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如何影響高教界同事?— 自我審查、資源被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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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2020 年底「工會和你傾」對話環節

【文: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重重氣壓,讓人透不過氣來。相比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紛紛表態的盛況,高教界的眾朋友們在過去一年種種的威嚇與打壓面前,開始變得小心翼翼,因恐懼上層的壓力與職場間的小報告,或多或少採取自保之法,甚至正籌謀去路。

在集體潰敗成個體、再被逐個擊破之前,工會希望能在職場上,仍維繫到彼此之間的一份信任;有信任,才有堅持與行動的可能。有見及此,我們在 2020 年底舉行了一場先導式「工會和你傾」對話環節,邀請教研與文職同事分享對國安法的憂慮,與工作上所受到的影響。

令人暗暗吃驚的是,不論職位與政治參與度高低,全場幾乎所有人都十分害怕國安法,也在職場上遇過或聽過,與政治打壓相關的不愉快事件,因而對原有的工作與社會參與,作出了一定調整。

由此推算,學術自由縮窄與自我審查,已是職場上的普遍現象。眾與會者反映,其實有空間去討論這些憂慮、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已經是一種力量。本文謹為該次討論作一粗疏記錄,還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同事也能以信任的力量,共同面對架在頭上那把「講錯嘢」即可斷送職業生涯的利刃。

以下將循大學領導層政策、資源分配、教學、研究與機構運作五方面,分享討論期間所觸及的話題。

1. 大學領導層政策

國安法訂立之後,中大校方的立場模糊不清,沒派「定心丸」指明大學的學術與言論自由不變。同事認為,這曖昧的立場鼓勵自我審查,又方便管理層借疫情、同事工作表現等藉口作出打壓,令一眾同事營營役役。

大學現時於出入口無限期加設保安崗,亦有保安由退休警員出任。在去年 11 月 19 日的畢業典禮上,校方主動報警,讓國安公署介入調查校內的學生和平遊行;更有保安將警員帶到事發現場以外多處搜證,行徑超越其一般職責。

以上事件,激發了逾 1,500 名職員、校友與學生聯署譴責。不少同事憤斥校方違背教育理念,罔顧保護學生與同事的責任,日後中大成員在校內舉辦集會遊行的自由亦成疑問。

亦有同事認為,校方可能在承受國安法壓力下才報警,但報警的時間點、由誰人報警、校方報警機制、入校登記資料與校內 CCTV 的私隱等問題,完全沒有交代清楚。同事擔心日後儲存在校內的訪問與研究資料安全不保,有感無法自在地在校園內工作。

另外,段崇智校長曾對參與示威的學生表示同情,同事覺得他獲續任的可能性很微,估計日後親中人士獲欽點上位後,校園素來自由的風氣將不保。

另有同事擔心,政府提倡公職人員需宣誓效忠基本法的新政策,日後會否涵蓋大學職員,因為大學營運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受制於教資會(UGC)的監察;到時同事將面對難以想像的政治壓力。

2. 資源分配

同事擔心,政府將從資源分配入手打壓異見,如 UGC 旗下的研究資助局(RGC)可更改計算項目影響力的公式,以看似中立公正的機制,篩走不配合政府發展方向的研究與學科。同時,由親中機構出資的基金大幅增加,所資助研究項目的方向,根本目的就是促進中港產業融合、配合國家發展政策,但同事又不得不申請與跟從。

大學每年訂立的「策略目標」(strategic goals)看似中立,例如近年推廣 “diversity and inclusion”(多元與包容),但同事看見,校方暗中推崇某些發展方向(如雙主修學位,即 double major),變相有些更合乎目標的人文學科,仍是得不到資源發展。多元與包容的口號,甚至可被用以推廣「校園和諧化」,即提倡學生不要對持不同政見者作出抨擊,變相收窄言論自由。

3. 教學

不少教學同事表示,目前上課時說話更小心,擔心學生向校方、甚至國安公署投訴自己政治立場偏頗,結果可能像早前一些中學教師一樣,被勒令除牌、辭退,列入黑名單。

目前在疫情下,中大選用有安全風險的 ZOOM 視像會議軟件授課,課堂全程被錄影,也可被監聽,固然令人憂心;但同事認為,只要有學生有意測試教師的政治忠誠度,面授課堂同樣有一定風險。教員在準備招生講座等公開演說時,亦變得更小心。

有同事指內地生在碩、博士生課程的比重較高,有中共黨員背景者相對多,令他們感到更大壓力之餘,更影響一些對政府具批判意識、且承擔更大風險的內地師生。

有同事在課堂上仍盡量不迴避政治議題,但在呈交課程大綱予學系時,用詞會更為小心;有的面對學生主動提問,選擇援引各地學者的說法,而盡量不提個人立場。有同事被同儕善意暗示,應指導學生避免政治色彩較重的論文題目,反映職場間已存在互相審查的壓力。

亦有同事目睹,有學生面對與社會運動相關的情緒、學業、甚至法律壓力時,因欠缺信任而不敢向校方求助,因而感到十分無力。

4. 研究

中大坐擁數十年的研究材料與中外人脈網絡,當中牽涉對中國政府的批判者,難免成為政權的眼中釘。近日校方在無諮詢之下,公佈重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並將其館藏交予大學圖書館,中心一名主任隨即請辭。此事即引起各方關注,亦有中大職員對傳媒表示,擔心中心失去原有獨立性。

有同事多年來的研究,皆涉及被中共視為敏感的題材,感到十分憂慮,只希望未來仍能專業地繼續現有工作。亦有同事反映,近期有政治性質較重的計劃書不獲資助,以往會相信只因學術水平未夠,現在則不得已懷疑牽涉政治考慮,氣氛令人不欲在香港學術界作長遠發展。

有同事聽聞,有曾公開發表政見者,研究申請的程序被無理拖延,計劃書被迫「改完又改」;亦得知有不少人擔心發表政見,會影響日後升遷的機會,受壓下作出工作層面以外的自我審查,如刪除社交媒體上的部分帖文。非本地的的教員及訪問學人亦擔心招來簽證失效等報復,故減少公開發表政見。

有人直說:「我無法相信我的同事」,同事間難以開口討論政治問題,關係變得疏離。可以想像,如有人面對被刁難、甚至不被續任等情況,將傾向不公開處理,遑論集體聲討。

5. 機構運作

同事認為,為免被扣上「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各中心從海外獲得項目資金的選項將會收窄,而申辦內地及海外交流活動、為參與者申請簽證等既有工作,亦將變得更麻煩。

另外,校方以疫情為由,將各中心借用場地的條件變得嚴格,除了要遵守防疫規定外,有時還需格外呈報用場人士的背景與詳細目的,審批過程中若牽涉政治考量,同事有感難以申訴。

各研究機構還需要通過數年一度的審核,以及每年一度的「空間審計」(space auditing),才能在現有條件下繼續營運。同事認為,重重行政關卡為隱性的政治打壓提供了空間,使各機構更傾向預先進行自我審查。

我們可以做什麼?

有同事分享了一個難得的正面經驗:相對開明的部門主管主動舉辦了一場內部傾訴會,聆聽同事對國安法的憂慮。傾完之後,大家生出了一種「同一陣線」感;一眾同事也表達了希望堅守專業的訴求,要求主管向上層轉達。

同事說,這些開放的對話有療癒恐懼、互相充權的效果(“These open conversations are therapeutic and empowering”),因此鼓勵不同的學系與中心,在互有一定信任基礎之下,多舉辦類似內部的討論會。

當然,我們都明白大家在職場上,不一定能放心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工會希望成為一個平台,加強中大人面對政治打壓的韌力。

國安法通過才半年,已經令一眾職場小薯聞風喪膽,被恐懼無形限制了我們尚有的連結自由。對家欲在職場上安插對自己忠誠的傀儡;我們也要在職場上找到彼此,以信任與連結作出反制。可以預期,更多中大師生被以言入罪的事件早晚會發生;因此,我們更要做好心理與行動上的準備。

但願我們能為免於恐懼的自由,共同編織起一道保護網!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於 2004 年 4 月 30 日正式成立,本會之勞工處職工會登記局登記編號為 TU1065。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是服務受僱於香港中文大學的職工(包括長工和合約工)的工會組織。我們成立的宗旨是要保障香港中文大學職工的合理、合法權益,讓同事可在符合公平、公正、公義的工作條件下,為香港中文大學師生服務,讓工會更有力量維護職工的權益。我們的工會工作包括:捍衛同事的合理權益、爭取定期和校方會面的機制、聯絡其他獨立工會參與社會事務。本會為香港職工會聯盟屬會,並得到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全力支持,本會會員可參加兩會舉辦的各項專業及興趣課程,並享用兩會提供的購物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