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檢測」落幕不久，坊間仍在評價檢測成效及政府是否「有陰謀」時，「強制檢測」又來了。繼政府「放風」後，日前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一電台節目建議，應推行輕微病徵者強制檢測，若被選中者不願意遵守，便應賦權警方等執法人員上門處理，甚至拘捕，處以罰款甚至監禁的刑罰。
此言一出便激起千重浪，醫管局員工陣線發文表態反對，聲言「須謹記過去不同極權各種以醫學為名，泯滅人權的歷史」，亦有醫科生撰文進言，擔心袁「成為千古罪人受千夫所指」。
教科書上說，為達公共衞生目的施行「辣招」，必然會影響市民自由，即所謂的「必要之惡」。那強制檢測算是「必要之惡」嗎？
依袁國勇的說法，必要。但反對者則認為，絕不必要。
《立場》就此訪問了專家、公共衞生研究員、醫護工會、醫學生和市民。他們各自怎樣想？
2020 年 10 月 16 日，灣仔臨時檢測中心最後一天開放，有市民在檢測中心停止運作前到達場館。
在灣仔港灣道體育館的臨時檢測中心，晚上八時閉館前，仍有市民趕來參與檢測。來到中心的市民，應該是「用腳投票」，支持檢測吧。但當記者問他們這個問題時，當中仍有人一臉猶豫。
「你支持強制檢測嗎？」
「我覺得成效唔會好大。」陳先生說。他指，若以法律強制市民檢測，將很多市民因而觸犯法例，令社會對檢測措施更反感。與陳先生一同前來檢測的馬小姐亦認為，強制檢測沒有配合禁足令，檢測後隱形患者仍會繼續在社區內傳播病毒，成效不彰，「到你搵到確診者，但你未必坐喺屋企等結果，咁其實都冇乜用。」
黎先生在檢測中心關門前才抵達。他稱，檢測計劃對整體市民而言是一種保障，但相信要接受強制檢測的人士必然會感到無奈、不願意。他舉例，若一幢大廈有人確診，卻要整幢大廈居民強制檢測，對與確診者居住甚遠的居民十分不便，但只能「焗住做」。
早前已參與「全民檢測」的市民則比較歡迎強制檢測。陳小姐數個月前曾接受測試，她認為若並非整個群組的人士接受檢測，成效將會大打折扣，或有帶病毒人士無法發現，「有啲人檢查、有啲人唔檢測，咁咪整個檢測嘥咗。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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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為阻第四波爆發
「強制」一詞，總是容易令人有不好的聯想。強制檢疫、強制接受治療，統統與現今社會提倡的自由相違。以每年冬季流感為例，醫管局都會呼籲醫護人員接種疫苗。不時有人提出，應強制醫護接種以保障病人；某些國家亦有此例，不接種的醫護將不能回到醫院工作。多年來樓梯響了不知多少遍，卻始終沒有實行，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個人自由」。即便是醫護，也有自行選擇的自由。
那麼，要求輕微病徵者強制檢測，是否干預了個人自由？
「（疫情持續）好多人會失業，呢啲痛苦完全係唔需要。」
—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立場》記者向袁國勇查詢關於強制檢測的建議，他以電郵回覆，強調建議是為了阻止「第四波爆發」、「逾千人死亡」，「問題是香港人如何看待因疫情而失去的生命」（how HKSAR citizens consider the importance of life loss）。
他之後再向記者補充，指若疫情持續下去，「好多人會失業」，「呢啲痛苦完全係唔需要」，「我見到香港咁都好心痛」。袁國勇重申，現在越來越少有病徵人士願意接受檢測，「五個才有一個」，因此才需要建議強制推行。
資料圖片：袁國勇
公衞研究社成員：防疫人權非對立
「推行防疫措施的前提，必須是市民對掌權者有所信任。」
— 公共衞生研究社成員呂詩婷
「如果是密切接觸者，要檢測、或檢疫是合理的，但輕微病徵者也要強制檢測，便難免被質疑，」公共衞生研究社成員呂詩婷說，公共衞生政策會犧牲自由是「理論」，但在現實上，防疫與人權並非對立，「掌權者有其責任，在保護公眾健康的同時促進自由。」她解釋，在文明社會，政府幾乎不能一意孤行，必須考慮民意，「即使你有怎樣的科學證據，在沒有信任的基礎下，都是沒用的。推行防疫措施的前提，必須是市民對掌權者有所信任。」
過去大半年，香港政府的防疫之路大概是最佳例證。不論封關、限聚令或全民檢測，每一項防疫政策，政府甫拋出，陰謀論便至。事實上，部分防疫措施亦確與政策原意大有出入。以限聚令為例，據政府早前公布數字，近 98% 限聚令告票是由警察發出，而在大大小小衝突現場直播畫面中，都不難看見備受爭議的發告票場面。儘管政府多次解釋，限聚令背後沒有政治考慮，但市民似乎並不受落。
余慧明：賦權予警萬萬不可
年初曾發起醫護罷工要求政府「封關抗疫」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在袁國勇發表言論後亦在 facebook 上發文回應，直指「此舉不但侵犯人權，更擴大本已不受監管、無法制約的警察權力，此例一開後患無窮」。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向《立場》解釋，工會並非否定一些公共衞生層面上所需的強硬措施，但要賦權予警方便「萬萬不可」，「去到警方呢個位就極大反對。」
「過去佢（警方）點樣濫用限聚令，大家都見到。」
— 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她坦言，若果把「警察」從整個「強制檢測」的建議中除去，「相信反對會無咁大」，「或者都仲可以去討論，疫情係咪好嚴重？係咪要做（強制檢測）？要做的話點樣做？」余慧明指，現時市民與政府、警方間已失去信任，「過去佢點樣濫用限聚令，大家都見到；如果遲啲佢可以話你要檢測，唔做就拉，我真係想像唔到點形容啦。」
余慧明重申，工會並非一面倒反對強制檢測，相反，她認為若真的要做，「就全民做，封城做晒佢，好似其他國家咁。」她說，同意有配套下的全民強制檢測，但認為袁國勇所說的「有病徵者檢測」不可行，「唔通我轉天氣，流少少鼻水又要去檢測？」
醫管局員工陣線 余慧明
醫科生：警有無專業知識判斷病癥？
醫科生王同學在 facebook 上營運專頁《No Stake 醫學生》，他在專頁上以學生身分，向老師袁國勇發公開信，指難保「強制檢測」會被警方濫用，「隨意強指無病徵巿民為有病徵，再予發票，或強行帶走，甚至拘捕。屆時潘朵拉之盒既開，率先主張強制檢疫的袁教授，恐怕成為千古罪人受千夫所指。」
王同學向《立場》表示，醫學倫理中明確闡述病人自主權，只有「好少情況可以強逼去檢查」，「就算好似楊明醉駕咁嚴重，根據病人自主權，佢唔肯驗的話都唔可以逼佢驗。」
公共衞生同時係一門社會學，無得抽空社會因素去睇。
—《No Stake 醫學生》FB 專頁管理員 王同學
王同學也對袁國勇「檢測有病徵人士」的說法抱有疑問。他在文章中解釋，病徵 (Symptoms) 是病人的自我感覺，徵狀 (Sign) 才是醫生的判斷。因此在病人求醫前，理應沒有人可以判斷他是「有病徵」。他亦表明不同意由警方處理不願接受檢測人士的建議，「警察之類巡邏人員，有無專業知識去判斷病人？」
王同學亦直言，雖然認為強制檢測不是最好的防疫措施，但他最大的憂慮，還是源自政治因素，「2020 年嘅香港，呢樣嘢係無可避免」、「就算有啲政策係好，解釋得唔好都一無用，反而會引來市民更大擔憂。」他認同袁國勇的建議是基於科學，但強調公共衞生同時亦是一門社會學，「無得抽空社會因素去睇」，「當袁教授畀咗科學建議，政府係咪執行到？市民又係咪信？」
記者向袁國勇轉達外界質疑，袁回應稱，「我只係科學家」。他又指，正正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病徵與流感相似，才要推行強制檢測。
許樹昌：措施不能太硬 要自願
另一位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則指，相信政府現時仍是在考慮階段，但他認為，強制檢測只能針對「去咗睇醫生，醫生判斷佢要留樣本但佢唔肯」的病人。他坦言可能有人因為不想家人接受檢疫等原因，會拒絕接受檢測，「我都有學生做私家醫生，遇到病人唔肯留（樣本）」、「對呢啲人先可以有一個公共衞生理據（去強制檢測）。」
（檢測）唔可以太硬，要畀佢自願出嚟。
—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他指強制檢測的「原意係好」，「但香港人，可能你越嚇佢，佢越唔出嚟」，而強制要求所有「輕微病徵者」接受檢測是「不可能」，「鼻敏感都可能咳兩聲，你唔可以要佢檢測。」他亦承認，香港人現時普遍對政府抱持不信任，所以措施「唔可以太硬，要畀佢自願出嚟」，例如鼓勵不想求醫的市民去醫管局門診領取樣本樽，「只係呼籲。」
許樹昌，圖片來源：中文大學
袁國勇：自私代價是性命
對於有人因擔憂而拒做檢測，袁國勇則表示「這不是文明的態度（This is not a civil attitude）」，批評這些想法會影響家人和同事，甚至「殺死年長者」（They may kill their elderly family and colleagues）。他重申，市民有責任協力控制疫情，「自私的代價是性命」（Selfishness costs lives）。
我係 scientist。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呂詩婷則慨嘆，「當香港在政府缺乏信任的時間下走進疫情，偏偏政府又不聽民意，整個抗疫的過程中都看不到以民為本。當大家不相信你拿走我的自由後會有作用，也不相信你會把自由歸還給我時，如何讓市民支持你？」
她也強調，專家提出建議時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今天的香港，必須要考慮政治和社會氣氛，「讀公共衞生的人都應該知道，health is politics。」
採訪、撰文｜劉偉程、蔡俊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