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買咗好多新書準備入去睇。我預足（懲教署規定）每個月六本㗎。有啲自己 research topic 嘅哲學書，有啲朋友介紹嘅社科同科學書。想補足一下我本身唔係好識嘅嘢。」
中大哲學碩士生阿凌（化名）是 2019 年「6.9 大遊行」的 103 萬分之一。遊行完結後，聽見一聲「煲底要人」，前往不久就有警員越過防線，一擁而上制服距離最近的阿凌及幾個同案被告。
「暗角七警」一幕在腦海中閃過，他立即以雙手護頭。可幸只有眼鏡被壓破。連同其他六人，被帶進立法會內一道牆壁前，一跪就是五個小時。同年十一月往警署報到時，被正式起訴非法集結，指他曾堆起鐵馬。
2019年6月9日，一百萬人大遊行過後，部份示威者在立法會示威區意圖佔領大樓，警察拘捕其中一名示威者。（攝影：Peter Wong）
一年半過去，今年 1 月 13 日，阿凌在庭上選擇認罪。代表律師求情提及，他以一級榮譽本科畢業，三年曾獲 18 個獎學金，或因本案失去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博士的機會。中大副校長吳基培亦為他撰寫求情信，形容阿凌是「見過眾多學生領袖中最優秀的其中一位」。
裁判官稱求情信內容令人感動，決定給予額外減刑三個星期。阿凌最終被判囚 16 星期。
阿凌背景之優秀，令不少人感嘆。散庭後律師與記者亦不禁討論一番；報道出街後，很多留言都是「好心噏」、「Really sad」。
聞者也許無奈，但阿凌其實淡看種種代價，信念亦不曾動搖。入獄前一星期，他仍以堅定的語氣，向《立場》記者論述着他願景中的理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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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3 歲的阿凌是個率直爽快的年輕人。記者發短信邀請受訪，短短三分鐘後他便回覆答應，主動提議往咖啡店進行訪問。說話不徐不疾，能引經據典。也許是無意識的慣性使然，有時會用上哲學的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三段論」格式回答提問。訪問完結後，亦禮貌的向記者微微鞠躬道別。
六尺多高，腰板筆直，戴粗框眼鏡，毛衣配冷帽，蓬鬆及頸的天生捲髮。內在與外在，均散發著一股書卷氣。似乎很符合人們對哲學系學生的印象。
但與外界對哲學家「只想不做」的刻板印象大為不同，除了討論時政、互相砥礪之外，不少中大哲學系同學都會身體力行參與社運。
「以 percentage 計，我哋（中大）哲學系都幾多人俾人拉㗎。唔知點解，就係不斷俾人拉囉，哈哈。」他戲謔的說。
「喺呢個時代入面，更多哲學系學生受到佢哋訓練嘅感召，覺得更加應該去做多啲嘢，更加有呢種被催促去做事的感覺。」
他說，行動的助力來自他們共同的特質。「我哋都好有 sense of justice。我哋覺得追求公義係好重要，肯付出時間同心力去做。」
阿凌是案件的第一被告，同案第三被告亦是中大哲學系畢業生，曾是阿凌的室友。
上庭當天，法庭外密密麻麻地排了二三十個年輕人，有的人穿著「PHILOSOPHY」連帽衛衣。人數之多，使得裁判法院罕有地需要開放延伸法庭，讓無法進入正庭的旁聽人士收看直播。
2020 年，中大哲學系舊生曾於蘋果日報登廣告（圖片來源：月巴氏 / Work Super Guy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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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凌於 2019 年 6 月 10 日凌晨被捕，應該是反送中運動中第一批被捕的抗爭者。
香港多年來的中港矛盾、民生議題，早已令民怨火藥桶積累至臨界點。2019 年 6 月 9 日，反送中運動將之引爆。
阿凌坦言，當日上街人數之多，對他而言是「好開心」的事，也是香港社運「開花結果」的重要一刻。他欣慰的說：「原來我哋過去一兩個月做街站，可能係好有效令市民知道（修訂逃犯條例）呢件事。原來當市民知道之後，係會有真正的政治參與。」
阿凌的政治啟蒙遠比這個爆發點來得要早。2012 年「反國教風波」，令他覺醒：「作為香港人，一定要關心社會」。當時他只是初中生。
兩年後雨傘運動，警方發射 87 枚催淚彈清場，仍是中學生的阿凌特意查找警察使用武力的守則等資料，主動於學生報撰文，向同學講述什麼情況下發射催淚彈，才算是「合乎比例的武力」。他偶爾亦到佔領區逛逛。
對阿凌來說，參與社運，既是表態，亦是反思自身政治意識的機會。「例如雨傘（運動）的時候，就會諗好多到底所謂『公民抗命』呀、『和平示威』係乜嘢？到底成場運動，最終想爭取到啲乜嘢？去到邊個階段，我哋覺得係可以完結？或者去到後期，點解雨傘運動會失敗收場？」
伴隨社會參與而來的種種疑問，激發阿凌從書本、文章、別國的歷史與經驗中查找答案，發掘政治意識，思考香港需要怎樣的改變。
佔期行動期間，金鐘佔領區的「連儂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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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或許遙遠。此刻的香港，依舊是人人口罩蒙面。只是街道變得稀落，叫聲幾乎不再。有人舉家出走異鄉，有人疲於養家活口。有人身陷囹圄，有人獲律政司撤控。法律變了，似乎誰都能成為拘捕目標。不知哪天一覺醒來，手機屏幕又會彈出多少人被上門拘捕的新聞。
最近的黎智英案、「十二港人」等事件，他都看在眼內，「每一個最微小可以糟質你嘅機會，佢（政權）都唔會放過」。
如今，取代街頭平靜的，是每個人心頭的侷促不安。繼傘運後的抑鬱期，香港社運再度陷入一片失語、無力。許多人問：如何走下去？
借古鑒今，阿凌承認前路艱難：「太多太多細嘅民族在歷史上面消亡，佢哋所謂的抗爭同犧牲，根本冇人 give shit，完全埋沒喺歷史入面。」
他並不悲觀。
無力感與沮喪的前提，是一個人很想某件事發生而事與願違；但香港的命運，在可見將來似乎都未能扭轉。「但係我覺得唔緊要㗎……你唔需要話『有生之年會見到咩咩咩咩』，或者好似劉細良同燒山（蕭若元）嗰啲話：『嗱未來兩個星期就好關鍵嘞』，唔需要有呢啲諗法。」
「個運動由頭到尾都唔係講緊呢樣嘢，由頭到尾都係講緊一個理想。而呢一個理想，係透過你的實踐去達成。」
說著說著，他一連幾句自問自答。
「係幾時達成呢？冇人知嘅。」
「幾時會成功呢？都冇人知嘅。」
「會唔會成功呢？亦都係冇人知嘅。」
「咁但係就係要做㗎嘛！」這一句，他說得特別用力。
如果將每個人看作這場運動中的齒輪，「一個齒輪係唔需要有希望先至郁，佢只需要動力。總之就係向住嗰個方向去做……（如果）你由一開始，就接受到自己未必享受到成果（的事實），咁同你個人樂觀與否，又有咩關係呢？」齒輪的比喻，亦有環環相扣，齊心才能轉動的意味。
他想說的是，如果所有人在不同崗位朝著同一目標邁進，「無力感」或許只是偽命題。關鍵在於調整心態。
阿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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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過去，阿凌心中所描繪的理想香港藍圖，漸漸成型。
對於理想香港，這個哲學系高材生思考的方向，不是追求什麼目標，也不是「香港最終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地方」，反而是逆向地探討「香港應保有什麼核心價值」。
阿凌認為，一個地方有管治權才會有民主，有民主才有公民權利與自由。偏偏管治權的討論，恐怕與這一代香港人無關，「但係我覺得，你要鞏固每一個階段之間嘅關係。」如何做到？他說，應從個人層面出發，建立公民社會，在生活細節上，維護公民權利與自由。
「例如經濟方面，越來越多人希望投身本土工業，或者支持『香港製造』，或者開發香港新的行業……文化的意識形態上，你見到香港人開始好大力咁 promote 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流行音樂。你都見「叱咤」、《全民造星》多咗好多人睇，多咗好多人傾啦。」雖然在政權封殺下，「你（香港人）冇得直接政治上掌握香港，譬如選一堆香港人去做立法會、做行政長官…但係這些細的層面，就係開始的第一步。」
阿凌又認為，只要抱住共同價值，就能為香港的未來開拓更多可能。而其他事則可將就，換言之 — 和而不同。
「共同價值應該盡可能地少。因為一多，就容易有人唔同意。…實踐『兄弟爬山』，其實係一件好困難的事。」而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之所以達至前所未有的規模，正正因為它能「將好多唔同背景、意識的人，為咗一個好簡單的價值一齊努力。呢個價值，就係我哋爭取香港人的政治自由」。
對阿凌而言，人人生活習慣不同，即使有人「食 M 記、買中國貨」也好，最重要的，還是大家抱有共同價值。
「如果你熱愛香港呢一種好成功、或者你覺得好舒服的一個環境，而你意識到，呢種環境係由生活上的自由構成，又願意保障建基於呢種自由上的政治自由— 呢個就係香港的核心價值。」
2019 年 9 月 13 日中秋夜，有市民發起「和你拖上獅子山」活動，登上獅子山以雷射光照亮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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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凌本來預計，自己會被判處半年至九個月的刑期。訪問當日，尚未知道案件主審裁判官是誰。
記者問他，由哪位法官審理，分別大嗎？他搶著笑說：「非常大啦！哈哈。好明顯係非常之大。」關於法治的話端一起，猶如洪水缺堤。阿凌的聲線也頓時變得響亮起來。
他慨嘆，即使政權不斷藉司法機器全面反撲，仍然有法官秉持專業，持平地理解事情。「但依家比較開明自由嘅法官，往往就係俾人調走，唔能夠再喺裁判法院審案。調去啲好少審案嘅地方，可能係淫審處呀等等『守水塘』嘅位。」
阿凌說這句話時心中有特定對象 — 一位裁判官曾批准他在保釋期間短暫離港數周，赴美國頂尖學府參與交流活動。這裁判官曾被左報狙擊，其後平調至淫褻物品審裁處任主審裁判官。
作為過萬名被捕抗爭者之一，阿凌覺得香港法治沒有死 — 因為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法治。他認爲，要真正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賞罰分明的法律」與「執行妥善」兩大條件，缺一不可。而法律是否被妥善地執行，從來都是靠「人」。
他同意，有段時間法律的執行頗為妥善：「（香港）喺某個年代，製造出一些法律人才…即使本身個法律，或者制度的保障可能有問題，但都令香港人有種『我哋享受緊法治社會』的感覺。」
2021年1月6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行將退休，司法機構於終審法院為他舉行歡送儀式。（攝影：Peter Wong）
但他眼中的香港法治，如空中樓閣，從沒有真實的保障與支撐。
「冇嘢可以繼續保障嗰啲專業嘅法官，有一日唔會『反轉豬肚』㗎嘛？冇嘢保障㗎喎，你全部都係靠嗰啲人。咩所謂『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好似拜神咁樣，『呀相信佢哋呢，就會有專業態度呀……』」他半帶調侃道。
近來司法機構亦一再強調「法官判案不會考慮政治因素」。阿凌聽來，盡是自欺欺人的虛偽說話。皆因法律本用作維持社會秩序，而「秩序」從來由政權界定。「咁法律又點會係 apolitical （非政治性）呢？法律的目的本身就係 political 㗎啦，你點樣 blind to politics 呢？」
二戰後，納粹軍官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軍事法庭上，以執行命令為由，為自己判處猶太人死刑作辯解。「佢都係話自己打份工、做公務員，都係睇證據睇法律判案啫」。阿凌認為，這種由哲學家漢娜・鄂蘭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不應成為開脫的藉口。
他直斥，如果法庭堅稱不考慮政治因素，腔調就要一致 — 「我哋就係維護社會秩序，我哋同警察其實冇分別㗎，因為我哋唔會理個社會秩序係啱定唔啱，淨係負責維持一個有 legal order （法律上的秩序）的社會。」
2019 年 6 月 9 日遊行後，群眾於政總一帶聚集，後來爆發警民衝突 (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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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6 月 9 日當晚，阿凌身上無任何攻防裝備，不準備參與激烈衝突。他也覺得，之所以搬動及堆起鐵馬，是與以往示威一樣，用以區隔警察及示威者。
提堂以後，保釋條件包括不得離港。疫情之下，這對一般人似乎沒什麼大影響。但阿凌因此失去前往德國交流的機會。本來因而獲得的獎學金，亦要全數交還。
阿凌獨居。父親早逝，母親長居內地。過往他用功讀書，以獎學金填補部分支出。現在不單要交還獎學金，還要更努力兼職應付生活。
「去唔到德國好遺憾呀……因為我想去旅行，但又唔想自己出錢，哈哈。」話題本應沉重，他的語氣卻輕鬆淡然。唯一教他略感可惜的，是失去了以學生身份體驗異國生活的機會，金錢也無法彌補。
失去交流機會以外，與母親的關係亦是個挑戰。
母親自雨傘運動開始反對阿凌參與社運。比起政見衝突，更多是愛子心切。母親不明白，阿凌作為家族少數的大學生，成績出眾，甚至讀到 MPhil 了，為何卻把自己弄進牢獄。「……佢唔明囉。簡單啲來講，就係唔明。」
阿凌只有細心向母親解釋一切，儘量讓她安心。母親也許不盡同意，但起碼能夠理解背後理念。「依家佢係用愛包容咗呢件事。」
如今最大的代價，似乎是切切實實的刑事定罪記錄。
記者試探地追問：你說法治不完善，卻選擇認罪，會否矛盾？
資料相片：其中一宗反送中案件的囚車與聲援人士
阿凌在案件排期審訊後才認罪，獲得的刑期扣減更少。他解釋，律師一直都說案件「機會不大」，而直至去年年底才選擇認罪，純粹是為了讓碩士課程能如期開學。現在完成了一個學期，便能申請停學，為服刑空出時間。
「唔認罪，都冇改變到任何嘢，係咪？」阿凌認定，現在法庭的裁斷與事實和公義無甚關係，既然如此，更應該在固有條件下作理性判斷，最大化自身利益。
對於留有案底的事實，他坦言，最大敵人是自己的心理狀態，因此只得自己消化、自己想通。
「無人可以分享嗰個痛苦。」同路人之間的集體傷痛，只能同感，卻無法同享。「好似 12 港人，佢喺上面受幾多嘢，我哋淨係想像……我哋唔係分擔緊。即使你睇佢哋屋企人的訪問，（家人）都幫佢分擔唔到。」
得以淡然面對，全因阿凌清楚自己並不追求任何特定的出路。是否繼續走學術路？視乎研究興趣在完成碩士課程後消磨了多少。其他出路也無不可：「就算教唔到書，我去沖咖啡、炒咖啡豆，（這些工作）唔駛冇刑事紀錄喇掛？總會有人請我啦？」
「（案底）block 咗我人生一啲選項。但我唔一定要選嗰啲，先會變得開心。」
對他來說，參與社運從不是「值不值得」的問題，事後回想的「後悔與否」亦無關宏旨。「純粹係我做咗個決定…然後嗰個決定有啲後果，就係咁樣。」
清楚的是，選擇接受抗爭的代價，是他理性的抉擇，與理念、哲學無關。
記者問：「入去要剃頭㗎喎？」[1]
「冇乜所謂嘅，我出來都會留返長。」
阿凌，在中大新亞書院「天人合一」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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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凌珍惜哲學系同儕之間的情誼，也感激女友的陪伴與照顧。
最近半年，女友一直擔心阿凌過得不好。從買牙刷牙膏，到安排探訪名單，努力為男友準備入獄前大小事。「都係好難得喺一段關係入面的體驗。」
談起女友，阿凌略為放鬆了語氣：「我哋喺溝通上面係表現得好好，係好舒服嘅一段關係。」但原來也曾感到愧疚：「其實佢可以唔需要等我出獄，或者維持呢段關係。我哋冇呢個 commitment。但當然佢想做嘅，咁我都好樂意一齊努力。總之佢冇呢個義務去做呢件事。」
「佢似乎都係想繼續呢段關係，咁我哋就一齊努力囉～」說着，臉上掛着一道靦腆的微笑。
開庭前，女友繼續忙於為阿凌打點一切。但終於也在判刑前的休庭時段，在法院大樓的梯間哭了起來。
裁判官最終稱求情信內容令人感動，決定給予阿凌額外減刑三個星期。他最終被判囚 16 星期。
散庭以後，阿凌的親友亦有到法院囚車出口守候，奈何有更多警員在場拉起封鎖線。只得每組兩人分開站立，靜靜的向着由警車開路、對準路口綠燈才高速駛出的囚車揮手，目送阿凌離開。
入獄前一星期，阿凌在訪問尾聲沉思片刻，緩緩說了兩句話。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身心上面都準備好、整理好自己。因為路途好漫長，如果大家覺得我哋仍然需要繼續行的話，咁就必須要準備好自己。」
「我想多謝女朋友、朋友、同埋同我一齊共事嘅人……冇呀，因為佢哋令我過咗一個好開心的時間，好值得過的時間……一直以來都係。」
有人同行，互相關懷，彼此信任，在艱難的時刻攸關重要。這是他在兩個小時的訪問中，最誠懇，最想向親友、同路人傳達的兩句話。
攝 / Oiyan Chan
文 / Isaac
註 1：社民連成員「長毛」梁國雄於 2014 年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懲教署剪短男性囚犯頭髮的規定。2020 年 11 月，終審法院一致裁定相關規定屬於非法，違反《性別歧視條例》第 5(1)(a) 及第 38 條。2021 年 1 月 18 日，終院正式拒絕懲教署暫緩執行裁決的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