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沙士疫情在香港爆發，相比今天，殺傷力更大，多名醫護人員因為拯救病人生命，先後殉職。香港社會墮入集體傷痛之中，市民心底裡無助，但同時對這批為服務市民犧牲性命的醫護人員，感激萬分。有市民排隊到醫院，在臨時悼念站排隊簽紀念冊，有老伯伯甚至跪在地上，把臉貼在地板上，流着淚致哀。
社會進入一種深深的哀慟，市民好想知道，這批把性命無私獻上的醫護人員是怎樣的人。我們想好好記住，他們崇高的情操，牢記他們對香港人的恩情。
那時，我還是初入行記者，在明報工作，被派去採訪殉職醫護的故事。
這種採訪難度不低，如何顧及家屬感受，又能報導殉職醫護事跡，那是大難題。但公眾利益擺在眼前，捨生醫護是為香港人犧牲，報導他們的故事，是香港社會合理的集體期望。無論是追究責任也好，懷念醫護的無私情操也好，記者也要克服難題，好好採訪。
三十歲女醫生鄭夏恩，是逝世醫護中最年輕的一位，在2003年六月初殉職。我還記得，自己被派往她所工作的大埔醫院採訪。院方在醫院大堂設置了悼念閣，同事一邊抹眼淚，一邊告訴我，鄭醫生是如何努力如何與人為善的一位「開心果」，在十號風球依然上班，和同事分享零食的快樂時光。但也有同事因為太傷心，不想多言。
此時，有醫院職員告訴我一個消息，鄭醫生的私家車，此刻仍然停泊在大埔醫院外面的停車場。主人已經被疫症趕快一步奪走生命，車子仍未駛走。「因為鄭醫生是開車來上班，個病好急，她離世了，車子還沒來得及駛走。」
當時聽到這個消息，我心情激動。車子仍停泊在醫院，很具體說明了，病魔的殘酷，對人命摧殘的措手不及。我再拿了車子基本資料，顏色，品牌等等，就展開浩浩浩蕩蕩的徒步尋車之旅。
我記得停車場佔地廣闊，我一個人逐駕車去查看，還記得當時天氣悶熱濕焗，我一邊走呀走，汗流下來濕透我的衣服，但卻沒法子抑制自己的採訪熱情。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找到這駕車。
我一邊想像，鄭醫生是如何每天開車回醫院上班，又如何把車泊下了走入醫院上病房，但沒有想過，從此沒法子走出來。
終於給我找到了這輛車，是一駕平實的棗紅色福特房車。我在車旁走了幾個圈。讓我更深感受的是，後座竟坐了兩個「乘客」 — 兩大型的毛公仔，被安置得像孩子一樣坐在後座，那是一對鮮黃色扁嘴穿了綠色吊帶衣服的鴨仔洋娃娃。
第一眼看到這對洋娃娃，我忍不住有點哽咽，鴨仔呀鴨仔，你們的主人永遠不會回來了。
鄭醫生是一個多麼有童心的醫生。透過採訪，我希望把每一個殉職醫護的真性情還原出來。謝婉雯的斯文溫柔，基層醫院姐姐的母親般的溫暖，而年輕的鄭醫生，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大女孩。
後來才知道，鄭醫生的棗紅色座駕，是同事口中的「校巴」，因為鄭醫生下班時經常搭載數名同事坐「順風車」，而那對鴨仔洋娃娃，同事指，鄭指生視它們為「子女」。
問題是，找到車子的一刻，並不肯定那就是鄭的座駕。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做記者如果只是道聽塗說，猜想車主是誰，那是非常不嚴謹的做法。新聞處理粗疏，不但對原車主做成誤會，更是對鄭醫生不敬，那是不能接受的。
於是，當我紀錄下車子資料，拍下照片後。我們沒有立即刊登這宗新聞，雖然社會上很多人想立即讀多一點關於鄭醫生的故事，但我們還是會先進行核實。那時是由報館同事進行車牌查冊，肯定車牌登記人是鄭醫生，沒有搞錯，才敢作出報導。
雖然最終出街的日子，因為要進行查冊而延遲了幾天，但剛碰上鄭的母校港大醫學院搞悼念會，公開發放了一張鄭醫生與座駕的合照，我就可以把當日在停車場觀察到的東西，包括後座鴨仔洋娃娃的資訊，與鄭的同事雙重核實，百分百肯定沒搞錯才刊出。
車牌查冊，不只使用在偵查，踢爆，監察報導之中。事實上，任何負責任的記者，核實資料，不想出錯，也會使用到查冊工具。那是優秀、追求事實、紥實報導的基石之一。
而這一個關於鄭醫生的特寫故事，以及我寫過關於其他殉職醫護的報導，讓我獲得了「報業公會最佳新人新聞獎」。基本上，香港，甚至世界各地許許多多得獎報導，關係到公共利益的優秀作品，極多使用到查冊工具。
昨日，一位因為在報導中使用到車牌查冊的記者，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被警方拘捕，原因只是她進行了車牌查冊，進行了一個關於元朗7.21事件的報導。那是香港新聞界史無前例的事，記者因為核實工作，而被警方拘捕，控告上法庭。
她是其中一位我認識最負責任，最重視新聞道德及最緊張向公眾問責的記者。她性情沉穩，紥實，對新聞工作態度公認嚴謹。
今次的拘捕及檢控，是衝着優秀的新聞人而來。而踐踏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者，是關乎公眾利益，也事關全香港市民的福祉，不只是業內人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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