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顧會昨（21 日）舉行改選。與去屆相比，今屆新增逾 400 個工會投票，而去屆「票王」，工聯會鄧家彪只是以 351 票當選。選舉前，民主派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今屆形勢不同，揚言建制派「未必可以瞓響度贏。」
「其實民主派係無得贏。」之前的豪情壯語，或者只是「輸人唔輸陣」。開票前，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說出心底話。
票箱打開，在異常安靜的會場內，勞工處人員低頭點票約一小時後，人員到台上敲響咪聲。主持依次誦讀 27 名候選人的名稱及票數，「鄧家彪，702 票；譚金蓮，638 票…」849 間登記的工會中，847 間投了票。建制派的代表都率先被公布，高票當選，民主派 5 名候選人的票數，則排到最後宣讀。每人僅有約 100 票。
宣讀票數期間，沒有人歡呼或拍掌，即使建制派也沒有。仿似一切早已在預計之內。
事後 5 名民主派會見傳媒時，卻顯得一臉輕鬆。從某方面而言，他們確實達到了參選目標。他們說，更著重「民間投票」的 4972 票。
「愚公移山」所以成為勵志故事，因為最後愚公成功移了山。如果故事最後，愚公只是看著一動不動的巨山力盡而倒，這個故事還動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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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勞顧會改選民主派參選人，從左至右依次為文浩然、雷凱謙、徐考澧、李志宏和郭嘉榮。
市民：勞顧會？咩嚟？
時間回到兩星期前。民主派 5 名參選人，包括香港金融職工總會郭嘉榮、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李志宏及雷凱謙、教協文浩然及香港酒店工會徐考澧，聯同工會理事，不間斷地在五區擺設街站。他們每日在路邊架設工會旗幟，在街頭站上大半天，向街上行人頻頻遞出傳單，呼籲參與他們自設的「公民投票」，支持 5 人參選。
他們都說，提起勞顧會時，途人面上都浮現一個問號，顯然從未聽聞。人們多數只是匆匆路過，即使願意駐足的，都要花好一段時間重頭講解。限聚令下，每個街站只維持四名人手，亦有街站更曾遇上巿民在附近叫口號，警方截查市民，街站亦幾乎被封鎖線包圍。原本預期收集逾萬人支持，最後辛勞兩個星期，只收集到約 4972 張。
每一張都得來不易。
事實上，勞顧會改選只有經職工會登記局登記的工會才有份投票，而且是一工會一票，在街頭上拉票，對選情無大幫助。他們也說，建制派的參選人只會向投票工會寄單張或拜會信。或者這是更有效的宣傳策略，不過他們參選的主要目的，從來不是勝選。
2020 年 11 月 21 日，勞顧會改選當日，民主派參選人聯同其他工會成員於投票會場外設街站。
撕破政府假面具，然後呢？
勞顧會由 12 名委員組成，當中勞方及資方代表各佔一半，其中兩人由政府委任。勞顧會早前檢討最低工資水平，大多數委員傾向「凍薪」，儘管有勞方委員反對並拒絕簽約，事件仍膠著，只能交由政府「拍板」；至於將 12 日的勞工假增至 17 日，與「銀行假」看齊，勞顧會商討有關政策時，就分十年或是三年逐步增加，無法達成共識，決定權或再次落入政府手中。
雷凱謙形容，勞顧會不過是政府的「遮醜布」，企圖藉此取替公眾聲音，「過去政府嘗試話畀我哋聽，我哋好跟規矩，我哋有三方協商」，然而勞顧會的委員構成，往往偏坦政府，委員之間難以達成共識，許多勞工政策亦在勞顧會遭到阻撓，無法提上立法會，「好多人唔知道，同佢切身利益有關嘅勞工政策，係同呢一個會有關，我哋點解要擺街站，因為我哋要話畀香港人聽，呢樣嘢係影響緊你。」
他們說，即使他們能當選，市民亦不對勞顧會抱存期望。本身是沙田區議員的李志宏亦已預視到，若民主派能「入主」，政府就會像對付區議會一樣，想盡辦法架空勞顧會，不提供秘書，不提供場地，以至不容許商討某些議題。但他認為，這些都不是不參選的理由，參選是希望「撕破政府的假面具」，促成改變。
撕破政府面具，這句說話很耳熟。自「35＋」以來，他們一直說，要讓市民看到香港的真像。在每天加速的日子，面具，或許只剩下一塊半塊碎片了吧。
撕破了又如何？徐考澧說，這要視乎公眾反應，「工會嘅力量係來自所有人，當所有人都想爭取嘅時候，就一定會爭取到」，他明言，希望提高社會的公民意識，「我哋爭取民主自由嘅同時，職場上嘅民主自由反而被打壓得咁勁，點解唔去關注呢？」一如參選時的宣言，他再次表明心跡：「參加唔係為咗贏，係為咗突顯呢個制度嘅問題。」
2020 年 11 月 21 日。圖左為香港金融職工總會郭嘉榮，圖右為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雷凱謙。
第時揀人升職唔會揀你
今屆當選的勞顧會委員，普遍有 500 至 700 票，而民主派僅有約 100 票。換言之，民主派要抗衡，或要成立五倍或以上的工會。這還是基於對方「零增長」的假設。不過，他們亦多次提出，成立工會並非易事。
郭嘉榮去年 6 月創立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他說願意出力協助的人不少，但願意擔任理事的只是勉強夠人，尤其是工會的政治立場，使他們承受更大壓力，「我哋作為反對派，我哋係咪真係受到僱主所認可呢？僱主會認為，你係出嚟搞反抗喎，反對政府、反對政權喎，會唔會影響到我嘅生意」，「又會覺得你出咗嚟，咪就係對抗我囉，佢直頭唔會想你去組織啲乜嘢。」
他回憶，遞交工會的申請表前，亦受上司阻撓，認為他成立工會，與公司的利益有衝突，表明不希望他出任理事。但他堅持成立工會是受法例保障的權利，上司最後亦只能妥協。但郭嘉榮坦言，未必所有人都願意以自己的工作冒險，「大家有嗰個畀人哋揭露身份嘅恐懼，會諗萬一第時，辰時卯時畀人哋查到，我有份成立一個工會嘅話 ，會唔會對我嘅前途有影響，第時僱主揀人升職嘅時候唔會揀你。」
徐考澧亦言，該份恐懼確實存在，而且一直揮之不去。他說其工會其中一名理事，被公司發現其身份後，在今年年初發「花紅」時被指表現有問題，遭扣減三分之一的金額，是他任職 6、7 年來，首次有如此情況。寒蟬效應隨即蔓延，其他理事亦憂慮被公司秋後算帳。
2020 年 11 月 21 日。圖左為教協文浩然，圖右為香港酒店工會徐考澧。
有事嘅時候一齊企出嚟
過往民主派指，勞顧會改選被建制派以「空殻工會」壟斷，已多年無派人參選。雷凱謙說，職工盟過去不屑視工會為一個手段，去獲取勞顧會或立法會議席，儘管社政上屆決意參選，職工盟亦仍堅持杯葛勞顧會選舉。郭嘉榮亦言，過去香港人對工會的意識薄弱，「好多人都覺得工會作用不大，覺得工會唔係好幫佢哋爭取到啲乜嘢，香港都係資方話晒事嘅社會」，要一時三刻扭轉他們想法並不容易。
而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亦成為香港工運的轉捩點。
自去年 6 月 12 日，已有網民呼籲全港罷工反對修例，惟隔日上班的人群依舊。抗爭者後來冒著被捕的風險以堵路、「塞鐵」的方式，換取社會一天的停運，去年 11 月 11 日的大三罷，更促成中大及理大的圍城衝突，造成了不少人的心底的創傷。
「大人肯罷工，細路唔洗衝」。幾經曲折，更多人意識到工會的重要性，掀起登記工會的浪潮。雷凱謙認為，這份精神與將工會視為工具完全不同，「佢哋唔係真係純粹為咗組工會，而係透過工會呢樣嘢，去組織日後政治行動，有一呼百應嘅參與。」亦因為這個理念，促使是次新工會、傳統工會、職工盟屬會或獨立工會聯合組成團隊，參與是次選舉。
徐考澧坦言，在國安法、限聚令打壓之下，或令社會抗爭的氣氛冷卻。但他認為，在這看似無可作為的時間，亦應繼續連結身邊的同路人，「點解話罷工，成日罷一兩日就冇呢，因為大家唔識大家，唔知大家係咪聽日會一齊罷」，「搞得工會，都係希望大家能夠透過工會互相信任，有事嘅時候就一齊企出嚟」，他認為現時要做的，是說服更多人加入工會，連結更多人做同一件事。
就如昨日李志宏在點票前的宣言：「無論今次選舉結果嘅成敗係點都好，都係將工會戰線延續嘅第一步。係延續呢個抗爭嘅重要一步。我哋會堅持到底，亦都希望香港人同我哋一齊堅持到底。」
2020 年 11 月 21 日。社會及政治組織從業員工會、沙田區議員李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