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實施滿一年，公民社會風聲鶴唳，政治人物陸續被捕入獄或離港，政黨、組織陸續解散，在一片蕭條中，賢學思政在去年 5 月、人大已通過要頒布國安法之際成立，短短一年間，召集人王逸戰已被捕 4 次，近兩次更是在 6 月初一星期內發生，賢學思政一舉成為行得「最前」的政治組織之一。
「我想重申，我覺得自己行得一啲都唔前。」王逸戰坦承自己「好驚坐監」，「呢一刻都好驚」所以他不是「勇」，而是「懦弱」，他們持續擺街站只是很「左膠」的事，他自己都很抗拒，「成件事好 talkshit，開街站講 10 分鐘，有多少人真的聽你說完，會『ok喎，我跟你說的做』？」今年年中，他們甚至思考過解散組織，作為三個具名參與組織的成員之一的發言人黃沅琳，形容自己經常思考「退」，「每一次我感覺得自己走不到，我會更加想退。」
他們預期 7.1 很大機會再被捕，如果要退「差不多喇」，但結果他們仍然留下來；在別人眼中，他們可能是一往無前、千萬人吾往矣的熱血青年，但事實上他們是經歷了一整年爭扎、不安、迷茫，之後作出的選擇。
「我要去贖罪。」王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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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當日，王逸戰剛趕進門，便心急地問記者，「請問訪問真的要兩小時嗎？我還有好多事要做…」
「好多事要做」，是王逸戰的口頭禪，他表示自己當日早上 7 時才入睡，因為之前一晚，想到「有好多事要做」，久久不能入眠，王逸戰數算著自己要做的事：準備街站物資、準備手足市集、構思新活動…然後，他又忍不住說了一次「好多事要做，我完全不夠時間！」
確實，留給王逸戰的時間可能不多，他自己都預期 7.1 可能是另一個「大限」，特別是近日警方「發明」了「預防式拘捕」：在未有事發生前預先拘捕一些可能「搞事」的人。
但其實單從外表，頗難想像王逸戰是這種「危險人物」，梳韓風髮型、戴一邊銀圈耳環，19 歲的王逸戰似乎像個「00 後潮童」，讀中學時是個生活充實的陽光男孩，身兼學生會、社幹事、班會主席，同時也是劍擊、籃球、田徑校隊，王逸戰指以前自己「好撚多夢想」，其中一個是開一間平價、選擇多的男裝 Boutique，「因為男裝除咗 GU、Uniqlo、H&M，其他全部勁貴，真係好撚貴囉相比女仔(服裝)。」
王逸戰是小學才從四川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他指自己曾經對香港的感覺是「無咩特別」，最多是感受到包容，「我啱啱嚟讀書，完全感覺唔到俾人bully，嗰時廣東話都唔識講，都包容到我」，加上很多細細碎碎的事，例如「開門會講唔該，如果大陸，唔會咁禮貌啦」，構成了他原本的香港印象。
直到 2019 年 6 月。
他自言反修例運動前，完全不關心政治，不知道甚麼是區議員、立法會議員的「港豬」，「我係嗰啲殺到埋身先知，6 月 6 號、6 月 7 號先知道件事」，到 6 月 9 日，他成為了上街百萬港人之一，兩日後就發起校內罷課，這個「左膠」抗爭方式，是當時身為中五學生的他可以主動做的事，「真係冇人搞， 咁咪我去搞囉。」
「我不嬲係一個好鍾意去搞活動嘅人，我真係好鍾意去籌備一啲嘢」，初心可能很簡單甚至帶點衝動，畢竟當時他不過 17 歲，但此後王逸戰和很多香港人一樣，被時代推著走，兩年過去，他成為了碩果僅存活躍的政治組織召集人，連自己買鞋也無時間，要靠女朋友和朋友送贈，也很少再出席聚會、行山、打波。
「現在我已經沒有了自我」，王逸戰半開玩笑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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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19 歲的賢學思政發言人黃沅琳，風格和召集人王逸戰截然不同。身穿 T-Shirt 短褲打扮較隨性樸素，而且和說話像連珠炮發的王逸戰不同，黃沅琳說話亦偏慢，但和王逸戰類同的是，黃沅琳當初同樣沒有預想，會被推到「最前線」。
她憶述去年考完 DSE，「我諗住做議助(議員助理)」，但碰巧留意到賢學思政招募成員的帖文，便「膽粗粗」填表報名，「我同王逸戰?我本身真係唔識佢。」
而面試時她更表明，自己「不會在香港很久」，因為她原本的理想是「去外國放羊、當兒童義工」，而她初時只是在賢學思政做「英文翻譯」，「無諗過發展方向係要孭責任嘅人」。
「嗰時個心態好似上學生會，仲要唔係大學學生會，係中學學生會心態，都無話有咩大準備。」
但結果黃沅琳去外國「放羊」的夢尚未成真，就在賢學中變成了發言人，皆因去年 12 月底賢學思政被警方國安處警告，他們開記者會，黃沅琳順理成章要擔任英文發言人，之後一嚐被捕、還押 30 多小時的滋味，又因以理大學生會外務秘書身份派發「理大圍城」明信片，而遭校方紀律聆訊，開始成為新聞焦點，「時勢下就係咁」。
「我住 hall，我對上一次新年返屋企，下一次就係被CID押住返屋企，勁尷尬。」
訪問當日，她還未及整理散亂的頭髮、表情睡眼惺忪，原來近日為了搬離父母家，她暑假通宵在獸醫診所擔任全職助護，一更工作 12.5 小時，早上甫起床便趕來受訪。
所以與其說王逸戰和黃沅琳被時代「選中」，倒不如說，他們被時代「推出來」。
「唔係我哋突個頭出嚟…我不覺得自己特別勇敢、特別堅強…只不過可能身邊的人可能退後了。」王逸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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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王逸戰和黃沅琳，聯同當時的發言人朱慧盈曾一同受訪，當時他們指自己的存在就是為了「試紅線」，決不言退；半年過去，朱慧盈已退出，輾轉加入了新組織「本土青年意志」，留下的兩人如今回首，卻對自己是否仍然如此堅定感疑惑。
他們累了。
上兩個月，王逸戰重考 DSE，他形容自己這段時間很「放縱」，期間組織就如局部停止運作「咩都無做過」，成員、義工都不主動做組織事務，直到 6 月他才「歸隊」，「我喊住跟一個成員講，我不想再辦組織，真的很累，無人讓我依靠，我很大壓力。」
而誤打誤撞成為「賢學思政」最前線成員、擔任發言人的黃沅琳，至今都未習慣這身重擔，同時擔任賢學思政發言人、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加上通宵全職工作，「我想專心工作又不行，做普通學生又不行，做抗爭者好像又不太成功。」
「重擔放在自己身上，但自己好像辜負了這份責任。」
她形容，自己好像被「推」著成長，但整個過程卻充滿無力感，「我不能再走了，為甚麼你還要推我？」而每次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多，做得不夠好，她就想退下來。
「好古怪喎個邏輯」，這時王逸戰在旁邊插嘴，問為甚麼做得不夠多就想退下來？「做得不夠多，就應該想想如何做更多，而不是想退。」
「好灰喎，我所有東西都 balance 不到」，抗爭、生活，這個「平衡」可能對很多香港人而言都是難題，「為甚麼我不退到做個普通的抗爭者？你明不明白呀？好大壓力喎。」
但時代再一次將他們推著走。
「我們都有話睇埋這個月，如果大家退，其實我下個月想解散。」王逸戰說，「上個月我是這樣說的。」
結果他們的結論，是再努力一下，因為自 2019 年起，6 月以及之後的夏天，對於香港人有殊不普通的意義，「6.4、6.12、6.16、7.21、8.31，應該全部搞大佢。」
「搞大佢」的意思，還是擺街站，王逸戰口中「濕鳩」、「左膠」的做法，不同的是，政權現在連這些「濕鳩」抗爭都要消滅，「對上一次(被捕)我是很傷感，我覺得自己好懦弱。」王逸戰提到的對上一次，就是在今年 6.12 前夕，他和黃沅琳被指「煽惑參與非法集結」被捕，即是未有事發生前的「預防性拘捕」(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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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刻我是覺得自己出唔到嚟。」
被捕被扣的 30 小時，王逸戰經歷了不少「天人交戰」，「我在想：嗯…還押第一天，安排誰探我呢？我要入結他、入什麼書？要不要開個平台給大家寫信？很多身後事未做好，突然去坐，我很驚。我真的很懦弱，我真的不想再入來。」
他形容自己當時「就快發癲」，在「臭格」低聲唱歌給自己聽，「我唱了兩首，《十八》、《榮光》，很細聲。」
「從不知天高與地厚，漸學會很多困憂」《十八》
「我願榮光歸香港」《榮光》
兩首歌，訊息和意義幾近相反，或者都代表著王逸戰當時的心境，是榮光、抑或困憂?
「係呀，我都自己同自己講嘢。」同樣被捕的黃沅琳亦有類似的體驗。
黃沅琳指自己在這次被捕前一晚，曾經想過退出組織，但「剛巧」再被捕，又好像與賢學思政重新「connect」；羈留期間沒有時鐘，黃沅琳就數著交更的警員，以八小時、八小時交更來推算時間，「現在坐監的手足，可能用一星期、一個月、一年做交替，數住數住，時間很長，我不知我能不能承受到。」
她表示自己很想回到 2019 年，「19 年，你做一個參加者的心理壓力，都不及現在做一個這樣的街站咁大。」她表示當時即使「打得好激烈」，但只要「如風、像水」般流走，她都會覺得安全，「你在人群之中，被掩埋，只是幾百萬當中的其中一個，你不需要做那個突個頭出來。」
但時勢根本沒有為他們留下選擇的餘地，已經「突」出來的頭，似乎已經難以「縮」回去，「身邊很多人說『反正都洗濕咗個頭，你唔係唔做落去呀嘛』，咁咪做落去。」黃沅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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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害怕又拒絕退縮，這種矛盾的拉扯，在不合理中可能非常合理，特別是當面對國安法，一個人隨時可以被無限期扣押不准保釋，所有自由可以轉眼消失，毫無矛盾的一往無前，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合理。
正如王逸戰，一邊批評自己過去一年毫無進步，停留在「舒適圈」，只是做最「左膠」、「talkshit」的擺街站，「我只是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無超越自己界限。」但又未有停歇；明明他斥責自己「愈來愈退步」，上一次被扣押時想的是「我一日都不想坐（監），好濕鳩」，但同時繼續做著他自己都不喜歡的街站，而且是明知這種行動，「正在加快自己被捕的速度。」
7.1 將至，有案在身的兩人表明會繼續擺街站，在現時的大氣候下，他們的行為粗俗點就是「搏拉」，為甚麼?
「我已經好努力突個頭出來，我覺得坐監是我贖罪。」
王逸戰承認這種想法「扭曲」，但更扭曲的是整個政治環境和社會。和王逸戰較相熟的前區議員伍健偉，因為初選 47 人案一直還押，他身邊 10 多名朋友已經流亡，「點解過去跟我一同努力的人，這一刻都身陷囹圄、或流亡海亡？點解我還有自由之身，我不值得，我不配有。」
一方面害怕牢獄，另一方面「渴望」入獄，他可以做的，是繼續「突個頭出嚟」，除了讓人看到還有人願意站出來，說到底原因還是同一個。
「我而家仲喺度，我要去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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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說自己「好多事要做」的王逸戰，近日其中一樣要做的事，和早前獲准保釋的鄒家誠一樣，就是紋身，分別將「赤子」和「不二」，紋在自己雙手，意思是「赤子之心」和「身土不二」，還帶點中二的味道，紋了在雙手的上臂，一個穿上上衣可以遮蔽的地方，因為對他而言，這兩個紋身並非對外，而是對自己的提醒。
黃沅琳曾經的希望，是到外地放羊照顧難民兒童，到後來發現連「最近、最親近」的地方都守護不到，「我憑咩過去幫佢哋」；王逸戰則比較簡單，他表示自己現時的狀態，就是想做一個廢青，「我連床都唔想落，淨係想瞓喺床，三餐 foodpanda，玩電話、睇片、睇書。」
但眼前的 7.1，他們還是會繼續擺街站，預備被捕、甚至入獄。
香港已經進入吃子文化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