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忍不住想說，政治正確其中一項問題就是用過程取代了本質。許多人把外勞換成移工，把妓女換成性工作者，把「有病就去看醫生」換成「要有病識感」，但他們本質上的歧視並沒有改變，反而因為使用的語言是政治正確的，使這種歧視變成了一種更難對抗的形式。
當我們使用政治正確的語言，是希望擺脫一種污名化的刻板印象。當然，用「你要有病識感」比「你知道你是神經病嗎？」好聽也溫柔得多，但誰來說、在什麼場合說、用什麼心態說，這些都是同樣關鍵的問題。
使用政治正確語言應該帶著一種對多數暴力的反抗、對本質上權力宰制關係的對抗，而不是反而成為另一種暴力與宰制。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在一場辯論時說：「在這場文化抗爭，那些追求平等、用字正確、正確稱呼對方的方法等等，在這些政治正確的種種論述中，你有看到真正希望社會改革的意志嗎？我看不到。我覺得這是一種超道德化，也是沉默地承認失敗。」
意思是，如果我們只是變換名稱而不去對抗其中歧視的本質，那麼政治正確其實只是把歧視變換成更隱晦的模式，默認了整體社會無力對抗偏見的窘境。
所以他才認為：「政治正確是一種更危險的極權主義。」
因為傳統的歧視是直接的、威權壓迫是清晰的，無論國家、老闆、父親或是霸凌者，當他們用傳統歧視語言攻擊你時，你很清楚這是一種羞辱，當他們迫使你接受命令時，雖然你行為上可能必須服從，但你的內心仍是反抗的、是自由的。
可是某些人只是用政治正確的語言包裝歧視，用政治正確的要求取代命令，這種「現代極權主義」的危險在於它不只想控制你的行為，更要控制你的內心。
齊澤克曾用父親希望小孩子去探望阿嬤來解釋傳統跟現代極權主義的不同。一個傳統權威式的父親會說：「我不管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總之你有義務去探訪祖母。」而現今被稱為非權威式的好爸爸會說：「你知道阿嬤有多愛你，我並不是要強迫你去看她，只有在你真心想探望她時我們才去。」
齊澤克認為，前者至少是一個清晰的指令，讓人可以選擇是否反抗（甚至是行為上屈服但內心保持反抗），但當孩子聽到後者的話，每一個小孩都仍然知道這是一個強迫式的命令，本質上是相同的，而他認為這是一種更強的壓迫，因為這種好爸爸不僅是希望你去探望阿嬤，他還告訴你這是因為「你愛她」才去的，而不是因為「我強迫你」才去的，他不只想控制你的行為，還要控制你的內心。
這樣的論述並不完全是反政治正確，而是強調我們必須直視最初我們需要政治正確的原因，在使用這種反抗性論述的同時要時時刻刻檢視自己的目的性，警覺自己是不是反而成為另一種更難對抗、讓人有苦難言的壓迫，作為在網路上有一定聲量的倡議者，至少這樣才能不愧初心吧。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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