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 6 月 4 日，六四一周年，維園首次舉行燭光晚會。
燭光初次照亮了 15 萬港人的面龐。
「我由台上望落去，係一片燭光海，好似天上面星星，冚唪唥降落到地上。一點點燭光，好似象徵住每個人所凝結咗嘅眼淚，我以前係未見過咁悲壯嘅場面。」九七回歸前，己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鏗鏘集》動情地憶述。年年月月，隨着各大報章，香港人把這片燭淚，牢牢地烙印在記憶之中。
燭淚長流三十載，直至再也沒有獲批不反的燭光晚會。
攝：Nasha Chan
2010 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轁文及李立峯發表論文《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指出六四集體記憶能歷久不衰，在於當年傳媒的社會烙印，也在於其後的社會政治環境下，有否容許社會組織、傳媒運作的自由，作出論述的機會多寡。
「當事件觸及社會的核心價值，而事件本身也激動人心，因此而產生的共同經驗才刻骨銘心到足以進入社會的長期記憶……集體記憶的守護者必須懂得這些情感因素對社群的影響，才能有效進行社會動員和激發記憶。」
支聯會存在之特殊，唯一的任務，就是守住六四記憶，對抗遺忘。
今年六四，當香港容不下公開的燭光，香港民意研究所公佈「支持平反六四」比率創 2003 年後新低（45%），應解散支聯會創 1993 年後新高（28%）。秘書蔡耀昌回應傳媒時稱，壓力下會步步為營，但不會自亂陣腳。
三十多年來，支聯會是怎樣守護集體記憶？在飄移的紅線中，一班常委、義工如何砥礪前行？
走在維園足球場，五十多歲的常委黃志強拿出 1993 年「支聯會義工組」的 T 恤，侃侃而談，說起燭光晚會的佈置。八九民運，他才 24 歲，在地盤做機械操作員，每逢周末或平日晚上必定前往遊行集會。自 1990 年起，他擔任支聯會義工逾三十年，他任職組織部，負責與義工溝通。
支聯會常委黃志強站在六四晚會「民主烈士紀念碑」位置
大台位於近天后那一端，他順序數過來，第二個足球場得掛上天安門廣場巨幅橫額 — 要掛上足球場鐵網，需要合二十多人之力才掛起，還要避開大風大雨；第三個足球場上，花一小時組裝木製的「民主烈士紀念碑」、後用吊臂車吊起放到台上，因為例行有獻花儀式，不能離台太遠；第四個足球場，則擺放民主女神像。準備工作通常由 6 月 3 日晚上 7 點鐘開始，工作到 12 點，最晚則到了凌晨三點，而大部份義工在六四當日會請假。
哪一年最辛苦，他說不清，「年年都咁辛苦，冇邊年舒服，咁最舒服係上年囉。」他哈哈大笑，沒有集會不反對通知書，他才終於停下來。
回首當年，當六四運動抗爭的氣氛平息後，支聯會的重心轉移至延續八九民運記憶。雖然多年後被批評「行禮如儀」，但開端均是創新，不少鬼主意，來自創會常委曾健成，例如用索帶掛橫額、製作年宵攤位的組合式鐵架、「民主烈士紀念碑」等等。
人稱「阿牛」的曾健成走在維園，支聯會創會後任常委十年，他仍然清晰記得支聯首年辦年宵的攤位位置
作為民主台的核心成員，曾健成常常在進行新嘗試後，照搬到支聯會實行。1989 年十二月，羅馬尼亞革命遭血腥鎮壓當晚，曾健成與區議員衛慶祥、民主台一班人即興在遮打花園臨時舉行晚會，他靈機一動，買來一堆洋燭，作悼念用。其後，他在支聯會常委例會中提出同樣做法，人人贊成，到了「八九除夕民主大集會」中，人人手持一根根白色洋燭，在翌日的「九０元旦民主大遊行」又義賣洋燭捐款去羅馬尼亞，一共籌得 18 萬 — 自此燭光晚會有了雛形。
臨近六四一周年，宣傳密鑼緊鼓籌備。四月，支聯會清明節獻花牌悼六四死難者，到了五月，他想起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直升機盤旋，北京學生放風箏阻擋監視，便照板煮碗，「天安門有發生過嘅，我就將佢拉埋香港，大家可以一齊參與。」數月前民主台已辦了一次單車遊行，他又提議支聯會跟機辦「中華民運單車大遊行」，由大圍單車公園出發至沙田新華社，司徒華也有份，約三千人參加。
支聯會每年舉行的的「民主風箏行動」，攝於 2000 年前後（徐漢光提供）
倒是燭光晚會需要新噱頭。六四鎮壓後，民主台在新華社外設置靈位和祭壇，供市民致祭，曾收集 300 萬個市民簽名，再火化。一周年燭光晚會前，曾健成提議重演事件，由街站收集簽名，製作火炬點燃簽名祭祀，甚至親手製作火盤。
1990 年新年年宵花市，支聯會一投投了四個攤位，賣民運書籍、市民捐贈的迷你民主女神像，人群洶湧而至，籌得 40 萬，全是現金。由於新年銀行放假，曾健成託弟弟秘密地把一大袋錢帶回家暫存，對方竟也寸步不離，由年初一到年初三，憂心過頭，年初四打來跟曾健成訴苦，常委們才緊急要求銀行開「夜庫」存入現金。
1990 年的支聯會年宵攤檔，可見掛着「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揮春。（支聯會提供）
到了第二年年宵，現成物品已售罊，一眾常委一籌莫展之際，曾健成大膽向司徒華提議說：「華叔今次難為你。」司徒華問：「賣咩？」他說：「賣字，賣字咪得囉，你寫啲詩詞歌賦去賣，得㗎啦。」大家又贊成。到了維園，司徒華即席揮毫，一張張對聯賣過千元，仍然大排長龍。宣紙易乾，揮春紙不吸墨，於是義工人手一個風筒猛吹，曾健成在一旁做「書僮」斟墨，同場還有尊子、馬龍即場畫漫畫，自此掀起一陣政治人物寫揮春的熱潮，司徒華每年以墨寶籌款，直至逝世。
直至今年維園年宵支聯會攤位被禁、六四遊行集會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支聯會堅持多年的一系列悼念六四活動，僅剩五月初洗刷國殤之柱、以及「毋忘六四」長跑，能順利在四人限聚令下完成。
今年 5 月 16 日維園南亭廣場，秘書蔡耀昌、副主席鄒幸彤與兩名支聯會成員拉起「遍地燭光悼六四」橫額，高呼「平反六四，越走越近！」四人由銅鑼灣起跑，途經政總被保安驅趕，到港大國殤之柱，再跑到西營盤的中聯辦，期間被眾多傳媒簇擁，還有疑似便衣警環伺 — 行禮如儀的安全感盡喪，空氣中隱隱約約浮現一種不安感。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左二）、副主席鄒幸彤（右二）、常委梁錦威（右一），以及鄧岳君（左一）高舉支聯會的旗幟，在銅鑼灣開展六四長跑
第一個提出長跑的人，是現常委鄧岳君。
時為六四 17 周年，適逢零八京奧 ，燭光晚會人數墮入低潮，當時為支聯會義工的鄧岳君提出長跑，那一次跑 17 公里。「年年去做呢個悼念好似冇咩出路，而長跑嘅最高精神就係，你有一個目標去衝線嘅，會有一個終點嘅。」
多年來，支聯會依賴一群義工無償付出，在看不見終點的路上，在黑暗中，持續跑下去。
司徒華著作《大江東去》中，曾稱許支聯會義工組猶如「幕後英雄」，「來無蹤去無影」 — 黃志強一直記得這六字評語。
成軍初期，支聯會要由其他組織借人手，安排活動，尤其是曾健成所在、當時有六百名成員的民主台。1989 年九月「六四百日祭大會」後，曾健成索性提議招收義工，因必須有緊密活動，維繫義工關係，他又福至心靈，提出在不同節日，將數以萬計的心意咭寄去北京秦城監獄，慰問異見人士，稱為「愛心寄秦城」。活動在聖誕節展開。
1990 年 12 月「愛心寄秦城」攤位（支聯會提供）
前十年，支聯會活動頻繁。未有互聯網的年代，反新聞封鎖部每年動輒寄出數以萬封民運剪報回中國內地，一班義工要搜集剪報、交給秘書處印刷、貼郵票、手寫信封。六四前的宣傳期，除了清明節獻花活動，還有大小活動要去街上掛橫額、貼海報，義工們試過走遍全港百多個公園，與地區團體合辦「中國民主運動歷程展」，又每周末去做「民主教育推廣劇場」等等。最忙時，黃志強每天只睡四小時，見其他義工比家人密。他笑着說：「都話有義工結婚，你試吓唔請支聯會義工組去飲？抗議㗎。」
「只要支聯會要人，呢一群人可以突然間組織出嚟，一做完嘢，就消失喺大氣中。」2005 年 1 月 17 日，趙紫陽逝世，常委在中午十二時拍板決定辦悼念儀式。下午三點半，一班義工已經通力合作，在維園南亭廣場搭起臨時祭壇，在 48 小時後正式舉行悼念會，供市民獻花哀悼。
「任何一個係支聯會做嘢嘅，佢可能只係一個好普通嘅人，」即使小事如摺燭光紙杯，黃志強仍覺得，「如果佢冇咁嘅堅持，你冇可能長年累月不斷幫支聯會做咁多嘢。」成為常委多年，他覺得分別只是多開幾次會，方便聯絡義工，無階級之分。「司徒華先生喺度嘅時候，都係一個義工。」無論有多忙，義工籌備活動，司徒華總會抽空出現，尤其在港大組裝高七米、重逾兩噸的國殤之柱時，一班義工需要爬高、搭架，由中午做到翌日凌晨六點鐘，司徒華留守現場，寸步不離，更下達嚴重警告，大型活動必須買保險，令黃志強印象深刻。
1989 年起投身支聯會的義工，至今僅剩十多人，他們堅定相信平反六四，情如手足，同喜同悲。
昔日不下兩個資深義工纏綿病榻，仍向醫生申請出院，參加六四集會。教車師傅黃清和自民主歌聲獻中華起擔任義工，其後患上骨癌，離世前一兩年仍想參加「526 愛國民主大遊行」，黃志強便找人駕車送他，坐輪椅抵達起點時，一大班義工與他握手致謝。又曾經有義工離世，家人難以獨力操辦白事，差一萬幾千，一班義工兄弟除了幫忙操辦喪事，又多封帛金，湊足治喪費。
黃志強展示 1992 年的支聯會「不想回憶、未敢忘記」T 恤，這八個字是當年有人托內地書法家寫給香港
「你幾難得可以搵到一班喺幾十年裏面，可以同你一齊並肩作戰嘅人啊？識一班朋友二十年，成日同你吃喝玩樂就可以，但係搵一班人可以同你有共同信念，一齊抗爭，二三十年……茫茫人海幾百萬人，你可以集到班咁嘅人，係非常之難嘅事。」戰友相繼過身，他難過，但仍慶幸相遇。
高峰時，支聯會義工團足足有四百多人，十八周年後只剩 260 名登記義工，核心義工有二十多人。黃志強過去幾年已主力訓練糾察長，但他從來不怕沒有義工。「我只係相信一樣嘢嘅啫，我有需要嘅時候，六個足球場裏面，我有一個足球場嘅人可以起身幫我做義工，係一定嘅。」
一班義工守護六四的集體記憶，也成了集體記憶的一部份。
梁錦威讀中學時，中史科教科書只有一小段落提到六四，卻隻字未提香港民運，一片空白。
後來，他才知道香港人的民主啟蒙，來自支援北京八九民運的經歷。
支聯會世代之間的鴻溝在於集體記憶。梁錦威今年 36 歲，剛好搆得著這份記憶的「水尾」。1989 年時，他四歲，仍是懵懂稚兒，只記得電視畫面沉重得令父母哭泣。到了中學，他才由老師口中得知八九民運事件，又去了翻閱六四剪報和書籍，出席六四晚會，產生興趣。讀大學時，他加入學聯，為六四，一班成員去過時代廣場絕食 64 小時。
時年正值零三七一，與零八京奧之間。梁錦威唸中國研究，參加中港交流團，嘗試與中國學生提起六四，每次必定被提問：「你哋係咪好清楚件事？」他只覺得，中國境內普羅大眾無法接觸八九民運，六四歷史猶如一片空白，「佢覺得自己係咁，其他人都會係咁，所以覺得我哋接收嘅嘢可能好模糊嘅資訊。」之後無法談論下去。
支聯會常委、現任葵涌邨北區議員梁錦威
沒有支聯會傳承，無法保持對六四的熱誠。梁錦威：「2019 年會參與運動嘅（年輕）人，對一四年佔中運動概念都好模糊……正正因為冇一個組織好似支聯會咁有系統，每年可以堅持去做同一件事，令社會每年繼續記住呢件事，喺小朋友或年輕人眼中，就好快會變成一件歷史事件。」
2011 年起，經支聯會安排，「六四舞台」曾於二十多間學校巡迴演出舞台劇，包括《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和《讓黃雀飛》，同一年，支聯會與教協合辦「廣場的日與夜學生營」，把維園化身天安門廣場，64 名學生紮營 64 小時，密集式聆聽親歷北京六四及香港支援民運的嘉賓分享，不過，梁錦威可惜隨着 DSE 新學制推行，學校的考試時間提早，又有相熟老師表示受壓，到了 2014 年，報名人數斷崖式跌至個位數，無奈「流 camp」。傘運後未有計劃再辦，今年四十多歲、任職常委十年的盧偉明嘆活動難免顯得「老土」，但年輕人未必知道的是「當年啲人喺天安門嗰度都係紮營，以前係學聯將啲帳幕搬上去」。
多年來，中共對六四的定性一變再變，平反像看不見終點。「你搞民眾運動唔係一時掌聲，係一個持續。」蔡耀昌認為，支聯會的角色在六四的論述中，猶如豎一面旗幟。「呢個歷史如果無人去講，或者可能已經俾人扭曲了。」多年來被指「行禮如儀」，何俊仁直指「好荒謬」，只要儀式莊重真誠，已有力量和意義。
國安法下，老師將再難談六四，六四晚會或再被禁，遊行集會自由不再，更代表一代政治啟蒙的喪失。但梁錦威仍相信，悼念六四的記憶與習慣難以說抹去就抹去，藉由社交媒體，將以另一形式存活。
國安法的陰霾下，記憶的傳承會就此斷裂嗎？
談論傳承記憶的同時，支聯會舊常委交棒給下一代，從來一波三折，從不順利。
2001 年六四燭光晚會宣佈成立支聯會青年組（支青組），獨立營運。
2001 年六四燭光晚會的主題是「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 （徐漢光提供）
現支聯會常委趙恩來當時是中學生，偶遇何俊仁在荃灣擺六四街站，填了支青組的表格。他膽粗粗上了教協辦事處，四十人選十個幹事，年紀由中學生到 25 歲均有，成員包括周澄、後去北京讀書的楊岳橋。趙恩來做了四年幹事，當年支青組活動主要分兩種，其一是作為義工，支援支聯會活動，每年晚會上台讀出宣言、唱歌或表演話劇；其二是獨立舉辦活動，如青年營、讀書會以及放映會。
有支青組前成員撰文批評，支青組自零七年已處於「泡沫化」階段，活躍分子少，支聯會領導層傾向「保本」，沒有長期政策培養會內年青人。
到了2014 年，有參選常委在政綱中提到支青組人手嚴重不足，試行一對一師徒制亦「成效不彰」。副主席鄒幸彤指近年支青組已「幾乎名存實亡」，慨嘆「大勢未挽得回，始終招攬唔到後生」。只有個別青年義工幫忙製圖等工作。
新舊兩代常委之間求同存異，一致認同五大綱領，但做事方式有所不同。支聯會沒有營運 Instagram，僅有 Facebook 專頁，亦少有常見的「 meme」製圖。鄒幸彤笑言支聯會年輕一輩提出過製圖，將當年六四畫面跟現時情況比較，但老一輩較保守，基本上「唔使旨意」。
2016 年，行禮如儀的爭議聲中，學聯退出，支聯會不是沒有嘗試求變。鄒幸彤試過構思新活動，例如八九民運導賞團，由陳景輝帶領；在四川成都陳兵等人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白酒被控尋釁滋事，判囚三年半後，支聯會與流動共學合辦活動，分享新釀六四啤酒，又舉行民主沙龍等，老一輩常委雖然「唔係好 get」，態度則是一貫「唔理你，你鍾意咪搞囉」。
支聯會幾乎沒九十後或零零後參與，七十後常委盧偉明反思，2000 年在嶺南大學任學生會會長時，辦六四活動，已覺場面冷清，被批為「搞事份子」，當時學聯亦已對支聯會有不滿，多屆沒有參選常委。他認為，十年前支聯會已應著力進行年輕化，當學生組織相繼退出，現時政治環境下各組織飽受打壓，或應轉用親子策略，由父母傳承記憶。他自己則開設了「[email protected]香港」Facebook 專頁，宣傳八九民運記憶，又嘆道，語調中帶悲涼，「我哋已經冇咩能力做呢件事啦，因為我哋已經時日無多啦。」
若果港人有遺忘六四的可能，誰來守護集體記憶的紀錄？
九七前，荷蘭國際社會運動中心曾向支聯會撥出資金，備份八九民運時期的檔案，到了今年，因應新形勢，2021 年國安法來，再主動詢問，彷若敲響一記喪鐘。
1989 年 7 月 18 日，支聯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現任常委麥海華記得，中心當時位於砵蘭街大廈三樓，房間僅有兩百多呎，用來開會，是時任常委、天主教傳播處主任的夏其龍神父有先見之明，向來有做剪報的習慣，因此一早有整理民運期間的歷史資料，也是他提出要編簒四本《 八九中國民運專輯》，收錄四月中至六月末期間，十多份報章頭版、廣告、圖片集等等，由一組三十多人義務編成，不惜通宵完成，最終在當年十一月出版。中心至今仍未解散，主力管理相關史料。
六四紀念館館長麥海華手拿八九年出版的「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
面對國安法下威脅，麥海華是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席，說支聯會沒有什麼方法保存實體文物，如六四鎮壓時學生領袖張健腿部中槍的子彈，曾想過 3D 打印複製，但因像真度不高而作罷。
2012 年起，六四紀念館先後辦兩次臨時館，經眾籌終在尖沙咀覓得第一個永久會址，卻遭業主立案法團指違反合約用途而驅趕，打官司最終無疾而終。閉館三年後，才再覓得現址，在 2019 年重開。此後仍多次經建制團體騷擾、潑鹽水阻擋永久館開幕。現時紀念館除非有展覽，平日閉館辦公，不對公眾開放。
今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六四紀念館以「八九民運與香港」為題，重建八九天安門廣場場景，供市民獻花。
今年六四遊行集會均被禁，六四紀念館原訂在六四當晚營運至晚上十時，在開館三日、550 人參觀後，被食環署以未領有公眾娛樂牌照的緣由，需要暫時關閉，蔡耀昌不排除是政治原因。
實體紀念館受威脅，支聯會只好在網上空間尋求自由空氣。線上「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經眾籌，由 1,866 名支持者獲得 160 多萬捐款，足以完成計劃，組建專業研究、檔案、技術及策展團隊，將散落各地的八九民運資料檔案永久保存，設計線上互動展覽，重建六四的「抗爭」論述，並最終開源代碼，讓其他社運紀念館參考。為免網絡攻擊，博物館的伺服器設在香港及外國，館長麥海華特別希望藉此機會，收集中國各個地區、鮮受注目的八九民運紀錄，申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世界記憶項目，希望今年六四前後能推出。放不下這份使命，是他留守支聯會的原因，「起碼我可以完成某一項工作啦。」
每年，策展小組都會討論新展覽，包括司徒華逝世十周年、胡耀邦生平等等。2019 年，六四紀念館除了辦傘運五周年專題展，亦辦「走在抗極權最前線——從『八九六四』到『反送中』」，比較八九民運與反送中的相似之處，麥海華說管理委員會一致贊成，「作為香港展館，你冇啲當地社會運動的延續，你係冇咗生命。」
由館方提供參觀人次數據可見，疫情下雖然難以準確統計減少原因，但內地人最顯著減少。麥海華說，今年有 15 個團體參觀，包括議辦、教會、社運機構、青年中心等，往日中學生由老師帶團來參觀，饒是如此，仍有不少中學生及家長自發參觀，麥海華仍然相信，紀念館是守住記憶的重要陣地。
司徒華曾在《大江東去》中提到，「我曾經和董建華說，假如政府不批准我們在維園集會，我就一個人拿着燭光坐在維園中，呼籲人們自動參加，到時看政府如何處理。所以，我從不擔心政府會用審批程式，來打壓我們。」
2020 年，以限聚令為由，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破天荒不獲不反對通知書 — 這件事真的發生了。
2020年6月4日，維園六四晚會
眾人走入維園，26 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以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分兩批答辯，當中 11 人是去屆支聯會常委，8 人為現任，其中何俊仁、蔡耀昌等人再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當中黃之鋒等四人認罪答辯時，法官讀出案情，估計有兩萬人集結。梁錦威當晚能聽見有人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同時響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呼聲 — 那是梁錦威近年最印象深刻的畫面，感覺「特別」。昔日支聯會被攻擊為「大台」，如今與本土派的誤解冰消瓦解，抗爭中兩者融合。「真係 2019 年之後先會發生到嘅事……大家都面對緊打壓，反而有一種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配合嘅情況。」
一切如常，直至不能如常。到了今年二月，維園年宵，支聯會往常投標攤位賣花，未開鑼就被腰斬。食環署先警告要求移除呼籲市民捐款支持、去年六四晚會訴訟案的橫額，其後終止合約 。他們被迫清檔，清晨七點，梁錦威找了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盈幫忙散去剩下的花。
「安樂時候，你會覺得行禮如儀好老土。」盧偉明說：「但係最危險嘅時候，行禮如儀都係一種幸福嚟嘅。」
距離 6 月 11 日，剩餘的六四案被告答辯，越來越接近。8 名支聯會常委均有案在身。
4 月 30 日，黃之鋒四人認罪答辯前一晚，鄒幸彤約了陳皓桓飲酒到凌晨，清晨又六點半起來，與何俊仁、梁錦威和徐漢光站在一起，在庭外舉着「燃點燭光無罪」的牌聲援。旁聽票拿「64」號籌，她感嘆「冥冥中自有注定」，又坦承感抱歉，「呢件事應該我哋（支聯會）孭晒佢，但係我哋又選擇唔到，或者控制唔到牽連咗咁多人。」一星期後，最終黃之鋒等人判四至十個月，全場訝然。
4 月 30 日，何俊仁、鄒幸彤、梁錦威及徐漢光（左起）聲援黃之鋒等六四案被告
鎂光燈前，鄒幸彤批評：「法庭似乎係完全泯滅左暴力集會同和平集會嗰條界線。」她續指，遊行集會自由是人權，政府明明仍能舉辦公眾活動，有責任與組織者協調，促進和平集會進行。「法庭帶出訊息就係（所有集會及政治表達）都係需要扼殺於萌芽狀態，呢個係錯，呢個係唔符合國際人權嘅準則，亦都唔符合我哋基本法我哋憲法所保障嘅言論自由，表達嘅自由，表達政治反對唔係一個罪。」她又說：「法官多次強調無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自由，但所有政治上表達反對的人均失去自由。」
此後，《香港 01》引述消息指六四維園將有大規模拘捕行動，態度將前所未有強硬。5 月 29 日，在集會上訴被駁回後，保安局又發聲明，警告市民不得參與、宣傳或公佈六四遊行集會，否則會犯法。
支聯會叫停一切宣傳，指常委及義工不會以組織名義進入維園。
回帶至 5 月中，支聯會常委例會前，請了傳媒來拍攝。鏡頭前，副主席何俊仁坐在中央，主持會議，笑着說：「主席（李卓人）放大假，副主席就就嚟放大假。」眾人也笑，便迅速如常翻看議程，開展會議。
那一夜，眾人因今年六四安排激辯三小時，黃志強說由晚上七點談到十點，一切均懸而未決。
5 月 11 日支聯會例會，六日後何俊仁及蔡耀昌因十一案還押。
眾人各有立場，麥海華等人認為應保留「有生力量」，不應入維園，以免滅會，鄧岳君等人主張應以個人名義承擔進入維園後果。
五月初受訪之時，何俊仁早已預視，今年六四將因十一案身處獄中，認為應該由外面的人作決定。「依家警察唔批准，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唔應該搞，因為我哋自己唔怕坐，但都唔想我哋啲義工，或者啲人唔知道嚟到參與，跟住 12 個月作為（量刑）起點，跟住坐三個月、四個月。」作為律師，他常常接受法律查詢，亦經常去探監，如李卓人、去年六四案的黎智英和尹兆堅。「好多個都係有案，都係支聯會嘅……好多戰友，更多比我年青，比我經驗淺嘅都喺入邊，我個心好難過，你放咗我喺入邊坐，我會冇咁難過。」
上訴遭拒那一天，十一案被判囚但緩刑的蔡耀昌肯定地說：「一定喺未來重返維園。」鄒幸彤在 Facebook 發貼，指個人堅持會守諾言，「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她但覺，支聯會支撐三十載的信念，不能斷在自己手上。「佢要嚟咪嚟，要取締咪取締，冇理由自己退。」她認為，「每個人揀返自己可以承受，可以做到嘅方式堅持悼念六四。」
獄中常委均不呈辭，梁錦威提到，雖然例會上，就國安法風險，曾稍稍考慮解散，但談了幾句已駁回，眾人一致決定堅持，即使這份個人的堅持越見沉重，出現「可見的代價」。
約五六年前，鄒幸彤往返中港兩地參與維權運動，一早提前留下一封信，打算出事後給家人，今日母親已會間中提起「你都好大機會坐監啦」，她自言「自私」，只顧追逐自己理想。相較中國維權人士面對酷刑、秘密關押，猶如人間蒸發，香港的政治犯仍能寫信發聲。「坐監不是一個終結，衰啲咁講，可以坐緊監叫人去六四維園；國內朋友坐監都會斷食，（香港）好過大陸，寫到信，傳到文，溝通能力仲在，只不過冇個人影相。」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深入中國維權活動多年，認為坐監並非終結
燭光消逝，人心不死。
今年六四後，麥海華和其餘七名常委便要面臨審訊，只是見步行步。萬一支聯會被取締，意味着什麼？「香港玩完囉，香港冇咗自由，冇咗不同聲音，即是好和平、好理性、採取合法抗爭嘅組織，都唔能夠存在。」
「佢就恐懼你集結，恐懼你有個 icon，有一個 event 參與，畀人表達佢嘅聲音，佢驚呢樣嘢。」
隨今年六四漸近，平反六四越遠。多個傳媒報導指六四當晚警方將部署三千警力在維園、尖東海傍、中聯辦等一帶，若果有人穿黑衫黑褲、叫口號、點燭光，將被視為與被禁集會有關。前日身在荔枝角收押所的主席李卓人回信傳媒時，呼籲市民「集點成線、集線成面」，在任何地方悼念，將燭光照片上載，他將在囚室中禁食一日，點起香煙替代燭光，朗讀宣言，繼續唱《自由花》 — 1993 年民運人士王希哲獲釋，見記者時唱了《水手》一曲，支聯會成員請來填詞人周禮茂重新填詞，這首歌因此誕生。
八九民運熾熱之時所寫的《為自由》，高唱為自由無人能擋的大志，《自由花》唱着那年那夕的故事，往事如煙，空餘燭光與信念。
5 月 18 日十一案審訊後，被押回荔枝角收押所的李卓人，仍是支聯會主席
三十多年來，黃志強最難以忘懷 2013 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忽然刮來一陣狂風暴雨，照明、音響設備的電力全部中斷，數以萬計的市民仍不願離去。
黑夜暴雨中，眾人撐起彩色的傘，護著一點點燭光。「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不知誰開頭唱起歌來，擁擠的人群中，歌聲和雨中，黃志強渾身冰涼，心卻是熱的 — 毋須大會安排，他從未聽過群眾如此自發唱起的《自由花》。
沒有燭光晚會，或者這樣的《自由花》已成絕響 — 黃志強笑了笑，說：「冇人知道，有可能隨時落場大雨，有人唱呢。」他相信記憶會繼續存在，「你可以禁到一個維園，但你禁唔到全個香港。」
紅線與刀鋒越見鋒利，許多的線上集會、或場所仍在六四當晚開放，嘗試凝聚一群人，守一盞燈。
5 月 6 日，眾支聯會常委洗刷國殤之柱。柱上臉龐的漆已隨時間剝落，迎着細雨陣陣，徐漢光身穿十周年「平反六四」的「戰衣」，說要努力保住民氣，「我哋一定會堅持落去嘅，直到逐個逐個拉囉，拉拉下冇人堅持，我哋喺赤柱（監獄）唱返首歌囉，哈哈。」記者問唱哪一首歌？徐漢光瞪大雙眼說：「《自由花》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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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鄭祉愉
採訪｜鄭祉愉、蕭曉華
攝影｜Nasha 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