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後在 YouTube 上看到一段警暴的錄影，不一會，胃部劇痛看不下去。其後想去翻看，在網上卻遍尋不獲。
那是五、六個防暴警用警棍圍毆一青年示威者的片段，片中沒交代那示威者之前的行為，但見警察手起棍落往死裏打，直至他失去反應，警察便一哄而散。這個時候，示威者稍為蘇醒、勉強抬起頭來，另一群防暴警剛巧經過，一擁而上動手再打。我再看不下去。
這個片段一直在我腦海徘徊，苦苦糾纏，彷彿這個青年的肉身就是香港 — 已經被打到遍體鱗傷，只因為掙扎抬起頭來，便要承受更殘暴的打壓。
Susan Sontag 在《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一書中，說文字有的是重量、影像卻能震撼人心。因為知道影像的威力，各國政府都嚴格限制隨軍攝影師不能發放打擊軍心、長敵人志氣的照片。直至越戰，政府再控制不了傳媒的鏡頭變成了最有力的反戰工具。
Sontag 說影像便是歷史 — 人們不是通過影像去了解歷史，而是僅僅記得影像。那麼，海量的警暴影像會牽起人民抗爭的意志嗎？Sontag 說鏡頭便是一個框架，影像都經過剪裁。連 7.21 事件都可以剪出一個白衣人無罪的版本，我們要明白藍絲世界看到的都是黑衣暴力，警察只是除暴安良而已。
何況，Edmund Burke 說人們壓根兒喜歡看人受苦。在西方歷史中，到廣場看行刑，幾乎成為一種節日慶典，在中國也不例外。「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本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這是魯迅筆下他「棄醫投文」的轉捩點，這些影像讓他覺得「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中國人品嚐他人痛苦的極致，連《The Tears of Eros》的作者 Georges Bataille 也說，在他的研究中，最殘酷的影像便是一張攝於晚清的「凌遲」照片。那個被千刀萬剮的犯人雙目朝天，久久未有氣絕，更能滿足圍觀者嗜血的獸慾。Bataille 說他會看着這張駭人的照片沉思人類的暴行，亦藉此令自己變得剛強，對人類不可救藥的狀態不興波瀾。
為不義悲慟不安 為被屈者申冤
邪惡氾濫，的確可讓人變得麻木。Sontag 書中談到一位朋友在 1991 年活在薩拉熱窩，在新聞上看見塞爾維亞人入侵克羅地亞某個城市，由於有幾百里的距離，她只是在驚訝過後便轉台，沒想到薩拉熱窩其後會烽火連天。「只要感到自身安全，人們便會冷漠。」她回頭說。
香港有多少人在警暴蔓延的時候感到冷漠，甚至看見年輕人頭破血流會咧嘴而笑？我慶幸身邊的朋友目睹這風暴後，留在心中的是悲慟與不安。那不單止是因為在這樣密集的城市，警權膨脹令每個人都失去安全感，而是大家是覺得與示威者血肉相連，警察每一棍彷彿打在自己身上。
Linda Nochlin 在《Misère: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Misery in the 19th Century》中說，有一種傷害不但停留在皮肉的感官，而是深入骨髓到道德層次。看見苦難而不安，是一種文明的現象，是人文意識的提升。當香港人為不義哀慟、徹夜難眠的時候，我們正在擺脫野蠻的圍觀文化。
但 Sontag 說同情共感是飄忽的情緒，不加滋養、稍縱即逝。假如人們內心有所觸動，亦認清了苦難的根源，最終卻發現無從改變事實，只會跌入苦悶、犬儒和冷漠。
不要讓悲傷就這樣消逝，那是一種文明的崩塌。如何讓人們覺得即使是卑微的努力，亦能滴水穿石，為被屈者申冤？
原刊於《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