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獄前專訪】癌症末期迎第十次政治監 古思堯的火紅人生:抗爭在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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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光頭白鬚的老人穿著火紅的無袖背心,獨個站在法庭中庭位置,辯方席間沒有律師。

「法官閣下,我係故意侮辱國旗嘅,我唔認罪。」古思堯用他粗糙的聲音說,患了第四期腸癌和肝癌的他經過電療後,頭上已幾乎沒有頭髮,體重也下降了近七公斤,但瘦削且充滿青筋的手仍直直地放在兩側。當主任裁判官詢問需要多少天審訊時,古思堯說:「根據我坐監十次、八次經驗,呢類型案件好快審完,我都唔想浪費證人、律師時間。」庭內律師們偷笑起來。

因去年七月聲援黎智英等人時倒轉舉起塗滿示威字眼的國旗,古思堯昨(28 日)被判「侮辱國旗罪」罪名成立,酌情減刑一個月後,判監四個月,即時入獄。古聞言大喊「結束一黨專政,打倒共產黨」,旁聽人士隨即和應「撐住,阿古」。裁判官休庭前向古思堯表示,獄中的治療不會比醫院遜色,並稱「本席希望你早日康復」。

古思堯去年中患癌,接受電療後,精神不算好。儘管每天都有人勤他退下來休息,但即使在「保釣行動」黃金時代已過、身體不再年輕、泛民路線不再受年輕人支持的今日,每當問他可會後悔投身社運時,阿古總是堅定地否認:「抗爭係我生命嘅重中之重,有抗爭嘅地方就有我,所以我才會留在香港。」

作為上一代首批投身香港社運的抗爭者,現年 71 歲的古思堯從左派熱血青年,到與日本妹拍拖的風騷民族舞老師,再成為了今天癌症末期還被判入冊的白髮老人,到底抗爭對他而言,還有什麼意義?

古思堯獨坐在荔枝角工廠大廈凌亂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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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庭前三日,阿古獨自坐在荔枝角工廠大廈凌亂的家中,天花板的兩盞燈都燒了,黑暗中他在微弱的黃光小燈前用放大鏡讀報,家中電視機正播放著共產黨政治歷史歌舞片《東方紅》 ,畫面中的勞動人民整齊劃一地做出耕田舞步,為共產主義而歡笑高歌。

「我對共產黨雖然恨之入骨,但佢啲舞蹈仲係值得欣賞嘅。」阿古解釋。

古思堯的居所,前身是青山道釣魚台行動委員總部。原為「保釣」物資負責人的他當時搬到總部居住,一住就住了二十年。曾經保釣運動是中港台最「主流」的抗爭運動,不論權貴、平民、左右派人士都紛紛捐錢贊助保釣運動的支出,其中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更於 1996 年於釣魚台海域跳海示威後遇溺身亡,激發新一波保釣風潮,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就是在同年成立。

阿古家中的釣魚船模型,「有紀念價值,唔捨得扔啊。」

2012 年,古思堯乘「啟豐二號」釣魚船成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登上釣魚台,及後被日本當局拘捕。當時連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都出手,向日方緊急提出交涉,要求日方確保 14 位中國公民安全並立即無條件放人,日本政府最終在兩日後決定釋放及強制遣返登島人士。

古思堯等人「凱旋回歸」,在機場受到支持者熱烈歡迎,紛紛上前獻花及戴花環。他在直播期間向同行人爆出的一句「企開啲啦,屌你老母」,更令該片段不足一週便有 30 萬點擊率。問起他知不知自己最為人熟悉的金句是什麼,他笑笑,解釋指自己平時不說粗口,但當時有個他討厭很久的人站在後面,才借機發洩一下。「其實佢企得唔前。」阿古大方承認。

現在近 200 呎的房間除了阿古一人之外,只剩下一箱又一箱細心地過了膠的剪報、街站道具及釣魚船模型。

「有紀念價值,唔捨得扔啊。」阿古若有所思地說。

時至今日,對許多年輕一輩而言,古思堯可能就是一個社運常見的奇怪反共伯伯。訪問期間,記者也遇上不少難分真與假的時刻,例如古思堯不時說中國國安聯絡他,叫他代國安向傳媒發通知;又指自己多年來保持身體健康的秘訣,是飲尿;上庭當日,更有一封裝滿法輪功剪報的信寄到法庭,收件人是古思堯,法官無奈地吩咐法庭按程序備份,再轉交給阿古,引起庭內律師們再次偷笑。

古思堯的「奇怪」,也包括癌症末期仍堅持高呼反共口號、倒轉國旗並故意向記者展示拍照,致罪名成立,一切都令人感慨同時又摸不著頭腦。

2020 年 7 月 15 日,古思堯在西九法院外倒轉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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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0 年 8 月開始,《立場》記者三次訪問古思堯。12 月那次訪問不久後,「啟豐二號」因沒有資金維修,正式宣布即將拆卸。拆卸之前,阿古最後一次走上已嚴重生鏽的「啟豐二號」,笑笑地指著船上的這張床、那間房,回憶十年前的風光日子。

去年 7 月,他因聲援黎智英燒國旗被控「侮辱國旗罪」,9 月底他再因被指 2019 年 10 月 5 日參與「非法集結」而跟黃之鋒一同被捕。總是炫耀將會第十次坐監的他,上庭前數日又製作大字報罵中共,好像執意要犯一犯新出爐的《國安法》一樣。他常對記者說,「抗爭必然要坐監,要有衝擊力、爆炸力、震撼力!」

這樣反共的阿古,50 多年前卻是個左派幹部。中山出生的古思堯,於五兄弟姊妹中排第三,父母都是教師,後來父親被批鬥為右派份子遭槍斃,母親於是把子女一個一個送到居於澳門的親戚家裡。自小在左派學校讀書的阿古,升中時成為了造船學徒,因而加入了工聯會的造船工會。工會要求成員上「政治學習班」,他至今仍記得政治班的內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政治理論、國際形勢…」阿古唸唸有詞地數著。

阿古加入工會第二年就參加工會選舉,成功當選為宣傳幹事。於是,一般年輕人都在青春時談戀愛,他卻把青春花在每天穿中山裝,胸口掛上毛澤東襟章及紅圍巾,手中拿著《毛語錄》,逐家逐戶找工友和市民宣傳共產黨。

1966 年,文革外延波及澳門。滿腦子戰無不勝的工聯、學聯、婦聯及各社團,每天操上澳督府誦讀毛語錄,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氣魄向毛澤東效忠,最終導致 12 月 3 日的特大警民衝突。(圖片來源:《反對葡帝在澳門的血腥罪行》)

年輕時血氣方剛,不時批鬥其他工會成員是「台灣特務」、「階級敵人」,古思堯之後也積極參與左派的「123 行動」,因反對澳葡、港英政府而衝擊市政廳。時為 1966 年。「當時除咗造船,其餘所有時間都係去參與左派活動。我哋會成日去南京、毛澤東故鄉觀摩,睇又睇最好,食又食最好,覺得中國共產黨一定係最偉大、最無私,係人類希望,所以跟黨走係冇錯嘅。好想做一個要求自己跟足共產黨要求嘅人,嗰時日子都係咁過㗎啦。」

即使長大後知道親生父親被共產黨槍斃,古思堯對黨的信心也絲亳不動搖,「只覺得佢係死有餘辜。」

年輕忠心的阿古本來前途無可限量,但在一次工聯會書記選舉中,他卻發現工會原來一早內定人選,於是便與領導層發生衝突。自此,工聯會就在澳門排擠他,所有船廠都不請他工作,古思堯決定離開成長之地,到以往最痛恨的英屬香港尋找出路。

他自言,雖然發現香港不似共產黨說的那麼差,船廠更不似澳門的一樣用人唯親,空氣更自由,機會更多,但他從頭到尾也只覺得香港是個「賺錢的好地方」。阿古緩緩地數出一堆豪華郵輪名字,數著船上的不同遊戲和設施,數著大洋船環遊世界經過的國家 — 也說著他以往從未想像過、70 年代的香港資本主義面貌。

古思堯的跳舞學生(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隆隆隆隆隆隆!」

前保釣總部旁的冷氣槽不斷作響,報紙和雜物散落的昏暗單位中,天花板插了一支自製衣架,上面掛滿了別人捐贈或社運留下的一堆堆舊衣,旁邊的三個舊雪櫃中有一個傳出陣陣臭味,走過時還有隻蒼蠅咻一聲飛過。

古思堯坐在單位內,回憶那段他人生中唯一沒有政治、在香港生活最富裕舒適的日子。

70 年代剛到香港工作時,三餐都由船廠包下,人工卻有數萬元,再加上花紅利是又多數千,生活過得很好,可阿古不慣回家沒事做,於是晚上又學民族舞,之後再到社區中心及日本教民族舞,認識了不少女朋友,當中更包括一個日本女生。

「但保釣唔係應該反日嘅咩?」

「呃…」古思堯想了一想後說,「嗰陣時我未參加保釣啊嘛。」

十多年間,連香港街道都還未認清的他,沒有再加入工會或了解香港社運,只是專心造船及跳舞。直至 1989 年六四,他才再次決心重投政治,生活方式大變,把時間投放在造示威棺材、遊行、坐監之上,一轉眼由大魚大肉變成清茶淡飯。

2002 年,古思堯與梁國雄因立會示威被囚兩周,刑滿後由懲教職員陪同離開荔枝角收押所。(Photo by Ricky Chu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7 年七一遊行,古思堯抬道具示威 (Photo by Edwar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自此,每年六四、七一遊行,古思堯都會風雨不改抬棺材,那道具曾經被警方沒收,也曾被來歷不明的大漢支解破壞,被毀後遭棄置於馬路中心。阿古也試過與「保釣」戰友在中環放下兩座慰安婦雕像,可是雕像需要人看守,於是已六旬的他便獨自躺在帆布床上,蓋著一張薄薄的棉被,像個露宿者般在路邊通宵留守。他還向記者聲稱,曾經有中國國安給他 200 萬元叫他停手,但他堅決拒絕。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古思堯在各大左報都有受訪,《文匯報》、《大公報》報道他作為抗爭前輩也反港獨,如今古思堯卻自言一直有為反送中運動寫掛在山上橫額的大字,也支持「攬炒」方向。對於名聲被左報扭曲,他卻只是笑笑作罷 — 抗爭不在要出名,而是在於抗爭本身。

四、五十年過去,對古來說,香港從一個「賺錢的好地方」,變成一個「抗爭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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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思堯卻沒有後悔為社運而放棄舒適生活,每當提起已九度坐監時,更總是驕傲非常。現在,他「保釣行動」的戰友引退得七七八八,阿古沒怪他們離開社運,只說每人可付出的程度都不同。而他自己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現在也身患重病,沒有東西可以輸。

其中一次上庭時,法官形容他是個「模範犯人」,每次都立即認罪,又不用法援,法官不解的卻是:「你有冇覺得愧對家人?」

古思堯的妻子與兒子(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古思堯的家庭照,中央是他的妻子與兒子(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50 歲那年,阿古獨自到河南旅遊時,在當地結識了 26 歲的餐館老闆娘,之後兩人結婚,誕下一子一女。阿古說,結婚時已一早講清楚自己的情況,「我同佢講,我喺香港參與政治活動,隨時俾警方拘捕同坐監,如果你同我結婚隨時冇好日子過,講清楚先,唔好第日先怨。但係佢都贊成我抗爭,當我坐得監多嘅時候,佢都有啲擔心,不過依然係尊重我嘅選擇嘅。」

阿古大兒子今年已經 20 歲,原就讀內地的高鐵工程學院,照理說畢業後一定有高鐵工程相關的工作做,但他說,兒子因自己的關係而不被安排工作。兒子之後雖然沒有埋怨,但當阿古表示希望他來港工作時,卻明言連香港身分證都不想要。

阿古又說,子女都對政治活動沒興趣,只想過平平淡淡的生活。直到阿古患癌,家人也未有回來照顧他,阿古強調是他不想家人特意來港,「有社運嘅朋友照顧,夠㗎啦、夠㗎啦」。

記者將法官的提問再一次擺在古思堯面前:「咁你有冇覺得愧對家人?」

「大是大非之前,家庭唔係最重要。」古思堯說,「既然選擇咗呢條路,雖然係愧對,唯有用其他方法彌補返。」

「佢哋會唔會叫你唔好搞咁多嘢?」

「佢知道我就算勸都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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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思堯家裡電視機正播放的《東方紅》 ,舞蹈員似在表演其中一曲《拿起武器鬧革命》,群眾演員揮舞著紅色的旗幟。古思堯自言看過《東方紅》 至少三次,家裡櫃中仍有上百張不同民族舞的 DVD,包括不少共產黨大外宣影片。

回想自己人生對抗爭的執著、對政治的投入,阿古說這也許來自年輕時,在澳門工會花多年青春學習共產主義的政治想法。同是反抗精神,同樣重視政治參與,抗爭自此成了古思堯不容質疑的價值觀根基。阿古總是強調,抗爭在,故我在。

「抗爭係要付上龐大嘅代價:長時間要付出,唔計較得失。你要有信心屢敗屢戰,同埋死不悔改,要抗爭就抗爭到底。我支持年輕人嘅選擇同想法,但係年輕人要知道呢一條路係要付上沉重嘅代價,要寄托喺一個艱苦嘅抗爭上。」

古思堯

71 歲了,古思堯不再是那個因不公而與工會高層起衝突的熱血左派青年,也再無力不斷製作道具棺材,現在晚上常因電療副作用而睡不好,以往只花一小時的買菜路程變成兩小時,體重也下跌了七公斤,身材從某些角度看起來似是竹一樣。

記者跟他玩個遊戲,說一樣東西,他回答自己怕不怕。

病痛?「唔驚。」

孤獨?「唔驚。」

死亡?「唔驚。」

死之前見證唔到中國民主?

他笑一笑,答道:「梗係見證唔到啦!」

眼前瘦弱的老人,豁達地想像自己生命盡頭、躺在醫院白床上的景象。

「只要死嘅時候,知道自己盡咗一生去抗爭、去坐監,咁就無悔啦。」阿古緩緩地說。

古思堯

文/莫曉晴
攝/Fred Ch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