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香港.專訪】時代的說書人 陳慧:說香港是福地,未免太輕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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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說:「陳慧,香港作家及電影編劇。其小說作品《拾香紀》獲得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1997 年—1998 年度的小說組獎項。已出版多本小說及短篇作品,亦有於不同媒介撰寫文稿及出席講座等,其作品多以香港本土作為背景,以書寫香港男女的感情生活作為其作品的明顯風格。2006-2018 任職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編劇高級講師,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客座副教授⋯⋯」

如果由陳慧來說陳慧與香港這故事,該從哪裡說起。

「我不太會講自己的故事,太悶了。但香港有很多故事,即使爸爸媽媽的故事都比我有趣太多,問題是他們不自覺,我只能像碎片那樣撿回來。」

上海公子和坪洲孤女由一條紅線莫名牽上,開啟了陳慧的香港故事。(攝影:KUN)

陳慧爸爸的人生轉折,好像都跟貪玩有關。爺爺在泰國開橡膠園,原本打算送長子回福建家鄉繼後香燈,但長子不就範,倒是終日泡在湄公河玩的二子易哄,一輛單車就騙上船,糊裏糊塗飄洋過海。長大後考上黃埔軍校,別人抗戰冒槍林彈雨,他卻跟美軍到塞班島飲可樂喫朱古力交女友。戰後重返上海,燈紅酒綠過膩後,聞說有個殖民小島更好玩,便興沖沖隨大夥兒南下。沒想到有天回不去。

而在南方的殖民小島上,另一個故事沒半點好玩。小島以西有一個更小的島叫坪洲,住着陳慧外公一家。外公經營火柴廠和灰窯廠,女兒在家唸私塾。然而,自外婆在日治期間炸死後,大小姐的養尊處優倏忽走調。外公續絃的新太太來自內地,是厲害腳色,繼女被咄咄相逼,待回神,已被丟到九龍城工廠寄居,當上繡花鞋面女工了。外公早逝,後來很多事情都看不見;太公倒活得久,但也只看到自己住進雞舍的淒涼晚景,長暮悠悠。

一邊是一輩子的「單身貴族」,貪玩到最後;一邊是傷痕纍纍的小孤女,怕對旁人目光,終日惶惶。南轅北轍的兩個人,年紀也差一大截,但紅線還是牽上了。

陳慧1960 年生於香港,那時媽媽未滿 18 歲。她的童年回憶常常是悶 ── 「好乸悶」(很悶)。

小時候,陳慧會和爸媽會沿彌敦道走到尖沙咀碼頭。今日她依稀記得那種氛圍、節奏和光影,是為她最念掛的香港時空。(Photo by 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

「那時家裡只得我一個孩子,爸媽都不懂得跟我玩。我爸雖有妻兒,但做的所有決定,都跟一個人生活沒有分別,是浪子。他給我最好的東西是空間。我媽是怕事的『𡃁妹』(女孩),親母早早過世,身邊也沒疼惜她的人,如何知道怎樣當媽?她最大的固執是不給我買玩具,只買書,還專挑經典,即使連環圖也是《紅樓夢》。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她抑鬱⋯⋯怎麼可能沒有?」

陳慧記憶中的媽媽,迷信知識,品味精緻,常嫌粵語片粗俗,強調自己只看西片。在私塾讀過的幾年書,大概夠她讀完一份報紙,而她還有一個習慣:把精要抄在小本子上(多是陳慧用不着的練習簿),有時是食譜,有時是人生格言。那些蠅頭小字,一筆一畫安放得妥妥貼貼,像她接回來加工的晚裝手袋 ── 微小的黑珠片逐一繡到也是黑色的皮包上,窮工極態,殘害視力,但併出來的立體小花,說不出的好看。

不懂得孩童的,還有爸爸。「他很『頂癮』(有趣),一天忽然問我:『睇咁多故仔書做乜?』(看那麼多故事書幹嗎?)然後給我《讀者文摘》。」那年她七歲,正在看《兒童樂園》。

說着,連陳慧也莞爾了。分明是越級挑戰,但容我們重申:小小陳慧沒玩具。所以她乖乖坐下,翻開小書,努力把看得懂與看不懂的字通通啃下去。「我用『噒』(重加咀嚼)的,一隻隻字的『噒』,好不容易『噒』完一本,下月再來新的。」

從此,在生命低谷死不放棄的人、被苦難磨得閃閃發光的人、在關鍵時刻拯救生命的人、異想天開最終實現夢想的人⋯⋯藉着一篇篇千字文,走進小小陳慧「好乸悶」的世界,「別忘了總有飛機掉下來的倖存者故事,我讀了很驚,覺得世界很危險!」笑畢,方續:「我的世界觀跟《讀者文摘》和後來大量閱讀的翻譯小說,大概很難分得開,裡頭的西方倫理和對美好的定義,不知不覺影響很深。」

「用現代標準來看,我爸極有品味,我媽則很細膩。媽媽對我影響很大,即使到現在,我還是有一種虛榮感,曾經為看懂卜洛克(當代美國偵探小說大師勞倫斯‧卜洛克)自豪,覺得該知道某些書,很希望一天可以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雖然清楚自己不是。那種虛榮,或許跟別人希望擁有一個 Prada 沒兩樣。」

爸爸媽媽神經刀式的教養,把陳慧育成愛吃書的小孩:「我人很悶,但我看了很多好故事,想了很多事情。回想起來,難怪我太早憂鬱、太快青春期。」

某場暴風雨後,尖沙咀碼頭候車人龍延綿不絕。但在陳慧的回憶中,這個巴士總站有午休的司機爸爸、籃子裡的午餐、玩不停的雙層巴士⋯⋯好不悠閒。(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那年是 1967,也是陳家的轉捩點。

「那陣子,爸爸一邊跟朋友合資經營廠巴,一邊做司機開六號巴士。很多個下午,媽媽提着藤籃,帶我到尖沙嘴碼頭總站陪爸爸吃午飯,讓我在雙層巴士上跑來跑去,很悠閒。我爸一直打風流工,重點是不要耗掉他下班打麻雀的精力,他還得過摩托車業職工總會的安全駕駛獎⋯⋯」陳慧噗哧一笑:「安全駕駛,即是一點也不快。我執拾時看到他那套餐具獎品,心想:老豆,你都得㗎啦!」

大廈天台上的摩托車業職工總會,是一家人的好去處,「我們不騙自己,那時確實喜歡工會,因為臘腸好味,買校褸便宜,還會安排吃蛇羹。」但爸爸加入罷駛,不為政治,只因有工友被炸斷腿,「對於工人階級的立場,後來我比他還『左』。他只是怕死。」

那八、九個月像是漫長的暑假,每次出門,都不知道能否順利回到學校。巴士說停就停,一停兩句鐘,車上孩子樂開花,女人惱煩未買菜,售票叔叔則自覺要肩負起這些婦孺的安危,大喊:「唔好落車,前面爆炸!」

「大人不會跟你討論,也不會問你可有嚇壞。都不會。我只是定格了一些畫面,長大才知那叫『六七暴動』。」陳慧說。

家住彌敦道上,小小陳慧最愛俯伏窗邊,看傳單從天而降,老爸見了便罵:「望望望,開槍射死你呀!」一個「宵禁」的下午(才下午已「宵禁」了),路上沒一部車子,陽光格外的毒,把所有事物變成閃耀的發光體。目眩間,她看到街上穿白襯衫藍斜褲、典型勞校子弟打扮的男生,被警察截停毆打,於是驚叫:「警察打人吖!」小嘴巴立即被媽媽掩住,她繼續睜眼看,見白襯衫慢慢染成一片紅,便在大人的掌心下呢喃:「件衫污糟咗⋯⋯」

照片攝於 1967 年 2 月,那時香港左派受國內文化大革命氣氛鼓動,狂熱升溫,後引爆「六七暴動」。(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罷工後收入不繼,工會安排太太們到青山道一間機器廠賺外快,在拉下的大閘後,給毛主席像章噴油上色。媽媽拿了一袋回家,小小陳慧舉起最大一個, 竟把自己的臉都蓋過了,「哇!」的一聲驚嘆起來。她想穿小腦袋也不明白,究竟要多奇怪的人,才會做一張那樣大的臉,讓人家大搖大擺掛身上?至於給像章噴油的媽媽,所知也不多,「觀乎她以後多年來的反應,我確認,我媽識佢係老鼠(認識他才怪)!」

才幾個月光景,平素跟爸爸耍樂的那票上海朋友,一一遠走美國。媽媽特別忙,鐵鑊買完一個又一個,通通用來餞行。彼時此時,別離是兩碼子事,女人和孩子在機場哭得稀巴爛。

後來,她從媽媽的埋怨中隱約聽到,朋友提走了爸爸的錢。那兩三年間,廠巴公司沒了,長工也沒了,但爸爸瀟灑依舊,貪玩也依舊,家裡只得媽媽一人撐着。至於住的房子,則從自住變租屋,從租屋變租房,從大房變中間房再變尾房,還從尖沙嘴一路遷往城市邊陲,最後落戶荃灣。

與此同時,陳慧換了一間間學校,但依然有本事在會考取得二優三良。只是成績再好,父親也不許升學,要她到糖果廠當女工。那以後,她上過班的地方還有包裝文具公司、印染廠、食品廠、機綉廠、珠寶店⋯⋯各行各業,邊賺錢回家邊讀夜校。

惱爸爸嗎?「嬲梗嬲。年輕一無所有,唯獨有權嬲,什麼都可以嬲。但成長最重要的領悟,是明白別人從來不是自己的理由。即使老爸不讓讀書,要讀的話,難道你讀不到嗎?夜校不成嗎?攤長來讀不會嗎?重要是自己選擇,開開心心做下去。這也是我近年很深刻的:認清自己的命運,做自己的選擇。」

走進風華正茂的香港電影  

然後一天,她讀報看到嘉禾電影公司招人。那是嘉禾乃至整個電影圈第一次招聘見習編劇,據說起因是袁和平投訴不夠人寫劇本。廣告只刊登了一千零一次,錄取四人。八十年代,香港電影風華正茂,可是陳慧對編劇一竅不通,也沒有特別喜歡動作喜劇。她只道做電影不悶,何況能讓想像力馳騁,邊說故事邊賺錢,太令人高興了。因為是女孩,她比旁人多用三倍力度才終於被看到能力。但,畢竟被看到了。

「 我從小就喜歡寫故事,喜歡思考關於故事的所有東西。那是很自然的,像細路看漫畫看得多,會執起畫筆那樣,因為存進去的東西一直撐撐撐,已經撐上心口。我覺得寫故事是大說謊家俱樂部,能脫離現實的沉悶。或者我的家庭愛情事業通通不能滿足我,甚至身在其中說不出所以然,但能夠在自己的角色裡經歷,彷彿成就了某種意義。

「如果問我,從爸爸媽媽身上得到什麼。我想,得到最多的是故事。他們沒有直接給我家財,卻送給我那個時代的記憶,還有生活上的種種堅持。」陳慧說。

父母留下的時代記憶,凝成陳慧的一部分。(攝影:KUN)

1996 年,陳慧第一次看到香港的滄桑。

「那一年,你有沒有感到整個城市突然浪漫?夏天,我與陳可辛談《甜蜜蜜》那戲,抬望藍天,竟是多年沒見的好看。但同一時間還有另一感受:也許來到最後了,像梅艷芳那支《夕陽之歌》?所有報紙、電台和電視台都來『香港倒後鏡』,一起懷舊⋯⋯」浪漫至極,會摻進一點荒謬的味兒,陳慧沒好氣地笑了:「人人都望倒後鏡,想點?」

但陳慧不能免俗,她也「倒後鏡」了。離開工作八年的商業電台不久,她開展看似瀟灑但毫無保障的自由工作生涯,既在報紙連載十日完小說,又接下各式活兒,盼望能養活自己。當中兩樁,跟彼時香港特別相關:一是為香港電台節目《千色教室》搜集資料,回顧殖民地的中小學教育;二是為古物古蹟辦事處整理古物,把封印地下多年的小島舊物,捧在掌心檢察。

它們彷彿聯合起來召喚陳慧,開啟一種全新眼光,回顧生於斯長於斯的家。

1977 年港督麥理浩到訪石硤尾下邨,孩子夾道歡迎。這也是他宣佈實施九年免費教育的一年,但倉促推行背後,原來另有文章。(Photo by Chan Ki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千色教室》共 12 集,三四人一組用半年多搜集資料,譬如在 1978 年實施的九年強迫免費教育。陳慧讀到學者程介明研究決策過程的論文,提及這個關乎全港孩童命運的重大改革,多年在立法局議而未決,但港督麥理浩在 1977 年突然宣布翌年上馬,一聲令下,教育界忙得人仰馬翻。多年後,前港督向程介明親證,此決定另有心思 ── 那年他出訪歐洲談判關稅,因香港的合法勞工年齡低於國際要求,陷於失利,回來便匆匆處理童工和強迫教育兩個燙手山芋。

原來無關教育本心。「從七十年代至今,香港的教育政策邏輯依舊:只有統治者的需要。我早明白,生活大小背後都是政治,但嬲的是 ── 你老闆!實施後你明明有這麼多年,何不回頭認真做好基本,反而把考試和學制改來改去,把細路弄得那麼慘?!」

陳慧氣上心頭,更投入了,她把研究起點一直往來處推,看到教會辦學之初遇到民間反彈、文武廟在上世紀的平民教育扮演關鍵角色、東華三院把義學正規化、政府和辦學團體形成授權外判的關係。她也看到英國人嫻熟的管治工藝,把施政目標分拆成一條條實施得到的法令;看到上海英租界示威學生被槍殺激起的漣漪,在港引發「省港大罷工」(1925-26);看到日佔時期教育近乎癱瘓,學校數目跌至雙位數⋯⋯「你不能只抽中間一塊併圖,就說香港的教育怎樣。要全盤看。」

《千色教育》最後播出什麼,她記不起了,只記得自己對於號稱「福地」的殖民小島,陡然生出前所未有的感覺:滄桑。

「當初英國和葡萄牙要爭奪的是澳門,香港算什麼?最出名的瀑布灣(Waterfall Bay,即今日華富邨附近)只是容易上岸的水源。樂道(Lock Road,尖沙嘴街道)又是什麼?女人們做生意,染上性病受困在此。這裡曾經只是洋人來取水和解決生理需要的地方。所謂第一期填海,是把永樂街大火(1851 年,472 間房屋遭燒毀,廿多人死傷)燒毀的瓦礫木石推向附近海灘。還有鼠疫(1894 年,二千多人感染致死),也是很具象的大災難⋯⋯」

1894 年,超過二千名港人死於鼠疫。之後鼠疫成為本地風土病,幾乎年年復返,至1920 年代方休。圖為衛生督察巡視西區。(Photo by Apic/Getty Images)

胭脂水粉通通抹淨後,她終於直視小島身上的累累傷痕。無處話淒涼。

「原來你是這樣的⋯⋯」陳慧幽幽的說:「我從認識開始愛,後來甚至覺得,『香港是福地』這話,未免太輕佻。」

完成《千色教室》後,她意外地闖進另一個考古現場 ── 這回的歷史,伸手能觸碰。

她隨着一票香港大學藝術系畢業生,天天到古物古蹟辦事處在尖沙咀的紅磚屋(現為街坊福利會)上班。二樓擺放了一疊疊藍色膠箱,都是從屯門和馬料水發掘出來的陶瓷碎片,最遠能追溯到元宋之間。「臨時女工」的任務,就是在考古學家指引下,找回它們原本的模樣——豈不是天天奉旨做立體砌圖?陳慧哈哈笑說:「開心到呢。但也因為太開心,女生們聚在一起嘻嘻鬧鬧,被考古學家罵得很『甘』(嚴厲)。」

來自屯門的那些,特別零碎。「我很好奇,為何那些古青花瓷特別好看,卻都不完整?」

她回到書中尋答案,讀到海上絲綢之路。自秦漢起,中國商人取道海路外銷,不少從景德鎮出發,把陶瓷沿河出海運往西方國家。屯門灘岸是境內最後的補給地,所有在顛簸路上破掉的杯盤碗碟,通通就地棄置,剩下完好的繼續未完旅程。她還讀到屯門曾是屯兵重鎮,沿海居民被多次實施海禁 ── 明朝打擊倭寇,清朝阻截明鄭(鄭成功)和海盗勢力,所以民間「片板不許下海」。

「管你正在開飯,總之一道命令,舉家北移。那時香港已經承受了某種(命運)⋯⋯無論你離首都多遠,總之就是勾結海盜。可覺得似曾相識?」陳慧嘿一聲笑了,說:「所以我覺得1841 年 1 月 26 日開埠是香港生日,那以後我們才有自己的歷史。要不,屏山出了一個狀元已經很『巴閉』(厲害)了;但那些鄉紳無論永續多少年,香港都不會變革命基地。」

像孫中山 1923 年在香港大學演說:「我之革命思想,得之於香港。」

孫中山早年曾於香港求學,1923 年返回香港大學演講,曰:「我有如遊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知識誕生之地。」(網上圖片)

在紅磚屋埋頭苦幹的陳慧,誠惶誠恐地把成果交給撲克臉的考古學家檢核。但最令人惶恐的不是重組,而是流散。「碎片要用水清洗才見紋路,但當中有些不是陶瓷,而是更脆弱的陶土,時間拿捏很重要。所以真能體驗幾千年的歷史,在自己手中化作紅土的感覺。」你還在消失現場不知所措嗎?考古學家沒好氣丟下一句:本來就會這樣!

有關被掩埋的歷史,重組是功德,消失是常態。

那年年底,香港經歷另一場大型消失:11 月 20 日,五級大火吞噬嘉利大廈 41 條生命。每個從直播影像目擊窗邊失救身影的人,都分到一份恐懼和椎心的無助感。

1996 年,嘉利大廈發生火警,那天陳慧剛巧路過,見證大火吞噬,人間無常。 (Photo by C. Y. Y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嘉利大廈裡,有陳慧看的醫生、看電影的試片室、認識的唱片公司。事發時她正好約了朋友到附近,從佐敦道碼頭緩緩走去,遠遠看到平素車水馬龍的彌敦道,竟然長出一個個帳篷,綠的啡的。她站在騷動的街上震撼良久,直至跟其他不相干的人被一一驅離。這個城市太久沒上演那樣的大場面了,她突然驚覺:我們平日仰望高樓時,從不曾認真想過裡面藏着那麼多人;也不曾好好思考,擠擁的城市若遇上突如其來的大災難,哪有轉圜餘地?

「我們安逸了幾廿年,真的沒有危機意識。」她萌生一個念頭:趁還在,寫下香港的故事。

真正動筆是在翌年,「主權移交」變作「回歸」之後。

此前一週,陳慧沒心機做任何事。她跑去看朋友拍紀錄片,遇上很多特定飛來做專題的外國記者,大家天天在蘭桂坊團團轉,碰口碰面是熟人,「咦,又開工?」好強烈的過節儀式感。

待那天終於到來,比小說家的想像更有戲劇元素 ──

雨點在整個晚上帶着焦慮,拿不定主意該細雨紛飛,還是滂沱而下⋯⋯

前港督彭定康肅穆地接過禮儀兵遞來的英國國旗,以不撐傘演繹政治家身段⋯⋯

彭定康家三個女兒在慕蓮夫人號上梨花帶雨,美得淒酸⋯⋯

成功過渡為特區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一身大紅袍,端坐主席台中央氣勢磅礡,彷彿為一齣華麗的史詩式大戲掀序幕;可惜她估中了開頭,估不到結尾⋯⋯

禮賓府內,末代港督與不再懸起的「米字旗」。(Photo by David Brauchli/Sygma via Getty Images)

慕蓮夫人號上,伊人揮淚告別小島。 (Photo by John Stillwell, 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在夜色和細雨中,解放軍入城。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還有兩個深刻畫面:我在皇后像廣場遇梁愛詩(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她獨自提着大褸和兩大袋文件離去,那時對她印象還不錯;華叔(前香港民主黨黨鞭司徒華)帶領全體立法局議員,在立法局門前大喊 “We will be back!” 半夜,我跟朋友衝到政府合署,看皇冠徽號被摘下,然後在街上看警察換徽章。回家後看解放軍在上水入城的畫面,隱隱不安。 」 

她差不多竟夜沒睡,累積了很多情緒,「有些東西會消失」的擔心非常真實。不能不提筆了。

「如果你自覺是 storyteller,你做的事情,就是沿門托缽。沒有故事是屬於一個人的,我幸運遇上這些故事,然後問,可以把你寫下來嗎?每一個時代,都該有自己的 storyteller。」

我,

連十香,

生於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

卒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拾香紀》

《拾香紀》裡,連家第十個女兒只活了廿二年。生命將盡時,她把大家庭中各人的歷史娓娓道來,逐一祝福。那些個人的悲歡離合掙扎堅持揮霍不服企盼等,組合起來,就是小島和時代的一個側面。那個側面終於 1996 年,未等到「主權移交」變成「回歸」,沒活過小說家思潮起伏的那個晚上。

「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你都未去殖喎!』去殖?我從沒經歷過!」說這話的陳慧,自有氣場。

「我不會說我要『去殖』,因為我是在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而且我可以舉例告訴你:六七暴動雖然有『差佬』(警察)打工人,整個社會也有很多結構性問題像貪污和黑社會,但那以後,權力中心懂得自我修訂,包括警隊改革、廉政公署成立、制訂青年政策,還『夠膽死』辦了一個藝術節出來⋯⋯

「那便是高低。你比他差很多,就是這樣。」

陳慧第一本小說《拾香紀》,在 1997 年—1998 年度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拾香紀》成為陳慧生命中的一樁大事,但當時沒想過,它還會成為不少香港人生命中一本重要的書。流散後,帶它遠走彷如帶着自己的根的,該不只我一個;與孩子共讀來回憶舊時模樣的,該不只我一家。

「用那樣的小說去認識香港?不要吧,太悲哀⋯⋯」陳慧低迥。

悲哀是,教科書裡的、新聞故事裡的、博物館裡的香港故事,都不再是我們曾經認識的那個模樣了。守護回憶成為重要的事情。

因為,回憶,就是,愛。

2020 年 10 月 18 日,市民湧進歷史博物館,告別行將改裝的「香港故事」展廳。以後的香港故事,將如何述說?(Oiyan 攝)

很多年後,人們說起香港,都少不了 2003 年。說到 2003,又難免要從那枝 83 號下簽說起。2 月 2 日年初二,一身黑衣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那年頭穿黑衣不怕惹罪),按習俗代表政府到車公廟為香港求簽,求得「凡事不吉」。有人說,那是車公最後一次向香港人說真話。2 月 21 日,一場婚禮把廣州的退休教授劉劍倫和他身上的沙士病毒一併帶進香港,入住 911的酒店房號。才一個月,在酒店住客和全港市民接力下,病毒攻陷威爾斯親王醫院和淘大花園,還坐飛機播送到全世界。3 月 27 日,全港中小學及幼兒園停課。

原來,那場疫症不只是又一個在北方被消音的恐怖傳說而已。

但再壞的開頭,也不夠為陳慧預備那年愚人節。回歸後幾年電影市道低迷,陳慧有時寫廣告有時寫電視,未有很強的危機意識。可是沙士不是省油的燈。4 月 1 日,她的工作夥伴不約而同挑在同一個下午來電:你的專欄要停了⋯⋯你的節目腰斬了⋯⋯你的通識課下個禮拜可能教不到了⋯⋯

張國榮:2003年,香港人失去的其中一種美好。

「人生第一次,所有壞消息都是 by the phone(從電話裡)來的,一日間知道即將失去所有收入。」陳慧說。

晚上,她依約與李純恩等幾個朋友到皇后飯店吃飯,來不及訴苦,夥記便來問:「李先生收到消息沒有?我們老闆好像出事了。」傻的嗎?即使是愚人節,也不要有的沒的亂傳好不好?何況那陣子假消息滿天飛,計有「恒指大瀉」、「特首辭職」和「香港正式宣佈成為疫埠」,澄清的人忙得人仰馬翻⋯⋯

一笑置之是正常反應,只是世界從沒答應過正常。新聞說:「歌星張國榮在中環墮樓死亡,終年 46 歲。」

吃完飯,大家惘惘然,各自歸家。 

同一個晚上,淘大花園有七百多個住客被送離家園。接載他們到渡假村隔離的小巴一部接一部,記者送行的鎂光燈一閃又一閃。陳慧記得,那以後沒多久,電視新聞的熒幕下方新添一列資訊欄,不同大廈的名字像走馬燈轉不停。又名「疫廈」。

這場疫症終於 6 月 23 日,那天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把香港從疫區名單上除名。6 月 29 日,中央與香港簽訂據說是「中央送大禮」的新經貿安排 CEPA。陳慧不久便見識到這四個英文字母的威力 ── 不單港產片變合拍片,連大街小巷也變臉了。

「從前我到銅鑼灣食雲吞麵,後來只能『食』伯爵錶;再然後,醉瓊樓的落單阿嬸竟然聽不懂廣東話!我拍枱問,你們還做香港人生意嗎?一個阿叔連忙說『我來我來!』」陳慧氣上心頭,但更大的是悲哀:「最慘是,他們根本不明白你嬲什麼。像在自己的城市裡,變成異鄉人。」

那年 7 月 1 日特區成立紀念日,五十萬人走出來,不是慶祝。烈日當空,維多利亞公園塞滿撐傘和揮汗的人,抗議政府擬就《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那條文充斥着「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竊取國家機密」等陌生用語;最貼近香港人聯想的,唯有周星馳電影《國產凌凌漆》那句:「你屈個盲嘅偷睇國家機密,做人都要有良心至得㗎!」

2003 年 7 月 1 日 在維園揮汗的人們。直至失去之前,遊行是香港的假日日常。(Photo by MARTIN CHA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自1989 年 6 月 4 日後,香港很久沒發出過那樣的怒吼了。

陳慧知道。回歸前她是商業電台的節目監製,負責諷刺時弊的長壽廣播劇《18 樓 C 座》,差不多有九年,日復日摸着城市的脈搏來創作。

「工作很緊張。每天中午節目出街後收聽所有整點新聞和看剪報,待傍晚看完電視新聞,便與編劇鄧高叔討論劇本。我度橋他寫稿,翌日早上八時回到商台,他的傳真稿已到。鄧高叔是節目靈魂,從前寫邵氏的戲,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譬如故事怎來?人物反應要準。人物如何反應?角色設定好,反應都在裡頭了。像周老闆和祥嫂,就是前人開山劈石留下的好角色。」

嘻笑怒罵背後,節目始終守持一種微妙的平衡。「鄧高叔有一個說法:各打五十大板。像周老闆常說的:『佢係唔啱,不過你咁講都係唔好』、『你好聲好氣同人講嘛』。你可以叫這做『和稀泥』(折中、妥協),但它確實是長久以來的香港價值。」

天天《18 樓 C 座》的那些年,陳慧記得香港人心躁動,但那時能夠震動社會神經的,始終是民生,像樓價急升、水費加價,公屋建築出問題⋯⋯ 所以 2003 年,竟有那麼多人上街反對 23 條立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包括預計約十萬人參與的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

「真猜不到那麼多香港人會為『形而上』的東西走出來——那是為民生、為制度、反 23 條呀!」陳慧這樣理解:社會問題就像一個個破洞,如果修補得快,才沒人閒得去尋根究柢;可是政府不作為太久,破洞愈弄愈多,譬如不提起當沒事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大家認真起來探究,終於發現許許多多的小破洞底下,原來藏著一個荒謬的「大咕窿」。根本是挖掘方式出問題。

「人們赤裸裸地看到政治影響生活、問題的背後是制度。」

那以後,直至失去之前,遊行是香港人的日常。假日下午,港島北的主要車道上,總要分出一條行車線給走路的人,有老中青有 BB 車有輪椅有口號有直幡有秩序有雪糕⋯⋯說到這,陳慧認真地趨前詢問:「你也覺得好乸攰嗎?有一段日子差不多每個假日上街,大家都問何不能好好休息、偏要日曬雨淋行去中聯辦?」問完又自答:「但是被辜負了那麼多,意難平。」

2012 年 8 月,學民思潮(已解散的香港學生組織)發動學生以紅布蒙眼,抗議政府擬推國民教育。(Photo by 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走出來的人一次比一次多。2012 年 6 月 10 日,二萬五千人要求中國徹查八九民運異見人士李旺陽的「自殺」事件。2012 年 7 月 29 日,九萬人要求撤回被指「洗腦」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2013 年 10 月 20 日,十二萬人抗議港府換發「免費電視牌照」時疑黑箱作業⋯⋯

「每件事都帶來一堆情緒,但當政者沒想過認真處理。」還有從回歸前已在討論、一匹布那麼長的政制爭議。

2013 年,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牧師籌備「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真普選」。4 月 28 日,佔中秘書處成立,記者會除了牽頭的「佔中三子」,還有十個來自不同界別、決志參與的「佔中十死士」。大家驚訝地發現,陳慧竟在其中。

她從說書人變成新聞裡的人,以另一種身分介入漩渦中的城市。

「那樣走出來,說穿了是陰差陽錯⋯⋯」陳慧謹慎地說完「陰差陽錯」四字後,繼續先前的坦率:「但我信一件事:無論個人抑或家庭、團體甚至社會,要做的東西總得有人做。即是說,地下髒了,不要等別人來抹。如果覺得事情應該那樣發生,自己做就好。」

2013 年佔中秘書處成立時的 13 人,包括「佔中三子」及另外 10 位支持者,今日各有際遇,也有各種唏噓。(圖片來源:「和平佔中」網站)

可惜現實不是電影,所有劇本都只能是良好意願。即使信念書發佈了、商討日做足三次、德高望重的長者們毅行了七天、初選和預演在萬難中完成、戴耀廷在台上嘶喊啟動⋯⋯可是,「佔領中環」所爭取的並沒到來,甚至「佔領中環」本身也不曾發生。真正被啟動了的,是「雨傘運動」。

2014 年 9 月 28 日下午,夏慤道上瀰漫的催淚氣,催生了朵朵雨傘花。 

「我看到無名無姓的人,做了很多我會說是『俠』的東西。有人搭出自修室、有人建木頭通道讓人跨過車道上的路壆。一天下大雨,卡板一車車的送來,把所有帳篷都墊高了。都是無聲無息的,很快就完成了,現在我甚至想不起當中任何一個人的模樣⋯⋯」

劇本裡的「和平佔中」最終沒發生;倒是瀰漫的催淚氣,催生了朵朵雨傘花,以及黃色和藍色兩個宇宙。(金鐘佔領區,資料圖片)

雨傘運動開始後不久,陳慧從三子身旁慢慢走開,她看到的是 ── 咦,原來你們不懂大家為何走出馬路?大家可不是因為答應了佔中才走出來啊!10 月 10 日,她與何式凝、舒琪、黃耀明和何韻詩等組成「文化監暴」(文化界監察暴力行動組),號召不同界別發聲,守護和平抗爭的年輕人。然而,當她以為自己跟年輕人站一線,一不留神卻發現 ── 咦,原來我是你們口中的「左膠」?原來「愛與和平」也有問題⋯⋯?

「老實講,2014 年我也曾經抗拒『本土』;咩『本土』啫?香港行『一國兩制』,你別亂來。2015 年我『撓埋手』看梁天琦;咩料?哪來的?想怎樣?可是到 2016 年,連我也頂不住那四個字(和平佔中)了;我們當然是『本土』,為什麼不?抗爭者哪算暴力?到了去年:你們要還手啊!不然走不了!⋯⋯

「叫『發現』也好、『覺醒』也好,幾年後回看,那段日子原來是一種過程。」

當中有亢奮有墜落、有不斷推陳出新的痛苦認知、有反反覆覆的希望和失望,更有分裂分裂分裂和更多分裂⋯⋯無論誰個,都分到專屬自己的一份孤單與無力感。

陳慧愈來愈消沉。

祝好求求你,不要譏諷力量微小的人。

再這樣下去,我怕我再也無法愛你。

 

黃色的世界又再分裂。

分裂同時傾斜,我從立足之地一直滾落,跌到裂縫中去。

沒人拉住我。

             ——《眾星逆行歸來》

待至 2016 年大年初一,旺角那場因魚蛋之名的大型騷動和警民衝突後,她強烈地感到:自己跟不上了。

「我清楚知道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跟他們走吧⋯⋯但我跟不上,太多東西無力理解。對於香港接下來該怎樣走,我毫無概念。我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知識太貧乏了,有太多書要看,想放逐自己。

今日回看「魚蛋革命」,陳慧想說的是:「我們沒條件再分裂,不要再比你『黃』還是我『黃』,或是他有沒有少少『藍』?先把人『立』(爭取)過來再算!」(圖片來源:朝雲 攝)

「我覺得自己對這個地方已經冇用;不是還有沒有作為,而是很乾脆的冇用。不是晦氣話。」她呼出一口煙,續:「我都係扯罷啦⋯⋯要用『扯』(離開)字才傳神。」

2018 年,陳慧接受台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教職,真的「扯」了。

她後來才知道,出發時自以為放長假的「扯」,跟後來彷彿回不去了的離散,端的是兩回事。 

低潮中,陳慧決定要「扯」;以為喘息,竟成離散。

與陳慧相約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藝大咖啡館,我早到。初櫻、蔓藤、草地、池塘、鐘鼓樓、紅磚灰牆、低調但耐看的建築、飄到教學樓外的樂聲⋯⋯不禁給她發訊息:「你呢度靚到一個點,簡直無法專心工作。」

「係㗎」,她的回覆夾了一個微笑同時滴汗的 emoji,一言難盡。2018年,她成為這裡的電影創作學系客座副教授。

在後雨傘的消沉裡,陳慧有時會來台灣放短假,到華山光點看戲,在小巷找能點煙的咖啡室看書寫稿,最重要是喘息。後來北藝大來了工作機會,「我第一個念頭是,如果早十年就好了,那時什麼都不用顧慮。但接下來想,十年後若再遇上,我也會這樣希望嗎?起行吧!反正只自己一人,又到了這個年紀,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北藝大辦公室內,陳慧忙亂的瞬間。(攝影:KUN)

陳慧在 8 月 1 日起錨,開始時像從灣仔搬到沙田:是遠了點,但隨時可以回去。頭兩年,她確實每隔一兩個月便跳上飛機,回藝術發展局開會,跟親友見面。只是沒想到,這樣在時間軸上跳躍前進地相見,像極電影的跳接鏡頭,竟令香港的急速墜落顯得更戲劇化,格外叫人難受。

「我知道香港一直在變,但如此密集地跳躍着看,感到消化不良,好心酸 ── 點解你變得咁快?做乜搞到自己咁呀?唔好啦⋯⋯」彷彿梁朝偉在《重慶森林》對毛巾和肥皂苦口婆心。

稍頓,陳慧續:「感覺很強烈,卻不能說,怕別人覺得自己才離開便嫌棄,連我也這樣詰問自己。當時我未懂得釐清感受,只能形容,那是一場漫長的告別。」

612,616,701,721,805,831,1010,1112,1116⋯⋯她在每個日子記住一件事,納來更多顛覆,告別一塊美好。

2019 年底,人在灣仔,夜歸。朋友們紛紛警惕說香港不同了,但陳慧向來是夜貓子,又在熟悉的老家,心想怕什麼?然而,暗街獨行,前面冒出警察,她赫然心驚。像啟動了某種求生本能,她裝作鎮定走過去,努力令神情看似一個藍絲大媽。

「原來我驚,但我嬲我驚。」說時有恨。

「我接受不到自己的情緒。那種抑鬱同時無力抑鬱、恐懼同時憎恨恐懼的感覺,很真實⋯⋯我想不單是我,是很多香港人。當有人不為私利、更不是為着自己的錯誤而入牢,旁觀的還怎樣訴說自己的無力?」

半夜,舜伯弄醒我,跟我說,你記住,祝好縱使有錯,她做的事情並非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從前,這就是俠,偏偏如今無俠亦無情。

                                              ——《眾星逆行歸來》

從去年到今年,從反送中運動到港版《國安法》,DQ議員、閹割新聞、瘋狂起訴,整治專業,事情的惡來到新層次。「什麼叫破壞?那是摧毀了一種質素 ── 它不是有形的東西,而是做事的標準、對事的看法、對人的態度、專業⋯⋯人性。這是我最大的憤怒。」

她對自己的微妙情緒也發展出新察知,「旁觀一切腐爛,連帶自己的心地也會出問題。像李偲傿死,大家第一時間請出『小鳳姐』,十年前怎會想像自己成為那樣的人?又像運動口號,從下台到下地獄到死全家,面不改容⋯⋯我認自己在這事上很『左膠』,喊不出口,但我憎恨當權者:你們自己變差就好,但你們的作為,令香港人都變差了。」

臨別,陳慧着我去美術系館,找長梯頂端的雕塑。雕塑上有小草,頑強地要從石縫中長出來。最難時,小草給她安慰。(攝影:蘇美智)

後來運動出現了一句話:「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當中夾附廣東粗口,有說是年輕人詞拙,但半輩子與文字打交道的陳慧不同意,「我見識過真正的詞拙,那是回歸後兩年,香港廣告質素直線下滑,後來所有飲品廣告只剩一個『爽』字。現在的後生仔不是不夠字用,他們只是有很大的情緒。」 

陳慧的情緒,陳慧用小說來治療。

我在河岸上看著洪水滔滔,深深的哀傷悲慟漫過心頭,好像沖走的,是我生命裡最重要的部份。

                             ——《眾星逆行歸來》

《眾星逆行歸來》去年底在香港文學季發表。她在 7 月 11 日開筆,到 9 月 18 日收筆,期間 ──

香港確診新冠肺炎個案的單日數字達 173 宗高峰、58 萬人在民主派民間初選投票、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案》、「限聚令」收緊至二人、已報名參選立法會的楊岳橋等被裁定提名無效、林鄭月娥引《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男子在電單車上懸「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被起訴、李卓人等因六四集會被控「未經批准集結」、二百警員搜查壹傳媒大樓、拘捕創辦人黎智英、林卓廷被指在 721 元朗襲擊事件涉暴動罪、教育局要求教科書刪除香港實施三權分立的內容、在海上被捕的十二港人被指「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

才 70 日。

才他媽的 70 日。

我們在崩塌的日常中守住人的正常。

過去我對「正常」二字沒想得太多,現在才明白,原來正常,就是正直與常識。

                     ——《眾星逆行歸來》

「寫的時候有很多情緒⋯⋯但我不想只說去年,最想呈現的,是沉積。譬如你問郭乃弘牧師,他會從高山會議說起,層層疊疊。有些人老早就在。很多事情互為影響。

「文學季以『離留』為題,有趣是沒把我放在『離開』那邊,反而是『回來』。現在,『歸來』對我的意義確實很不一樣。不是被迫着認同的那種回歸。很多同輩人理直氣壯地說:大陸一早收回香港,你們搞這麼多做什麼?他們真的完全回歸了,我卻至今未回。但也不是『少小離家老大回』、很唏噓的那種回歸⋯⋯

「我的『歸來』是:你返來了。它是過程,令一些人發現甚至覺悟,原來自己那樣在乎香港、原來我有這樣的身分、原來我要做這些事。記得《星球大戰》嗎?開場的字體和音樂好勁,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就是那種感覺,像神話人物出場,浩浩蕩蕩,波瀾壯濶,願榮光歸香港。我要在小說裡寫一個華麗的回歸,因為我們值得⋯⋯

「我想要的、會有的,是那樣。」

她兀然靜了,我們各自捧杯,專心嚐着味蕾上的澀。

「從來創作都是治療,即是先治療自己。」說着,她哈哈笑了:「你們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作罷!」

雨傘後,陳慧用《弟弟》治療抑鬱,提醒自己活好每一天,最後一句是:「好,譚可樂,我的弟弟,既然每天都是關鍵,你就坦率而活吧。」反送中運動後,她用《眾星逆行歸來》梳理現實中的種種意難平,通篇像密碼,彷彿鐵了心只要給香港人看懂。書中的「我們」,最後決定生一個孩子。

「有什麼比生小孩更能表達他們(兩個主角)的勇敢?願意相信自己能在這個地方養育下一代,那是有付出才做得到的事,背後是生命力和盼望。我把所有祝福送給那樣的人。」

孩子大概要在漫漫長夜裡長大。為他點一盞燈吧。

孩子長大後,會生下他們的孩子,到時候,黑夜或許仍沒有過去,那就教他們如何為自己的孩子照亮黑暗。

黑夜沒有過去,就繼續將燈點上,直至黎明來到。

                              ——《眾星逆行歸來》

偶爾,陳慧在臉書分享台北的天空,有時是北藝大早出的初月,有時是夜歸六條通遇上的圓圓月光。

「香港永遠被大廈包圍着,勉強找到小塊天空,可是一下子就天黑了。在台北街上,即使太陽早早下山,還有半句鐘才慢慢暗下來,真是一個有暮色的城市。我喜歡那樣的黃昏,彷彿歲月悠長。」

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在喜歡的這個城市,安頓下來?「但我想,我永遠無法 settle。即使中了樂透,即使買到有陽台的家,即使那陽台望得到大安森林公園。什麼是 settle?怎樣才能 settle?不懂就是不懂。」

三年過去,有關身處台灣,變成很不一樣的事。它不再是陳慧曾經以為的,「像從灣仔搬到沙田」或者「人生最昂貴的一次搬家」而已。

「後來的事,令人措手不及,像大家的經歷。只能說,我沒想過自己從此不住灣仔。如果有人竟然讚我有『先見之明』,我甚至不想跟他說話。」同一時間,她在台灣遇上很多不如意,「丟給你可能捱不過,但我捱得過,因為是我的命,度身訂造給我的。」

一個人,兩條命。在學生眼中,陳慧是編劇老師,會看作業理解他們筆下的台灣,嘗試給有用的建議。至於晚上看香港直播到天光、永續黑眼圈、有時莫名激動、這一輩子都背負傷痕的那個陳慧,她說,學生無法理解,也不需要理解。

「我有些厭倦人們問我可會掛念香港」,說時一臉不好惹:「廢話!」

「無論你今日在哪裡生活,試圖壓下又好、什麼都好,總會在某些時刻感到,原來你那樣着緊、那樣心痛。作為主體的香港一直都在,但每個人走,都會帶走屬於自己的一些。」

陳慧:還可以自由說話的人,有一種責任。

書寫於陳慧,虛構是為了回應現實,否則便失去意義。香港是她離不開的現實,即使肉身離開了,即使旁觀墜落,心痛得不懂回應,「有時不知道自己還能說什麼。但我要記住我嬲,記住所有感覺。總有一日,我會知道怎樣講,然後清清楚楚地講出來。這很重要。」

「即使看得辛苦,不想看,但你還可以做什麼?記住囉!這是我們的責任,尤其是還可以自由地說話的那些人。」陳慧說。

不要適應。不要習慣。

縱使被欺凌被踐踏被扭曲被誣蔑,要知道這就是扭曲的世代守護真相的代價。

而這是我的命。我為我的命驕傲,這是一道只有我才能走過去的門,這道門只為我打開,也只有我能將它關上。

要在不正常的世界裡奮力當正常的人,就算筋疲力竭,粉身碎骨。

                                   ——《眾星逆行歸來》

文字 / 蘇美智

攝影 / K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