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𠳐、𠳐、𠳐！」三下響亮的叩門，法庭職員長喊一聲：「Court —！」所有人站立起來，三名紅袍法官快步走到席位，他們的左邊是公眾席和記者席，正前方是律師席，隔著律師席直望到法庭最遠處，是用木欄圍起、約能坐十人的被告欄，24 歲的唐英傑就站在那裏，由三名懲教人員看管。
警方重兵把守，除了庭內 3 名西裝便衣警員以外，庭外站了十數名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的警員，大批軍裝警員於法院正門外戒備。這座並不新淨的高等法院大樓，興建於 1984 年，那一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決定香港政權移交的命運。中方承諾，一國兩制從 1997 年開始，50 年不變。
香港司法獨立、保持普通法傳統，一直被視為一國兩制的核心之一。至這一年，香港高等法院迎來第一宗繞過本地立法會、由全國人大常委制定之港區國安法的案件 — 審訊青年唐英傑，他在國安法生效翌日，2020 年 7 月 1 日，駕駛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黑旗的電單車、衝過警方檢查線。律政司首次運用該外來法賦予的權力，撤銷該案陪審團，三名由特首指定的國安法法官，負責審理及裁決此案。
被告欄裏身穿深藍色西裝、戴黑框眼鏡的唐英傑，生於 1996 年，他人生至今渡過的時間，亦是中港政治關係多番劇變的 24 年。普選承諾被寫進《基本法》，成為矛盾的主軸，從 2003 年開始，香港人多次在這問題上與北京抗爭，落實普選時間一再被推後，直到 2014 年，人大「831 決定」，推出極為保守的普選方案，雨傘運動隨之爆發。五年後的 2019 年，由於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抗爭運動就此拉開序幕，民眾訴求從最初的撤回修例，迅速演變為要求真普選、徹查警暴等。
警方武力缺乏有效監管之下，運動升溫，伴隨譎變的國際形勢，行至 2020 年 6 月，北京決定將一套國安法強加於香港身上，港人從 2003 年開始對基本人權會被國家安全法例侵蝕的擔憂，成為現實。
2021 年 7 月 27 日，法庭裁決，在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使用的「光時」口號，可以（capable of）含有香港獨立的意思，唐英傑駕駛插有「光時」旗幟電單車撞傷警員的行為，因此被定義為「煽動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
一切歷史匯聚到今天，7 月 30 日，在種種人權與法律爭議之下，法庭判決，一個香港青年的命運。
「我們判處被告第一控罪 6.5 年監禁，第二控罪 8 年監禁⋯⋯兩年半同期執行，共計 9 年。」法官杜麗冰讀出判詞。
唐英傑的胞妹哭泣起來。「重甲（唐英傑外號），等你！」「撐住呀！」有公眾大叫。
「你哋都撐住。」唐英傑留下一句，隨即被懲教人員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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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2020 年 7 月 1 日，香港政權移交 23 年，港區國安法在前一日深夜 11 點正式生效。七一當日，警方首次就七一遊行發出反對通知書，然而仍有數以千計的市民湧到灣仔、銅鑼灣街頭。有揮舞「光時」旗幟的年輕人向記者表示，前一晚對於是否帶「光時」旗幟出來，艱難思索良久，國安法之下，感到十分害怕，最終決定如此行動，要在僅餘空間把握言論自由。
年輕人的擔心很快得到證實。當日下午三點近四十分，青年唐英傑沿著軒尼詩道東行線駕駛電單車，後座插著「光時」黑色旗幟，據數名警員證人在庭上的供詞，唐英傑後來左轉入盧押道、行駛一段距離後右轉入謝斐道，過程中他總共經過了三道警方防線（checkline），一度引起至少 60 名途人歡呼，而警方以叫喊、作出手勢等方式要求唐英傑停下，第三道防線的警員曾經向他發射胡椒球彈，均告無效，唐英傑最終在謝斐道及柯布連道交界的第四道防線撞上三名警員，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法庭上曾播放第三和第四道防線的現場影片，可見到警方防線並沒設置雪糕筒或水馬等障礙物，當唐英傑經過時，數名警員衝上前試圖攔截不果。
唐英傑倒地後，多名警員一擁而上，將他制服，並拖行至行人路上。庭上播放警方錄影，顯示唐英傑靠牆而坐，雙手被反扣在後。他身形高大壯實，雙頰敦厚，顴骨較高，濃眉劍眼，身穿普藍色長袖上衣，胸前的戰術背心及右臂均貼有綠色急救員標誌，右腿綁有軍用帆布袋，腳踏黑色軍靴。據辯方資深大律師郭兆銘庭上所說，唐英傑當時身上帶備的是急救物資，被捕時腿部已骨折。
他隨後被警方以剛生效的國安法起訴，控罪是「煽動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這兩條控罪，顯然都與「光時」旗幟有關，這一點在一年之後得到證實：在法庭的判決書裏，兩條控罪成立的理據，最關鍵的基礎，都是「光時」口號的意思，被認定為可以帶有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含義。
唐英傑被起訴後，他曾打工的台式飲品店老闆娘江婉君，以及他的一名好友 K 先生，均對控罪感到十分震驚及無法理解。
「國安法都冇話唔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佢又唔係嗌『香港獨立』，大佬，你界線都唔清楚。你告佢瘋狂駕駛咯，關分裂國家咩事啫？」K 先生每次說起，就感到氣憤，他認為當時國安法條例對各罪名定義含糊，普通人根本不知自己何種行為犯法。「如果你講清楚大家知，大家咪唔表達咯。」
「普通法的精神，係好強調普通人要理解和接受呢個法律。但國安法立法過程，冇畀時間、亦冇做努力，去令社會理解。」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研究員王莉雅（化名）向《立場》表示，「唐英傑係 7 月 1 日被捕，但國安法係 6 月 30 日深夜先出來。作為一個平民，係 assume 好難讀過國安法、理解罪名嘅實際意思。」
老闆娘江婉君說，雖然與唐英傑交談不多，但了解他父母離異，需照顧家人，中學畢業就出來打工，為人詼諧幽默，「講粗口伶俐」，工作爽快，即使他並非自己飲品店正式僱員，卻仍在日本餐廳工作結束後，到店內幫手清理最髒、最難清理的隔油池。這些她都寫進了求情信裏，亦願意頂著政治壓力，出庭做證人。她在庭上供稱，唐英傑正職是餐廳侍應，在反修例示威現場則擔任急救員。
「他舉起那個旗幟，是想表達自己真係好鍾意呢個地方，好想香港好。那八個字，過去被視為一種希望，是年輕人對管治階層失望，才有這種表達。」江婉君告訴記者，她是這樣理解唐當日的行為。
K 先生第一次去收押所探望唐英傑時，話未說兩句，就哭了起來。
「我話仆街，你諗乜嘢呀。我一入去就鬧佢。總之我都唔識講。」隔著玻璃窗，K 先生罵完唐英傑，又不斷問他有沒有被人欺負，需要什麼生活用品，「好唔好食？好唔好住？」
唐英傑也跟著哭了。
K 先生總記起某次在示威現場，唐英傑突然透不過氣，隨行的急症科醫生診斷他是「急性肺水腫」。唐英傑被扶到一間教堂裏休息，即使面色青白，大家也不敢送他去醫院。
「他那時說，橫死掂死，不如死喺教堂。」唐英傑可能以為自己凶多吉少，就對 K 先生說，其實他最愛錫這班朋友，希望大家永遠和好。
K 先生不敢去法庭旁聽審訊。他怕自己情緒激動：「我識佢咁耐，佢份人個腦都唔係好用，喺黃店煮拉麵，佢人生就係咁，一個咁撚憨鳩嘅人，點會走去撞差佬，你估佢唔驚死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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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審開始前，唐英傑被還押了將近一年。過程之中，先是律政司決定不設陪審團，激起輿論千層浪；再是控辯雙方各自邀請學者做專家證人，引起不少公眾好奇，期待學者對「光時」口號的解讀。
不過，在法庭的紅幕正式拉開之前，加在唐英傑身上的兩條控罪，從根本上存在一些值得關注、在人權方面有爭議的問題。
由於案發時電單車插有「光時」旗幟，唐英傑被控「煽動分裂國家罪」。「分裂主義本身作為一種政治觀點，按照國際人權法標準，它不是一個罪，如果他有其他刑事行為，那是刑事犯罪的問題。」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研究員王莉雅說。去年，她和中心的其他研究員一同，發表了一份關於港區國安法的詳細報告。
法律博士生、法律團體「法夢」成員腸（化名）希望引用英國或歐洲這些普通法傳統的地方的司法情況，來說明港區國安法「分裂國家罪」的內容，與一般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不符。
「在英國的案例或普通法傳統，（分裂國家）一定要有煽動暴力、或一個大規模騷亂的元素，才構成所謂叛離、或煽動叛離的意圖。」腸說，「有無數英國或歐洲案例講到，鎮壓獨立運動，一係佢使用暴力，一係用一個唔民主嘅方式去達成獨立、分裂訴求，只有呢兩個情況，法律先會去禁止，先可以用一個監禁嘅懲罰。」
然而，港區國安法的「分裂國家罪」列明，「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腸認為，這與國際通行的原則不符。
他引述著名的「錫拉庫扎原則」和「約翰內斯堡原則」，兩者均解釋以國家安全限制言論自由的界線。例如「錫拉庫扎原則」訂明，只有在保護國家存在、領土完整、或者政治獨立免於武力或武力威脅時，才可以限制某些基本權利；而約翰內斯堡原則就提出「即時的暴力」作為參考因素 — 法律只可以管制那些煽動即時暴力行為的言論。
「根據國際標準，只有使用暴力、煽動暴力嘅情況，先可以去拑制言論。」腸總結。
至於「恐怖活動罪」，腸指出，根據錫拉庫扎原則，相關行動要「好大規模」、影響保護國家存在或領土完整等，而非只是對於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的單獨的威脅。
「在國際法原則下，一些個別、或者孤狼式嘅行動，係公安嘅問題，多於一個國家安全嘅問題，當局可以採取一個措施，但唔應該係一個咁強烈嘅措施。」腸說。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前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今年出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質疑，稱「約翰內斯堡原則」、「錫拉庫扎原則」是學者的學術觀點，並非國際公約，沒有約束力。不過，腸就質疑，「錫拉庫扎原則」對香港法庭很重要，從上訴庭到終審法院，均不只一次將之視為一個香港需符合的國際標準，認受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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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第一號的國安法案件，除了控罪本身的人權問題之外，最為人詬病的，是律政司根據港區國安法第 46 條，以「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為由，指示案件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由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
2021 年 6 月 23 日，唐英傑案正式開審，17 個審訊日以來，在庭外與旁聽的公眾交談，總聽到他們對審訊結果不抱期望的抱怨。「只是走過場」、「做場戲」的說法，不絕於耳。
「我覺得好唔公平，咩法治社會，要坐監都冇陪審團，如果官唔鍾意佢，然後判佢坐監，咁咪唔啱咯？冇陪審團，我覺得唔公平呀呢件事。」唐英傑的好友 K 先生批評。
「法夢」成員表示，英國案例與香港不同之處，在於陪審團制度在香港是被告享有的「憲制權利」，受到基本法保障 — 這個制度是香港沿用英國刑事司法制度的特色，實施了近 180 年。一些香港法庭的判詞【1】明確指出，1997 年後，《基本法》第 86 條給予陪審團審訊牢固的憲法保障。
「有少少民主制度的縮影，由人民去決定是否有罪⋯⋯是一個對國家權力的制衡。」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的代表律師之一、大律師黃宇逸曾接受《立場》訪問：「在法律角度，陪審團是 reasonable man。有時人們會說，法官的生活經驗同普通大眾可能不同，可能都住在山頂、『離地』，可能他們未必知道地鐵有幾逼。⋯⋯陪審團要做的是事實裁決，聽完證供，可不可信，要從內在可能性判斷，要憑個人的生活經驗。」
黃宇逸和「法夢」都認為，是指定法官制度加上不設陪審團，共同造成公眾在觀感上認為制度不公。
「被告感覺到公正，在於他可以相信，陪審團隨機抽取，不受操控機率大、可以代表社會大眾的看法。」黃宇逸說，「比如決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由有一些生活在社會上的 lay member 去判斷，展示旗幟到底是不是真的分裂國家，可能觀感上，被告安心啲，大眾也會信服。」
「但我（國安法被告）既被剝奪了陪審團的保障，又由你指定法官，就會覺得你削弱了公正性。」
不僅如此，「法夢」的腸進一步指出，除了觀感問題，不設陪審團，事實上也改變了法官在高等法院刑事審訊中的角色。
他解釋，在高等法院的刑事案件審訊裏，一般都設有陪審團，陪審員是事實的裁決者，法官是法律的裁決者，會為陪審團提供法律問題指引。在審訊過程中，控辯雙方會請不同證人作供，若陪審團有疑問，會在退庭商議時，將問題交給法官，由法官代為提問。在此操作裏，法官是陪審團發問的傳聲筒，並沒有參與到控辯的對壘之中。
「公平審訊裏，法官是 impartial，是裁判，不會落場參與球賽。」
然而，當失去了陪審團，「法官除了做法律裁決者，亦都做埋事實裁決者，似乎會混淆角色，就隨時介入。」
例如今次審訊中，當法官需要釐清一些事實問題，就要親自向控辯雙方證人發問，這不僅改變了他們中立的角色，亦容易令公眾產生觀感上的不公感，比如在唐英傑案裏，有旁聽人士會發出疑問，法官是否問辯方專家證人，比問控方專家證人更多，這是否說明法官本身有既定立場。
另一方面，這某程度亦失去了設立陪審團的好處：「陪審團有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嘅知識，咁就唔會只有法官嘅專業角度，或者法律專業嘅背景，去處理所謂常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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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由於陪審團的缺失，造成今次唐英傑案審訊裏，公眾不斷看到學者作為專家證人，好像在為三位法官上堂的奇特景象。
兩條控罪的重要基礎，都在於「光時」口號的意思，於是，控方請來嶺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智鵬，希望從歷史角度作出綜合分析。另一邊廂，辯方請來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對陣劉智鵬，雙方均提交專家報告，爭奪對於「光時」解讀的話語權。
在多名警員證人結束作供後，審訊踏入第五日，劉智鵬作為控方專家證人率先登場。
劉智鵬穿著一套黑色西裝，頭髮微鬈，戴一副無框、長方形鏡片的眼鏡，他坐在法官左手邊的證人席上，選擇以中文作供。由於是次審訊以英文進行，法庭的翻譯員站到了他身旁。在他作供的兩日半裏，辯方專家證人李詠怡、李立峯均獲法庭批准，坐在律師席上，隔著兩行的距離，看著劉發言。
劉智鵬解讀「光時」的方法，是將口號前後兩句先分開理解，他用《說文解字》、《現代漢語詞典》分別給出「光復」和「革命」的意思，再從古籍中引述使用過這兩個詞語的內容，作為證據，證明「光復」「革命」的意思千年不變，從三國到現代中國，「光復」都是「恢復或取回落入敵人或異族手上的政權或國土」的意思，而「革命」則意為「推翻政權並取而代之」。結合起來，「光復香港」說的是香港遭敵人、即中國佔據，而「時代革命」的意思則是從當權者手上奪回香港政權。他表示，這同時考慮了梁天琦在 2016 年新東補選的政治言論。
辯方資深大律師、滿頭白髮的 Grossman（郭兆銘）負責盤問劉智鵬，問及如何肯定只有中五教育程度的唐英傑，能夠像梁天琦一樣理解「光時」的歷史意思時，劉智鵬不得不承認，對於涉案八字的理解，並不需要如專家般深厚的歷史知識。
這一著，令控方在結案陳詞時，提出希望法庭按照字詞的簡明而一般之含義（plain and ordinary meaning，法律解釋的一種方法），來理解口號。
辯方專家證人的難題，則似乎是如何在二元性的法庭語言框架中，充分把社會科學角度的觀點，傳達給三名指定法官。
李詠怡和李立峯合寫了專家報告，按照他們的說法，是希望反駁劉智鵬「光時只有一種意思，並且所有人都如此理解」的假設。其中，作為政治學者的李詠怡利用文獻和資料，討論「光時」的起源和發展，並指出控方聽錯梁天琦的演講，把著名非裔美國民權運動家「Malcolm X」錯聽為「咩 comix」，在網上一時掀起熱議；而李立峯則從傳播學角度，利用 5 種研究方法，多重檢核他們的論點：「光時」是一個開放性的口號，不同人有不同理解，劉智鵬的解讀只是其中一種。
這個觀點，被控方強攻，控方和法官都希望從李立峯、李詠怡口中得到確認：存在不同理解，是否等於劉智鵬的解讀也是其中一種「正確」的解讀？
對此，兩位李教授重申，重點是：並不存在唯一正確的解讀，而劉的解讀僅是眾多可能性的一種。當控方、法官進一步問，他們是否認同，劉的解讀是其中一種可能，兩位教授答「是」。這成了之後法庭判決的重要理據之一。
為了讓法官理解社會科學所用的基礎研究方法，李立峯在大約兩日的作供裏，花了大半時間講述這些方法的原理，法庭成了社科講堂，沒有陪審團，三個法官連番就入門問題親自發問，例如「抽樣調查 400 人如何具有代表性」、「什麼是相關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等。控方周天行希望質疑李立峯的研究方法，但似乎難以正確掌握社科術語，曾試過在多次就「相關系數」發問後，被法官打斷，由法官親自解釋。
李立峯並非首次做專家證人，2018 年，他曾為佔中九子案出庭作供。不過，國安法通過之後，學界明裏暗裏傳出學術自由受影響的消息：美國雜誌《大西洋》曾引述港大匿名教授，指有研究生舉報兩名教職員涉嫌違反國安法；再如多次撰文批評政府的學者葉蔭聰，不獲嶺南大學續約。在此種社會環境之下，為國安法疑犯一方做專家證人，政治風險與從前不同。
在作供的最後階段，李立峯曾解釋如何用「連登」大數據分析，彌補 2019 年社運發生當下他所做的研究未能覆蓋至案發時間段的缺失。「我用已有的數據，做了一個誠摯的嘗試（an honest attempt）。」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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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陪審團，法官成為事實的裁決者。7 月 27 日，彭寶琴、杜麗冰、陳嘉信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就唐英傑的命運作出裁決：「煽動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均告成立；作為交替控罪的「危險駕駛」，派不上用場。
在法庭的學術討論備受社會矚目，然而在最後的判決書，法官強調：「我們關注的不是口號是否只有一個意思，而是在考慮所有相關情境後，口號是否能夠（capable of）煽動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的行為。」
於是，所有李立峯的研究分析，以及他們論述的「人們理解口號不只有一種意思」的觀點，全部成了對法庭不相關的內容，除了一點：法庭從那些「劉智鵬的解讀是否也是其中一種正確解讀」的追問之中，確立李詠怡和李立峯，對於「光時口號至少能夠帶有分裂國家的意思」，並無異議。
「這至少是對公眾的一課：知識和專業對於良好的司法制度很重要。原來現有的普通法制度，可以 disregard 一些大眾認同是專業的知識，只選擇聚焦現有法律條文。原來司法制度可以如此 low quality。」黎恩灝不無感慨。他和王莉雅一樣，是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研究員。
「法夢」腸，以及一位匿名的國安法案件辯護律師 N 都認為，判決書理據欠缺邏輯，「思維跳脫」，中間跳了很多個論證步驟。
腸指出，兩項控罪討論的起點，均是「光時」口號是否有分裂國家的意思。而法庭選擇接納控方專家證人劉智鵬的解讀，稱光時口號「至少能夠帶有分裂國家的意思」，以此為基礎，「自動推論其他犯罪元素都滿足，但其實不應如此簡單。」
他分析，首先法官接納劉智鵬解讀的理據，只是「辯方沒有反對他的解讀」，但作為本案的事實裁斷者，法官應該獨立做一個判斷，列出更詳細理據，說明為何接納控方解讀，「舉證責任在控方，辯方是不需證明任何嘢的。」
其次，最關鍵的是，他認為法官似乎混淆了「能夠帶有分裂國家的意思」和「能夠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你有那個意思，和那個意思是否能夠煽動人，是更進一步。因為意思是可以沒有煽動性的，你表達港獨，但港獨未必是煽動他人，你可以只是說我自己想港獨。你（法官）要做一個分析。」
匿名的國安法案件辯護律師 N 也同意這個質疑：「就算口號有分裂國家的意思，法庭亦完全沒有討論，口號這樣的展示，是否真的能夠煽動他人？」
至於「恐怖活動罪」，法官判決書討論了 4 個問題：被告行為是否涉及對個人的嚴重暴力、是否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被告是否想威脅公眾以追求政治目的、是否脅迫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
腸指出，普通法對於「傷害」的解釋一向很寬，「例如雷射筆都已經話傷害人身」，這對於被告比較難爭辯。但傷害人身的目的是否分裂國家，法庭是基於「光時」旗有分裂國家意思而作出的判斷，這裏就存在問題：第一，是否真的是分裂國家的「政治目的」？第二，傷害人身的行為是否以此為目的去做？
在這些論證步驟被跳過的情況之下，「疑點利益歸於被告」這個普通法最基本的原則，似乎被完全忽略了。
同為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研究員，黎恩灝和王莉雅均對「恐怖活動罪」有擔憂。
「第一，聯合國安理會對恐怖活動罪的定義，是說你一定會引致嚴重受傷或者死亡，以及會引起社會恐懼。睇返唐英傑，呢啲嘢有冇出現？第二個問題，國際通行的意見，是恐怖活動罪一定要合乎比例，同埋係必須，如果你能夠用現成一般的刑事罪行條例處理，你應該用嗰啲法例去處理。」王莉雅說。
她又擔憂，「恐怖活動罪」若定義太寬，香港更易變為警權之地（police state）。
「只要涉及少少暴力，你就可以用恐怖主義入罪，襲警罪以後係咪會變成恐怖主義罪？另外，擴展恐怖主義的定義，從政治角度分析，可以正當化好多社會控制手段，好容易開啟 police state的危險性。」
不僅如此，腸、國安法辯護律師 N，以及黎恩灝均指出，是次判決相當技術性，絲毫沒討論國安法如何與其第四、第五條所述的保障人權的原則有所互動、聯繫，僅僅在判決書第七段自稱舉證標準、無罪推定原則、公平審訊等權利，均會繼續應用在本案，一如其他有陪審團的原訟庭刑事案件。
「（需要）有陪審團的最重要一點原因：這是可以判終身監禁的罪名。你現在沒有陪審團，how can it be a fair trial as we perceived before？這是他們自以為的 fair trial 罷了。」黎恩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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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名市民在高等法院附近的太古廣場天橋上等候，「遙距」等候唐英傑囚車。大批警員隨即到場驅趕：「我們不會讓你們送車的。」
過往的政治案件，香港公民社會仍有人脈和資源，可以藉由關注組等形式，為當事人發聲。一年前，12 港人案，本土派鄒家成，與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以及時任立法會議員朱凱迪等人，就試過連結被告家屬、開記者會，為被告們組織社會運動。
如今，這些政治人物紛紛因社運案件而被還押、或處於保釋狀態，能夠為政治案件被告發聲的公民社會力量，日益萎縮。
在指定法官、律政司可撤銷陪審團的不公審訊設置下，在控罪罪名被指存有根本性人權問題之下，要打國安法案件，路在何方？
大律師鄒幸彤在被還押之前，曾接受《立場》專訪，她認為香港法庭在國安法下已被政權用作政治打壓的工具，「國安法本身是一套有問題的規則。香港的問題在於，我哋仲當呢啲 case 是一個正常的法律案件來處理。去到一個位，你要改一改 mind set。」
她以內地人權律師為例，解釋他們如何將不公義的案件當作 campaign 去打。「如果你用一個好 narrow 的專業操守，只對客人負責，不對公眾利益負責，那你的選擇就會是不出聲。但⋯⋯你身處那個位置，你有冇責任行動？」她如此問道。
香港律師有可能這樣做嗎？
黎恩灝和「法夢」的腸都認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是否要嘗試改變遊戲規則？我想對於抗辯律師和當事人都是很困難的選擇。是否每個被告都有充足資源和組織支援，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離開遊戲規則，抵抗、付出代價？這是一個未知數。第二， 如何透過法律制度抗爭，我見到好多國家的例子，他們的目標，是引發民眾關注案件、令他們有更多人權法律知識，有充權和啟蒙作用。將法律『運動化』的目的，需要更多考慮。第三，香港律師的執業資格都是由法律執業者條例決定，而如今行政和立法機構都被北京控制，若有風吹草動，他們可能連參與司法抗爭的機會都冇。」黎恩灝說。
散庭後，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張卓勤在警員的護送下，迅速離開法庭。國安法第一案，就此暫時落下帷幕。
代表唐英傑的大律師劉偉聰會見傳媒，稱受唐所託傳話：「多謝咁多位嘅關心同埋支持，時間會過得好快，佢會撐住，大家都要撐住，好似香港運動員一樣。」
面對唐英傑 9 年的刑期，現在，K 先生無法每星期去探望他了。
「肥仔，我哋個個都好錫你，唔好覺得自己耽誤咗人、或者做錯事。你有冇做錯事，唔係佢哋說了算，大家心知道。總之，唔好放棄，我哋陪到你最後。」K 在電話裏喃喃對記者說，「唔，唔⋯⋯」
電話那一頭沉默了。
【註 1】
2016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煥弟》案的判詞，上訴庭採用了李國能法官在 2006 年一則案例當中關於陪審團的說法。
文 | 楊子琪
圖 | Helena CYC
（實習記者張嘉敏、Teresa Wong 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