港人真實的想法，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簽署，香港已進入後過渡期，很快主權歸中國，香港人不再有英國人「保護」。所謂「愛國愛港」，其實也是從香港本位出發，不用現在某些本土派及其理論導師去加持。
「很快就不再有英國人『保護』」這句話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但灰記永遠不會忘記當年在北京聽到一席話時的「震動」，灰記在北京戒嚴前後短暫逗留協助採訪，於天安門廣場附近就聽到一名不知身份的男士，以帶北京腔的普通話對著包括灰記的幾個正在錄影拍照的香港人說，「現在你們有英國人『保護』，九七後英國人走了，你們再沒有那麼 XX」。XX 那兩個字因年代久遠，實在記不起，但印象中，好像是類似「神氣」，或「特殊」的意思。這位男士是否看不慣那時香港人在中國所受的「特殊待遇」，不得而知，但他的說話卻點出香港人身份的「脆弱性」，的確，沒有英國人的「保護」，香港人什麼也不是（李卓人於「六四」後在北京被捕，然後迅速獲釋是一例），這是如灰記這類反殖分子也不得不承認。儘管英國偶而會「保護」香港人，但絕不會把香港人視作「自己人」，那名北京男士也視我們這群香港人為異類，沒有英國人「保護」便什麼也不是的異類。
或許是這樣的認知，香港人對八九民運投以極大的熱情，出錢出力搖旗吶喊，親身到北京打氣，固然為了表達「同胞」之情，以擺脫香港人什麼也不是的「詛咒」，更「深層」的想法是希望中國朝著文明、講人權、講道理的方向發展，才是香港較有效的「保護罩」，才是民主自治的根本保障。
正因如此，當李鵬於 5 月 20 日殺氣騰騰地宣布北京戒嚴，被視為改革派代表的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作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向學生話別一刻，香港人深受打擊，此後多次百萬人遊行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大規模集會，都是極盡人事，希望中國的局勢不要朝最壞方向發展，甚至仍有人幻想有轉機。因此，當港人獲知 6 月 3 晚軍隊終於入城鎮壓，6 月 4 日凌晨竟夜天安門廣場附近長安街槍聲不絕，死傷枕藉時，悲憤、絕望、恐懼……不一而足。這些心情絕對可以理解，想不到「改革開放」了近十年，中共的殘暴性質不改，用軍隊屠殺人民。這其實不需要「同胞」之情，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表達義憤，這是為何日後每年支聯會於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在眾多的香港華人中夾雜不少外籍人士的原因，畢竟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至少曾經是）。而不少香港人堅持每年到維園，也是自覺最低限度的付出：定期向那些當年在前面擋子彈的「同胞」、勇者表達哀傷和敬意。
因組織及參與去年 10 月 1 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曾在受訪時說過，很多與他同一代的人都認為，我們在這個狹小的空間，因為歷史的偶然，因緣際會下享有自由，可以獲取很多知識和資訊，能明辯是非，並且仍然有多少能量去做一些事，甚至有段時期保護了很多大陸來的知識份子，保護了（兩蔣時代）很多台灣來的異見人士。六四，全中國（暫時不計台灣）只有這地方可以講良心話，向權力說不，在這情況下，對這個苦難的民族，我們是否要盡一些責任呢？灰記不是「大中華膠」，沒有如仁哥的民族情懷，但倒十分認同仁哥的講法，香港人與大陸人共同面對一個專制政體，他們在一制的前沿，香港也正邁向一制，單是基於這個認識，堅持六四記憶、悼念死難者，以至關注／聲援大陸抗爭／異議者，便是應有之義，不需再附加什麼本土意義，更何況大陸有不少抗爭／異議者明知會受逼害，依然義無反顧的表態支持香港的自由，例如不少在網上發照片支持雨傘運動者被拘押以至被判刑，最重判四年！
而香港曾經作為不單只中國，可能是亞洲最自由的地方，除了資本財團的自由掠奪，也有不同非政府組織設立總部和辦事處，關注國際上諸如人權、勞權、女權以至環保等議題。另一同樣因去年 10 月 1 日遊行而被囚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他有份創立的職工盟，當中的屬會包括外籍家務助理組織，為在港工作的外傭發聲，這些組織亦與國際的外傭組織有聯繫，相互支持、交流。而年前在港的印尼傭工組織更與一些團體發起遊行，抗議以色列空襲加沙，殺害巴勒斯坦平民。事實上熱愛中國的李卓人，也是工運活躍份子，關注本地，中國內地以至亞洲／國際工運；何俊仁也曾聯同日本的律師和學者，為中國與韓國仍在世的慰安婦，狀告日本政府。這本來就是香港人應有的開放視野，由凝視中國內地到放眼國際，為公義發聲。現在大家憂心衷衷快將失去的，難道不就是這個開放包容，由「大中華膠」、香港本土主義者，以至國際主義者都能「和而不同」的自由香港嗎？
但願不管今夜維園光景如何，不管明天要面對怎樣的局勢，由六四燭光所折射出的那個自由香港，至少活在「一小撮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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