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年前，1973 年，張銘裕的父親從中國內地偷渡來香港，逃離文革批鬥。那時候，香港是內地和東南亞地區逃難者湧入的海港。張父沒想過，四十七年後，2020 年 8 月 23 日，一個酷熱的夏日，他 20 歲的小兒子張銘裕坐上快艇從香港離開，在中國領海外的毗鄰區被海警抓到。同船的一共有 12 個香港青年，最小只有 16 歲，他們涉嫌觸犯內地「偷越國（邊）境罪」，被關到深圳鹽田看守所。
從鹽田看守所坐 15 分鐘車程，就可到達公安局；再靠雙腳走 15 分鐘，就可看見海對面的山，那就是香港。政權移交 23 年，中港摩擦不斷，香港在去年爆發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人們擔心，香港居民會被送往內地，在因人權問題而備受質疑的中國司法系統下受審。
從鹽田看守所坐 15 分鐘車程，就可到達公安局；再靠雙腳走 15 分鐘，就可看見海對面的山，那就是香港。
一年多後的今日，他們擔心的情形某程度發生了：過往，在香港犯事後潛逃內地的香港人，往往被內地遣返回港，但這一次，12 個香港人沒被送回來，他們要等候內地檢察院決定是否批捕。
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這 12 個青年在香港因不同罪名被捕，包括暴動罪、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串謀非法及惡意傷害香港警務人員等，其中有一位被指違反最新通過的「港區國安法」。他們被關押五天後，8 月 28 日，《大公報》、《文匯報》報導稱，這 12 個青年是試圖從香港偷渡到台灣。
國安法通過前後，一些香港示威者之間會討論，是否應該逃去台灣。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此前在七月份，至少兩次有香港示威者成功從水路抵台。
27 天以來，沒有外界人士接觸到鹽田看守所裏的他們。面對「黑箱」一般的困局，兩條援助路線正在形成：在協助者的幫助下，內地人權律師、12 個香港家庭兵分兩路，前者從全國各處飛往深圳，要求會見當事人，後者走到了媒體鎂光燈前，希望喚起香港乃至國際社會的持續關注。
12 港人之一、李子賢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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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這天凌晨，20 歲的張銘裕幾乎通宵打機，他的父親臨睡前見到，有點生氣，問他怎還不睡。白天，29 歲的機械技工黃偉然告訴母親，自己要去警署報到，而同樣是 29 歲的測量員李子賢則不知何時離開了家。17 歲的鄭子豪在清晨向家人道別，他拿著魚竿和水桶，說自己要出海釣魚。
他們的家人都以為，這會是一個平常的星期天。
起初，青年們的電話打不通，家人想，或許是信號不好；他們不回家，或許是去了情侶、朋友家。隨著音訊全無的日子增加，四個家庭開始不安。
黃偉然的母親和太太從他書房裏找到一封遺書，大致的內容是：對不起媽媽，這輩子都幫不了你修房頂了，原諒我的自私，感謝你們陪伴我這麼久。
晴天霹靂，婆媳倆以為他自尋短見，二人崩潰。
後來，這四家人都報了警。8 月 28 日，《大公》、《文匯》頭版報導 12 港人海上被截獲。同日，香港警方派警員上門，把一紙內地通報表、一紙香港警方通知書，交予被關押港人的家屬，這四個家庭方才知道，他們失蹤的阿仔、細佬、老公，原來「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扣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
從這天開始，12個被關押港人的家庭，開始與香港政府機構、內地司法制度打交道。
入境處曾回覆《立場新聞》，稱「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下稱「小組」）一直與被關押港人的家屬保持緊密聯繫。不過，鄭子豪的父親不止一次致電「小組」，發現對方「十問九不知」。「小組」從未提出過具體措施，只問鄭子豪家人「有咩需要」，鄭父反問對方能夠提供什麼協助，對方答不出來。鄭父再問「小組」：港府能否派人到鹽田看望被關押港人？對方表示，做不到。
家屬也嘗試直接聯繫鹽田看守所。按內地警方通報表指示，黃偉然太太每天都打電話給一名莊姓聯繫人，她聽說這是鹽田看守所的警官。電話裏，她常常問對方：什麼時候審訊？裏面環境怎麼樣？有沒有煙抽？有沒有被子？有沒有小賣部？莊總是敷衍，或責怪黃太太：「妳問得太多了吧！」
黃偉然太太來自內地。五年前，她與黃偉然結婚，搬到香港。在她心裏，內地體制是官僚、對人權缺乏保障，從未料想，丈夫有一日會被關押在內地，她又要再次與內地機構拉鋸。
見到其他家屬向「小組」、駐粵辦及鹽田看守所均求助無門，張銘裕的哥哥不想「被人當人球」，乾脆不打電話，開始自行上網了解內地司法程序。他發現，一個疑犯在內地直到上法院之前，羈押的期限可以不斷延長。若弟弟在內地審訊、服刑歸來，還要在香港再經歷司法程序。
「可能真係呢十年都未必見到我細佬。」銘裕哥哥說。
快一個月了，他常常要把這些壞的想像壓下去。作為長子，他總是自我消化壞消息，不想讓父母擔心。
他常想起銘裕，不知他是生是死。在他的印象裏，20 歲的銘裕一直很好動，喜歡踢球、攀山、潛水，懂得照顧自己。有時候，哥哥對銘裕感到很好奇，偶爾會問他：學攀山究竟在學什麼？這時候，弟弟會毫無保留地與他分享。
和其他 11 個青年一樣，張銘裕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被捕。他的罪名包括串謀有意圖傷人罪、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張銘裕的父親 67 歲了，他年輕時為逃離文革，從內地偷渡來港。他一直無法理解小兒子出去參與遊行示威 — 年輕時在文革中受批鬥的經歷，一直讓他擔憂，兒子參與政治行動，或會遭遇不幸。「共產黨我最清楚，講一套做一套。」張父說。
張父曾問張銘裕：你想爭取什麼？張銘裕回答：為了下一代。張父有點生氣：你都未結婚，談什麼下一代？張銘裕失蹤之後，張父每每想起小兒子，就難過得想哭。有時在外聽到一些不支持抗爭的人在咒罵被扣押的 12 個青年時，張父覺得心很痛。
12 港人之一、張銘裕之父親
失蹤之前，張銘裕一直和哥哥睡上下舖，張銘裕睡上鋪，哥哥睡下舖。8 月 23 日弟弟消失的那個早上之前，銘裕哥哥半夜看到弟弟在打遊戲，哥哥要睡覺了，他最後和弟弟說了一句：
「我瞓先啦，早啲瞓啦。」
此後，銘裕哥哥再沒聽見往日弟弟爬上上鋪時、床架發出的「咿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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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們找來內地律師代理被關押的家人。他們很快發現，對內地而言，這從一開始就不是普通的偷渡案。
願意接手的律師，幾乎都是有內地維權案件經驗的人權律師 — 在四位具名被報導過的律師裏，盧思位、任全牛和紀中久均代理過「709」大抓捕的案件，而范標文律師則代理過佳士工人維權案、江蘇人權活動家王默等。為此，盧思位曾受四川當局打壓及處分，任全牛甚至遭刑事拘留、其妻子被不明人士毆打，而范標文一度無法獲律師所聘任，律師證差點被註銷。
這些內地人權律師背負不同程度的壓力，接下 12 港人案件。任全牛是黃偉然的代理律師，黃偉然太太說，任律師的家人一開始勸他不要接手，但任全牛還是加入了。
一場力量懸殊的拉鋸戰開始了。
內地律師任全牛接受視像訪問
從九月開始，這些受港人家屬委託的內地律師，紛紛從全國各地飛往深圳，到鹽田看守所要求會見當事人。看守所有兩道大門，通常律師們從高架橋底下車，就被第一道門攔住了 — 目前似乎只有盧思位突破過。
盧思位曾兩次到訪看守所。9 月 5 日早上，盧帶同家屬委託書，一到看守所第一道門，就看見幾個警察站在那裏，他感覺「氣氛不對」。
警官問他要見誰，又核查了盧的律師證和委託書，然後以委託關係沒有「公證」為由，拒絕安排盧見當事人。盧思位指出內地刑事程序並沒要求「公證」手續，聲稱要投訴警官，抬腳就往裏面走，竟讓他走到第二道門前。
正常而言，律師要會見當事人，是可以到第二道門內的辦事廳遞交文件。不過，盧思位就在第二道門前等了三個小時，最終只能離開。
目前為止，共有 6 位律師要求見面被拒，其中，盧思位曾帶同「公證」文件第二次前往看守所，同樣被拒。不僅如此，看所守開始通知律師們，他們的當事人已另請律師，盧思位和紀中久都收到了這個通知。
盧思位告訴《立場新聞》，所謂另請律師，就是「官派律師」：「第一，他們不會把裏面的信息通報給家屬，一切維持秘密狀態；第二，他們辯護時不敢較真，不可能為當事人做無罪辯護，只會做罪輕辯護。」
盧思位不放棄。9 月 9 日第二次到看守所會面被拒後，他跑到鹽田公安局、檢察院提出投訴，要求「法律監督」，維護他會見當事人、核實委託情況的權利。他很擔心，他的當事人身體不好，需要服藥。
內地律師盧思位接受《立場新聞》視像訪問
與此同時，案件的嚴重性似乎正在升高。一邊廂，盧思位在鹽田公安局收到警官消息，指他的當事人有機會涉嫌「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比起一般判1年以下刑期的偷渡罪，組織他人偷渡的刑期是 2 年至 7 年；另一邊廂，案件開始和國家安全問題扯上關係 — 9月1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Twitter表示，12 港人是企圖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
這些內地律師開始遭受當局施壓。
9 月 11 日，有不具名內地律師表示，其註冊地的國保人員致電，要求他退出本案，否則可能對律師生涯有嚴重影響，要求他不要接受媒體採訪，更表示案件涉及港區國安法，十分敏感；9月 14 日，另一名不具名內地律師遭其註冊地司法局約談，要求他退出案件，稱如果當事人明確表明不會會見，就不要再到深圳，亦不要接受傳媒訪問。他又指，據了解，司法部已要求各級司法局做好「律師管控工作」。該名律師仍向司法局表示，自己不會退出案件。
紐約大學法學院資深教授、中國法律體制專家孔傑榮（Jerome Cohen）在 The Diplomat 撰文指出，被關押港人現在感受到的挫敗感，是很多人面對中國刑事司法系統時的典型經歷。孔傑榮稱，警方不會讓當事人接觸律師，直到審訊和調查令人滿意為止；如果受家屬委託的律師堅持，將面臨永久註銷律師資格、關閉律師事務所、甚至刑事處罰的風險。
迄今為止，共有 4 名家屬委託的內地律師被迫退出案件。如此壓力下，盧思位仍公開撰文，討論案件法理。走在為 12 港人維權之路，這些內地律師步履不停。
黃偉然妻子，黃太。
刑期可能提高、律師見面被拒，消息一個比一個差，黃偉然太太最近經常發惡夢。她夢見黃偉然掉進海裏，慢慢沈到海的深處；轉眼，夢見他在監獄裏，剃了光頭，鬍子拉碴，目光呆滯；轉眼，又夢見他被人毆打。
在家裏，婆媳二人經常哭泣，然後互相安慰對方。在度日如年的絕望裏，黃偉然太太開始意識到，「一個人的力量太渺小。」她開始求助議員，也自己結識其他被關押港人的家屬，大家互相分享彼此的痛苦與困難。
當有律師稱被勸退時，這些家屬們坐不住了。黃偉然太太說，大家決定去找傳媒，開記者會。
黃偉然太太曾擔心，高調發聲，會令內地當局「報復」、「騷擾」被關押的丈夫，甚至影響案件。「但後來我們都已經豁出去了。」黃偉然太太回憶，「如果不去試一把、賭一把，永遠都不知道結果，這件事的熱度過去，可能 12 個人就會被消失。」
她不斷說服自己：「勇敢去面對，因為我老公還在他們手上。」
在準備記者會的過程裏，民主派議員朱凱廸、涂謹申以及曾在立法會民主派初選出線的抗爭派候選人鄒家成，從不同層面支援這些家屬。
「我們是協助者，」鄒家成告訴記者，「家屬提出開記者會的意願，我們就去找不同家屬的特質或重點。」
2020 年 9 月，12 港人家屬在涂謹申、朱凱廸、鄒家成陪同下在立法會召開記者會
9 月 12 日這天，黃偉然太太第一次站到鎂光燈下。她穿上丈夫平日常穿的黑色風衣，丈夫身高一米七，這衣服對她來說有點寬大。她戴上黑色口罩、黑色鴨舌帽，再把風衣的帽子套上頭 — 其他參與記者會的十幾個家屬也幾乎都把自己從頭到腳包裹嚴實，幾乎連眼睛都不露出。家屬在記者會上聲淚俱下，畫面迅速在香港網路傳播開來，乃至登上外國媒體。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隨後在 15 日向媒體表示，若國際插手，對事情未必有好處。不過，協助者並不認同。
「關注越多待遇越好。」黃之鋒在社交媒體寫道。他持續打國際線，連日來向《華盛頓郵報》等外媒投稿，呼籲關注 12 港人案件。他引述內地「709」案裏被捕的李和平、王全璋經歷，指因為輿論關注，他們的遭遇有好轉。王全璋曾接受有線新聞訪問表示：「因為我的妻子和她的朋友們所做這些工作，讓輿論不停地關注，當局非常尷尬、被動，壓力非常大，對被羈押的人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鄒家成亦表示，有借鑑過去中國維權律師案件的情況，認為越高調發聲，越能保護 12 位被關押港人，以及被施壓的內地律師。
由於支援家屬，鄒家成產生情緒問題。訪問當日，23 歲的鄒家成講了沒幾句，忍不住掉眼淚。
「（協助）過程的情緒對我來說，是幾不穩定的，」鄒家成哽咽，「對於家屬來講，可能有不同的希望出現，但你內心知道好難實現到，例如當局會否准許律師去見他們？你要照做，你內心知道冇可能，但你都要保持一個希望俾自己，咁你先可以俾到希望俾家屬。」
這次行動，鄒家成十分感激內地人權律師。他在自己 Facebook 專頁上專門寫了一個貼文，呼籲社會關注、保護他們。本土派出身的他表示，「作為一個抗爭者，其實根本不應該去指責一些被極權打壓的組織或人士。其實呢方面他們的確是同我們同一陣線。」
鄒家成
有協助者期盼兩地民間日後可增強合作。一位不願具名的協助者表示：「講咗好多年都係講，其實大家（兩地人民）打緊同一場仗。⋯⋯唔知會唔會係一次契機，兩邊嘅團體或者民間人士可以多點理解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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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港人是在出了香港水域及中國領海範圍外的「毗連區」被截獲，一些法律問題逐漸浮出水面。
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第 13 條，中國有權在毗連區內就違反有出入境管理等法律的行為行使管制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教授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指12 港人是在中國有執法權的水域被截獲，「他進了內地的水域，已經不在香港，內地把他們關押起來，是因為他們違反了內地的法律。這是關鍵問題。」
不過，12 港人觸犯內地法律的行為，究竟是指從香港非法進入內地領域，還是經過內地領域進入其他地區，由於律師無法會見當事人，也無法閱覽卷宗，現在無從得知。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在電台節目表示，如果 12 港人涉嫌偷渡，內地按當地法律處理，是無可厚非；但若他們是經過內地海域想去台灣，應如何定罪，他不清楚相關管轄權。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就向《立場新聞》表示，他認為如果港人是意圖經過內地海域進入台灣，這應屬於國際法裏的「無害通過」；若說港人意圖偷渡到台灣，但他們都未進入公海，仍有可辯論的空間。
內地律師盧思位就估計，12 港人應該是被指控非法進入內地水域，較為合理。
12港人快艇被截獲位置圖
若港人被控偷渡進入內地領域，這亦出現一個法律上的灰色地帶。
香港與內地一直無正式的移交逃犯安排，但卻有一項行政安排。根據安排，內地會把僅在香港犯罪的香港居民移交回港調查或審訊；如果他們在內地亦有犯案，便須待內地的法律程序完結和他們服刑期滿後才被移交香港。而所謂的在內地犯案，張達明說，通常指觸犯嚴重的罪行，「好少會告偷渡呢樣嘢。」
本身是律師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均表示，過往有大量案例表明，在香港犯有嚴重罪行的香港居民潛逃到內地時，幾乎都會被內地遞解回中港邊境，如此香港警方可在邊境逮捕他們，而內地並不會告他們偷渡罪。
「內地行使邊境管制權力，將這些人遞解出境，他會通知香港的執法部門，何時在哪個關口遞解出境，來到的時候，他（內地警方）就會放咗佢手鐐，來到（香港）呢邊就即刻有人扣起佢。」何俊仁說。
12 港人既然在香港有案在身，內地部門是否也應該按照慣例，將他們遞解出境，返回香港受審呢？為何要告他們偷渡罪？
有不願具名的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與法律圈內人討論，不少人認為這是因為內地希望借錄取口供過程，以有違人權的方式，逼迫 12 港人提供關於參與反修例運動的資料，「要做到這件事，在內地比較容易做到，你想想在那裏，是否（還）可以死口不認？最後你提供了資料，甚至認罪、認錯。」他又表示，香港政府完全不要求內地遞解港人出境，是想「放軟手腳，讓內地用它那套制度（獲取情報）。」
家屬們在記者會呼籲政府協助港人返港後，特首林鄭月娥在 9 月 15 日向傳媒表示，12 港人案屬內地司法管轄區的範圍，內地機關依內地法律處理，非常恰當。
張達明批評：「道理上，這是香港通緝犯，（港府）應該希望內地盡快將這些人士交回香港處理，聲明也是該做的。第二件事，內地扣押他們，（港府）應安排家屬去見他們，這都是基本人權保障，但香港政府現在不會做。」
有關 12 港人的控罪，迷霧仍未撥開。何俊仁說，自己對今次事件、對香港時勢，有點感慨：
「我做這麼多年，一直處理的案件，都是人們來香港尋求庇護。來到香港，就好像得到自由、安全。以前（1974 實施至 1980 年）抵壘政策，經過新界來到市區就不會被遞解出境，好多內地、南亞裔、非裔的人走過來要求政治庇護。」
「我都未曾處理過，是要逃離香港，去尋求庇護的。」
12 港人之一、李子賢的父親母親
文：金木
攝：劉子康、PW
動畫：Helena CY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