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元年，「以言入罪」彷彿變成慣例， 我們都不敢「大聲說話」：生怕說錯一句，將失數年自由。
近十年，辯論比賽被視為「最佳通識科活動」，它與科目一樣，講求思辯、正反思考的訓練；辯論題目圍繞政策議題、哲學價值、生活小事；辯論場上，學生被分成正反兩方，按照站方建構論點、搜集資料、輪流發言，也要反駁對方觀點。辯論場上經常會聽到－「真理愈辯愈明」。
然而政權要點名處理的「三座大山」，其中一座是教育；清算山雨欲來，被指令年輕人「變激進」的通識科首當其衝，其課外活動亦未能倖免。
《國安法元年》系列第二個專題「辯論之死」，披露近一年學界比賽被閹割審查的辯題、紀錄辯論教練與隊員的掙扎和無奈、專訪流亡在外的學界前最佳辯論員，從辯界的自設紅線，印證噤聲年代之始。
若辯論將死，香港的下一代，距離真理將越來越遠嗎？
「香港不再是理想家園」，這是今年學界辯論聯賽「被消失」的一道題目。
字眼看起來敏感嗎？似乎不是，但出於憂慮學生發言觸及政治、踩中紅線，題目被迫難產。
自從通識教育成為高中必修科，香港學界辯論風氣更盛，學科宗旨與辯論一樣，講求思辯、組織與表達能力。辯論題目各式各樣，近年一直與城市脈搏緊扣著：社運浪潮席捲全城之際，辯論比賽總會出現緊貼時政的題目。
2014 年，有中學學界辯論比賽的題目是「雨傘運動得不償失」。2016 年，同樣是學界辯論比賽，學生討論過「本土意識」、「香港應否獨立」。2019 年，有學生在自由辯論環節引「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作例。
2020 年始，疫症模糊了人們的臉；6 月 30 日晚過後，紅線纏上了人們的嘴。
辯論比賽再無關於「反送中」、「勇武抗爭」、「重組警隊」的辯題。
有如昔日滿街的文宣海報與旗幟，那夜之後，「敏感」辯題逐步銷聲匿跡。
立場新聞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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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光
香港學界辯論比賽「萬年題」一直為人詬病，辯題來來去去不是「中學生不應談戀愛」、「香港應發展郊野公園」，就是「應設立最高工時」、「應全面實施垃圾徵費」，脫節又沉悶，儼如一池死水。
直至近年，辯論比賽頗為生色，原因之一是辯題「貼地」，與社會時政扣連。
2014 年秋，由十二位前基本法草委、諮委及社團代表創立、名譽顧問有前特首梁振英、人大常委譚耀宗及譚惠珠的「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基推會），所主辦的中學生辯論賽，其中一場比賽的辯題是「雨傘運動得不償失；現時香港社會已過於泛政治化」。
2016 年春，本土意識抬頭，基推會舉辦的大學生辯論比賽，大學生公開地探討「港獨思想對香港民主發展利多於弊」；中學生辯論比賽有辯題則是「香港本土意識提升有利社會發展」。
2019 年夏，港人拒絕「送中」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亦萌生「勇武抗爭」、「革命」的念頭。有逾 50 年歷史的聯校中文辯論賽，冠軍賽與季軍賽以「為改善社會，暴力抗爭是可接受的手段」、「香港需要革命」為辯題。
同年秋天，一眾希望推廣辯論教育的前辯員創立「香港學界辯論聯會」，並於反送中運動期間舉辦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比賽」，辯論題目更與社運緊緊相連：「林鄭月娥女士應辭去特首職務」、「《榮光歸於香港》比《海闊天空》更適合成為香港民主自由的代表之歌」、「解散警隊對香港未來發展利大於弊」。
2019 年 9 月 13 日中秋夜，有市民將重達 20 公斤的器材搬上獅子山頂，投射字幕「願榮光歸香港」字幕。（朝雲 攝）
結果比賽惹來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及親中組織教聯會狙擊，批評是「假辯論真洗腦」。當時有聯賽籌委向《立場》透露，教育局曾致電各間中學施壓，更索取不願退賽學生名單。
最終，原定參賽的 121 家學校中，有19 間在壓力下相繼退賽。
教育局回應傳媒查詢時指，該辯論比賽不少議題「命題偏向一方」，難免令人懷疑帶有強烈政治宣傳，部分議題違反法例或社會道德標準，「沒有可供有意義辯論的空間」。
打壓已至，但當時的辯論、當時的社會、當時的香港，脈搏仍在用力跳動。時為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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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
一年後的夏天，一切急轉直下。
踏入 2020 年 6 月 30 日晚上 11 時正，《港區國安法》正式實施。校園內外盡是無形紅線，那股恐懼足以令學校、賽會、教練、學生急步退後。
曾被黨媒狙擊的「學界辯論聯會」，正是其中一例。
聯會舉辦的辯論比賽，辯題一向會由學校與賽會共同制定，再放進辯題庫。進入後國安法時代，聯會的網上辯題庫中，昔日出現過的辯題如「林鄭月娥女士應辭去特首職務」、「重組警隊對香港發展利大於弊」、「中學教師在教學時不應表達政治立場」、「一國兩制是2047年香港的最好出路」全被下架；凡與「反送中」、「抗爭運動」、「勇武」有關的辯題亦全數消失；剩下的是「現行副學士制度利多於弊」、「本港應成立動物警察」、「香港應實行租金管制」等，彷彿又回到「萬年題」時代。
聯會更進一步預測、審查作賽內容：儘管辯題字眼溫和，要是預視到學生發言可能觸及政治，同樣難逃一劫。
據了解，聯會近期抽走「香港不再是理想家園」、「港英政府對香港發展功大於過」的辯題，原因是擔心學生發言觸及政治、違反國安法。
另一學界比賽中，有學校則對有關「疫苗護照」題目的表達關注，憂學生發言時會批評國產疫苗科興，我們獲悉，該校並未退賽，惟拒絕比賽錄影。
「學界辯論聯會」回應《立場》查詢時表示，國安法實施後聯會訂定辯題時增設篩選條件，「凡隊伍提供之辯題有違反國安法之嫌，籌委將修改題目字眼或刪去相關辯題」，以保障參賽隊伍及聯會不會違法。
聯會又說，本年度收集各報名隊伍提供之辯題時，有關反修例運動、社會運動的辯題均屬少數；政治類和本地政策類型仍佔今屆賽事辯題庫約三分之一、惟直接與反修例運動相關或直接使用該等字詞作主體的辯題則不存在。
中大新亞辯論隊隊員羅子維透露，對手以「毫無討論意義」及擔心風險為由，反對以「攬炒是香港可行的抗爭手法」為辯論題目。
恐懼蔓延至出賽的辯論員身上。
今年初一場中大書院辯論比賽，新亞辯論隊提出「攬炒是香港可行的抗爭手法」題目，遭另一書院隊伍反對。新亞辯論隊隊員羅子維透露，對手提出的原因是辯題「毫無討論意義」，亦擔心討論題目所承擔的風險—害怕被保安「掃場」、害怕被恐嚇。
對手要求他們「不要再交犯法辯題」。同一個比賽，學生們邀請大學講師擔任評判，遇上評判提醒辯題可能違反國安法，甚至介紹他們參加國安法講座。
凡此種種，羅子維說感到心寒和失望，「不是對對手失望，很明白每人都會擔心自己的安全，擔心自己的未來，失望的是，在國安法之下，辯論的意義愈來愈細。」
現實似乎只容妥協：不談自己城市的前途，改為能談其他地方，例如討論「加泰羅尼亞應該獨立」，或許能夠過關。
「唯有不斷『走位』，不論是社運、論述或者辯論比賽。如果無法討論最想說的東西，就試著討論一些沒那麼想說的話。」羅子維相信，尚有一定討論空間和意義，供各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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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國安法元年，教育局對通識科判死刑，從「改革」後的新科目框架可見：不講批判思考，要准唱好國家。課程以外，訓練思辯的活動未能倖免；官員又說，「國家安全」不應被視作爭議性議題來教授。
今年紅底組織基推會舉辦的基本法盃辯論賽，決賽辯題是「甲方：一帶一路為本港青年人帶來更多機遇」及「乙方：大灣區為本港青年人帶來更多機遇」。
甲方和乙方的立場並無衝突，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可以同時都好，辯題沒有比較性質。再者，辯論員要論證自己的立場，只需「說書式」地各自表述一帶一路或大灣區的好處，進而論證哪個更好；根本無必要反駁對方的觀點，遑論指出兩者的弊處。
除非辯題變成「一帶一路比大灣區為本港青年人帶來更多機遇」，方有可辯之處。
身兼辯論教練、辯論雜誌編輯的陳麒匡無奈指，既害怕學生「講錯嘢」被追究，在假資訊泛濫世代，更害怕作賽言論被斷章取義。
教練、學校及賽會害怕無法控制學生發言，害怕學生「講錯嘢」，更害怕有人斷章取義，身兼辯論教練、辯論雜誌編輯的陳麒匡嘆無奈：「假資訊泛濫，求其攞咗你條片剪剪埋埋，只出兩隻字、八隻字時，太危險啦。」
於是，他們以審查辯題作「安全網」，動機之一或許的確是保護學生。
「學生講錯第一時間賽會係要揹飛，第二係學校，幾時輪到學生。所以賽會會諗，學校又要諗，教練又會去諗，前面已經有好多關。」
但如何小心揀選題目，被紅線封住的嘴巴，仍有可能不小心漏出風聲。
辯論教練的責任變得更重，他們以往教導學生建立論點、正反論述、演說技巧；但在後國安法、疫情下的「篤灰」時代，訓練重點多了一項：包裝。
近一年，辯論教練很多時候用視像會議與學生開會，教練本身說每句話，都要經過濾、包裝：深怕學生家長誤會教練對學生「洗腦」。
正式比賽時也要「包裝」。
陳麒匡舉例說，如果有學生作賽時想舉「光時」口號為例，他教學生概括為「政治口號」或「示威者經常用的口號」；以往比賽中曾討論的「香港獨立」題目，他教學生包裝成「香港前途是自己一個，還是有人睇住佢」。
儘管學生作賽時應盡量投入代表一方辯論，他仍會時刻提醒學生，必須用「中性字眼」形容不同持分者。
「示威者咪叫返示威者，市民咪叫返佢市民，佢係警察咪叫返佢警察。」
記者領略到的言下之意是，「手足、義士」應該避講，「黑暴、暴徒」亦然。
陳麒匡認為，辯論有別於朗誦、演講，是較高階的口語溝通，「（學生）係咪應該聰明啲表達你想表達嘅嘢？如果你想表達嘅嘢係 A，但聽眾聽出嚟係 B，你控制唔到。」他不希望學生被誤會，「瓜田李下」。
但事實是接近一年來，學生幾乎再未接觸過「危險」辯題。
2021 年，你想像得到、想像不到的辯論題目悄悄「死亡」。他們都有話想說，但被告知不可說，然後變成不敢說。
文／莫泳浵
攝／Nasha Chan、Oiyan 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