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光頭白鬚的老人穿著火紅的無袖背心，獨個站在法庭中庭位置，辯方席間沒有律師。
「法官閣下，我係故意侮辱國旗嘅，我唔認罪。」古思堯用他粗糙的聲音說，患了第四期腸癌和肝癌的他經過電療後，頭上已幾乎沒有頭髮，體重也下降了近七公斤，但瘦削且充滿青筋的手仍直直地放在兩側。當主任裁判官詢問需要多少天審訊時，古思堯說：「根據我坐監十次、八次經驗，呢類型案件好快審完，我都唔想浪費證人、律師時間。」庭內律師們偷笑起來。
因去年七月聲援黎智英等人時倒轉舉起塗滿示威字眼的國旗，古思堯昨（28 日）被判「侮辱國旗罪」罪名成立，酌情減刑一個月後，判監四個月，即時入獄。古聞言大喊「結束一黨專政，打倒共產黨」，旁聽人士隨即和應「撐住，阿古」。裁判官休庭前向古思堯表示，獄中的治療不會比醫院遜色，並稱「本席希望你早日康復」。
古思堯去年中患癌，接受電療後，精神不算好。儘管每天都有人勤他退下來休息，但即使在「保釣行動」黃金時代已過、身體不再年輕、泛民路線不再受年輕人支持的今日，每當問他可會後悔投身社運時，阿古總是堅定地否認：「抗爭係我生命嘅重中之重，有抗爭嘅地方就有我，所以我才會留在香港。」
作為上一代首批投身香港社運的抗爭者，現年 71 歲的古思堯從左派熱血青年，到與日本妹拍拖的風騷民族舞老師，再成為了今天癌症末期還被判入冊的白髮老人，到底抗爭對他而言，還有什麼意義？
古思堯獨坐在荔枝角工廠大廈凌亂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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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庭前三日，阿古獨自坐在荔枝角工廠大廈凌亂的家中，天花板的兩盞燈都燒了，黑暗中他在微弱的黃光小燈前用放大鏡讀報，家中電視機正播放著共產黨政治歷史歌舞片《東方紅》 ，畫面中的勞動人民整齊劃一地做出耕田舞步，為共產主義而歡笑高歌。
「我對共產黨雖然恨之入骨，但佢啲舞蹈仲係值得欣賞嘅。」阿古解釋。
古思堯的居所，前身是青山道釣魚台行動委員總部。原為「保釣」物資負責人的他當時搬到總部居住，一住就住了二十年。曾經保釣運動是中港台最「主流」的抗爭運動，不論權貴、平民、左右派人士都紛紛捐錢贊助保釣運動的支出，其中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更於 1996 年於釣魚台海域跳海示威後遇溺身亡，激發新一波保釣風潮，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就是在同年成立。
阿古家中的釣魚船模型，「有紀念價值，唔捨得扔啊。」
2012 年，古思堯乘「啟豐二號」釣魚船成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登上釣魚台，及後被日本當局拘捕。當時連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都出手，向日方緊急提出交涉，要求日方確保 14 位中國公民安全並立即無條件放人，日本政府最終在兩日後決定釋放及強制遣返登島人士。
古思堯等人「凱旋回歸」，在機場受到支持者熱烈歡迎，紛紛上前獻花及戴花環。他在直播期間向同行人爆出的一句「企開啲啦，屌你老母」，更令該片段不足一週便有 30 萬點擊率。問起他知不知自己最為人熟悉的金句是什麼，他笑笑，解釋指自己平時不說粗口，但當時有個他討厭很久的人站在後面，才借機發洩一下。「其實佢企得唔前。」阿古大方承認。
現在近 200 呎的房間除了阿古一人之外，只剩下一箱又一箱細心地過了膠的剪報、街站道具及釣魚船模型。
「有紀念價值，唔捨得扔啊。」阿古若有所思地說。
時至今日，對許多年輕一輩而言，古思堯可能就是一個社運常見的奇怪反共伯伯。訪問期間，記者也遇上不少難分真與假的時刻，例如古思堯不時說中國國安聯絡他，叫他代國安向傳媒發通知；又指自己多年來保持身體健康的秘訣，是飲尿；上庭當日，更有一封裝滿法輪功剪報的信寄到法庭，收件人是古思堯，法官無奈地吩咐法庭按程序備份，再轉交給阿古，引起庭內律師們再次偷笑。
古思堯的「奇怪」，也包括癌症末期仍堅持高呼反共口號、倒轉國旗並故意向記者展示拍照，致罪名成立，一切都令人感慨同時又摸不著頭腦。
2020 年 7 月 15 日，古思堯在西九法院外倒轉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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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0 年 8 月開始，《立場》記者三次訪問古思堯。12 月那次訪問不久後，「啟豐二號」因沒有資金維修，正式宣布即將拆卸。拆卸之前，阿古最後一次走上已嚴重生鏽的「啟豐二號」，笑笑地指著船上的這張床、那間房，回憶十年前的風光日子。
去年 7 月，他因聲援黎智英燒國旗被控「侮辱國旗罪」，9 月底他再因被指 2019 年 10 月 5 日參與「非法集結」而跟黃之鋒一同被捕。總是炫耀將會第十次坐監的他，上庭前數日又製作大字報罵中共，好像執意要犯一犯新出爐的《國安法》一樣。他常對記者說，「抗爭必然要坐監，要有衝擊力、爆炸力、震撼力！」
這樣反共的阿古，50 多年前卻是個左派幹部。中山出生的古思堯，於五兄弟姊妹中排第三，父母都是教師，後來父親被批鬥為右派份子遭槍斃，母親於是把子女一個一個送到居於澳門的親戚家裡。自小在左派學校讀書的阿古，升中時成為了造船學徒，因而加入了工聯會的造船工會。工會要求成員上「政治學習班」，他至今仍記得政治班的內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政治理論、國際形勢…」阿古唸唸有詞地數著。
阿古加入工會第二年就參加工會選舉，成功當選為宣傳幹事。於是，一般年輕人都在青春時談戀愛，他卻把青春花在每天穿中山裝，胸口掛上毛澤東襟章及紅圍巾，手中拿著《毛語錄》，逐家逐戶找工友和市民宣傳共產黨。
1966 年，文革外延波及澳門。滿腦子戰無不勝的工聯、學聯、婦聯及各社團，每天操上澳督府誦讀毛語錄，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氣魄向毛澤東效忠，最終導致 12 月 3 日的特大警民衝突。（圖片來源：《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
年輕時血氣方剛，不時批鬥其他工會成員是「台灣特務」、「階級敵人」，古思堯之後也積極參與左派的「123 行動」，因反對澳葡、港英政府而衝擊市政廳。時為 1966 年。「當時除咗造船，其餘所有時間都係去參與左派活動。我哋會成日去南京、毛澤東故鄉觀摩，睇又睇最好，食又食最好，覺得中國共產黨一定係最偉大、最無私，係人類希望，所以跟黨走係冇錯嘅。好想做一個要求自己跟足共產黨要求嘅人，嗰時日子都係咁過㗎啦。」
即使長大後知道親生父親被共產黨槍斃，古思堯對黨的信心也絲亳不動搖，「只覺得佢係死有餘辜。」
年輕忠心的阿古本來前途無可限量，但在一次工聯會書記選舉中，他卻發現工會原來一早內定人選，於是便與領導層發生衝突。自此，工聯會就在澳門排擠他，所有船廠都不請他工作，古思堯決定離開成長之地，到以往最痛恨的英屬香港尋找出路。
他自言，雖然發現香港不似共產黨說的那麼差，船廠更不似澳門的一樣用人唯親，空氣更自由，機會更多，但他從頭到尾也只覺得香港是個「賺錢的好地方」。阿古緩緩地數出一堆豪華郵輪名字，數著船上的不同遊戲和設施，數著大洋船環遊世界經過的國家 — 也說著他以往從未想像過、70 年代的香港資本主義面貌。
古思堯的跳舞學生（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隆隆隆隆隆隆！」
前保釣總部旁的冷氣槽不斷作響，報紙和雜物散落的昏暗單位中，天花板插了一支自製衣架，上面掛滿了別人捐贈或社運留下的一堆堆舊衣，旁邊的三個舊雪櫃中有一個傳出陣陣臭味，走過時還有隻蒼蠅咻一聲飛過。
古思堯坐在單位內，回憶那段他人生中唯一沒有政治、在香港生活最富裕舒適的日子。
70 年代剛到香港工作時，三餐都由船廠包下，人工卻有數萬元，再加上花紅利是又多數千，生活過得很好，可阿古不慣回家沒事做，於是晚上又學民族舞，之後再到社區中心及日本教民族舞，認識了不少女朋友，當中更包括一個日本女生。
「但保釣唔係應該反日嘅咩？」
「呃…」古思堯想了一想後說，「嗰陣時我未參加保釣啊嘛。」
十多年間，連香港街道都還未認清的他，沒有再加入工會或了解香港社運，只是專心造船及跳舞。直至 1989 年六四，他才再次決心重投政治，生活方式大變，把時間投放在造示威棺材、遊行、坐監之上，一轉眼由大魚大肉變成清茶淡飯。
2002 年，古思堯與梁國雄因立會示威被囚兩周，刑滿後由懲教職員陪同離開荔枝角收押所。(Photo by Ricky Chu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7 年七一遊行，古思堯抬道具示威 (Photo by Edwar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自此，每年六四、七一遊行，古思堯都會風雨不改抬棺材，那道具曾經被警方沒收，也曾被來歷不明的大漢支解破壞，被毀後遭棄置於馬路中心。阿古也試過與「保釣」戰友在中環放下兩座慰安婦雕像，可是雕像需要人看守，於是已六旬的他便獨自躺在帆布床上，蓋著一張薄薄的棉被，像個露宿者般在路邊通宵留守。他還向記者聲稱，曾經有中國國安給他 200 萬元叫他停手，但他堅決拒絕。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古思堯在各大左報都有受訪，《文匯報》、《大公報》報道他作為抗爭前輩也反港獨，如今古思堯卻自言一直有為反送中運動寫掛在山上橫額的大字，也支持「攬炒」方向。對於名聲被左報扭曲，他卻只是笑笑作罷 — 抗爭不在要出名，而是在於抗爭本身。
四、五十年過去，對古來說，香港從一個「賺錢的好地方」，變成一個「抗爭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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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思堯卻沒有後悔為社運而放棄舒適生活，每當提起已九度坐監時，更總是驕傲非常。現在，他「保釣行動」的戰友引退得七七八八，阿古沒怪他們離開社運，只說每人可付出的程度都不同。而他自己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現在也身患重病，沒有東西可以輸。
其中一次上庭時，法官形容他是個「模範犯人」，每次都立即認罪，又不用法援，法官不解的卻是：「你有冇覺得愧對家人？」
古思堯的妻子與兒子（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古思堯的家庭照，中央是他的妻子與兒子（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50 歲那年，阿古獨自到河南旅遊時，在當地結識了 26 歲的餐館老闆娘，之後兩人結婚，誕下一子一女。阿古說，結婚時已一早講清楚自己的情況，「我同佢講，我喺香港參與政治活動，隨時俾警方拘捕同坐監，如果你同我結婚隨時冇好日子過，講清楚先，唔好第日先怨。但係佢都贊成我抗爭，當我坐得監多嘅時候，佢都有啲擔心，不過依然係尊重我嘅選擇嘅。」
阿古大兒子今年已經 20 歲，原就讀內地的高鐵工程學院，照理說畢業後一定有高鐵工程相關的工作做，但他說，兒子因自己的關係而不被安排工作。兒子之後雖然沒有埋怨，但當阿古表示希望他來港工作時，卻明言連香港身分證都不想要。
阿古又說，子女都對政治活動沒興趣，只想過平平淡淡的生活。直到阿古患癌，家人也未有回來照顧他，阿古強調是他不想家人特意來港，「有社運嘅朋友照顧，夠㗎啦、夠㗎啦」。
記者將法官的提問再一次擺在古思堯面前：「咁你有冇覺得愧對家人？」
「大是大非之前，家庭唔係最重要。」古思堯說，「既然選擇咗呢條路，雖然係愧對，唯有用其他方法彌補返。」
「佢哋會唔會叫你唔好搞咁多嘢？」
「佢知道我就算勸都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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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思堯家裡電視機正播放的《東方紅》 ，舞蹈員似在表演其中一曲《拿起武器鬧革命》，群眾演員揮舞著紅色的旗幟。古思堯自言看過《東方紅》 至少三次，家裡櫃中仍有上百張不同民族舞的 DVD，包括不少共產黨大外宣影片。
回想自己人生對抗爭的執著、對政治的投入，阿古說這也許來自年輕時，在澳門工會花多年青春學習共產主義的政治想法。同是反抗精神，同樣重視政治參與，抗爭自此成了古思堯不容質疑的價值觀根基。阿古總是強調，抗爭在，故我在。
「抗爭係要付上龐大嘅代價：長時間要付出，唔計較得失。你要有信心屢敗屢戰，同埋死不悔改，要抗爭就抗爭到底。我支持年輕人嘅選擇同想法，但係年輕人要知道呢一條路係要付上沉重嘅代價，要寄托喺一個艱苦嘅抗爭上。」
古思堯
71 歲了，古思堯不再是那個因不公而與工會高層起衝突的熱血左派青年，也再無力不斷製作道具棺材，現在晚上常因電療副作用而睡不好，以往只花一小時的買菜路程變成兩小時，體重也下跌了七公斤，身材從某些角度看起來似是竹一樣。
記者跟他玩個遊戲，說一樣東西，他回答自己怕不怕。
病痛？「唔驚。」
孤獨？「唔驚。」
死亡？「唔驚。」
死之前見證唔到中國民主？
他笑一笑，答道：「梗係見證唔到啦！」
眼前瘦弱的老人，豁達地想像自己生命盡頭、躺在醫院白床上的景象。
「只要死嘅時候，知道自己盡咗一生去抗爭、去坐監，咁就無悔啦。」阿古緩緩地說。
古思堯
文／莫曉晴
攝／Fred Che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