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台灣 228 事件的周年活動，台灣總統回顧：228 發生之後，台灣「人人自危」。台灣的事情是否已屬於過去式，島內人民分歧很大，但香港的「人人自危」屬於現在式，大概沒有爭議。張文龍，葵青區議會副主席，上屆當選， 30 出頭。反對派 47 人日日行刑式審判，香港人也成了凝視行刑者，像中世紀公開行刑的圍觀群眾，心理震懾自然「由內到外，再由外到內」，但一眾區議員，包括他，有官職，更是北京重點整治目標，憂患意識，自然又比一般人更加厚重。
「宣誓了也可能會做殉道者」
要區議員宣誓效忠國家，已經打了開口牌。如果要區議員宣誓，你會宣誓嗎？
張文龍說：「宣誓嗎？我應該會照宣。」不怕被人批評認衰仔？他說：「我想外面不會這樣看，但我覺得宣誓問題，更多是處理個人的內心鬥爭。而且，宣誓也不是一了百了。可能你今日宣誓完，第二日馬上被搞，說你違誓。宣誓了也可能會做殉道者，但我們死頂都要頂落去。」
在區議會同事之間，如何看現在的政治局勢？
張文龍詼諧地笑說：「因為 47 人受審，大家末日感都很重，很多人認為我們餘下的任期可能只有幾個月。有同事甚至在考慮移民。」
你評估自己還剩多少任期？
他正色說：「我自己評估，我們還有少少希望做到 4 年，因為整區議會是大手術。把我們完全清除之後，區議會是選舉還是委任，還是多搞一個選委會？行政功夫都可能花一兩年，政府還有一些自己友（建制派）在區議會。議會都還有自己友的情況之下要怎樣切呢？當然他們可能很想把我們切除，但純粹計行政工作好像不夠時間，除非中央這個都夾硬來啦。」
作為一個務實的「巴膠」
張文龍在反送中之後才當上區議員，但他一直是葵青居民，很早就關注地區事務，要講務實，他也很務實。他自認是一個「巴膠」（巴士愛好者），一直關注區內巴士路線，小時候就開始「爭取巴士線」。
如何開始？他說：「例如我們葵青區要出鰂魚涌那一帶，如果坐巴士，以前沒有直接路線。如果你問官方，他們當然是 hea 我們，頂多『教』我們先坐車去美孚，然後轉車去港島，轉車先不說，那條巴士線還是站站停，最慢的那種，前前後後可能花兩個小時。以前試過膽粗粗寫信給運輸處長要求處理，也跟附近做地區工作的人一起推。」
張文龍自言，做區議員之後，都有「成功爭取」，例如爭取葵青出另一區的線路，做好巴膠職責。不過其他區也一直有人說，政府刻意不與反對派控制的區議會合作，要改進地區事務，會不會杯水車薪？
他解釋：「葵青區議會情況稍為好一點。當然政治的大事情肯定沒得談，但日常的事情，例如巴士線、衛生情況，都還有合作，民政處都會幫手跟幫手問。事情當然不會十全十美，就算不是政治，例如叫政府出錢買防疫包，政府也不肯批。 （為甚麼？）政府用很多理由質疑，例如防疫包裡面有口罩，口罩有好多存貨喎，就不做。或者說防疫問題，要留資源給食環處，但其實食環處在疫情之後，資源增加了很多，不過他們的問題是，資源不是沒有，但資源是『不到位』。」
張文龍（立場新聞圖片，Lau Tsz Hong 攝）
在局中看政府的「災難級」防疫
作為葵青區的副主席，跟政府經常有接觸，又緊密留意地區情況，張文龍如何評價政府的防疫政策？
「（防疫）簡直是災難級。」他直接說，「說到底，就是要防截病毒源頭。現在不只沒防截，還有『回港易』方便人口流動，當中有多少病毒過境，大概只是沒即時驗出來。政府也迫市民配合好多非常困擾生活的事情，但又不方便真正高危的人士。例如醫療業、餐飲業。政府對影響業界的政策，通知期也很短，也不願意通知區議會發散消息，效率很低。」
政府和區議會的對口單位，是民政事務處；處理疫情的部門，則是食物環境衛生局。張文龍觀察到，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基本上談不上有密切溝通。「我想很多部門和一般市民一樣，都是在疫情記者會，才知道他們要推出某些政策。」
不只市民在封區、強檢、禁市、疫苗情報之間疲於奔命，患得患失，連管治團隊、公共衛生政策、跨部門合作到地區管治，都是一片由上而下的狼藉和失能。
關於失能，他又舉例：「市面民生當然不好，一日有十幾二十個市民問我如何申請失業救濟。其實政府根本沒有失業救濟，說到底只有綜援，但荒謬的地方就在這裡，有工作的話，反而可以申請一些資助，例如低收入家庭資助，但如果你被老闆炒了，失去工作，反而甚麼補助都沒有。之前都是如此的，但今時今日有疫情打擊經濟都如此，就好大問題。」
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雖然局面不好。如果要談真實感受，張文龍說：「確實要講『灰心』兩個字。好多人花了四五六年時間，選到個議員位置，想推點實際改革，不只政治，很多地區事務，都要執返好，但外面有一種力量想摧毀所有事情。公務員都知道自己在做錯的事，但上面命令下來，都要照做。（為何說公務員都知道問題？）有時一些公務員都會跟我們『通水』說某件事上頭其實反對，但他們轉了另一個方法處理好。公務員都受到很多壓力。例如要整一條巴士線，上面偏幫一邊，可能就開不到。以前最多是拖，但現在是推倒整個議程都有。」
開巴士線不惠民嗎？不務實嗎？沒有涉及政治，為何「上頭」反對？
張文龍笑說：「可能就因為是我們『反對派』提出吧。我們爭取到，不是令建制派很難看嗎？巴士路線，其實推了很多年，以前反而很難，要顧及兩派之爭，公務員自己都要花很多時間拜不同山頭。現在比較容易，因為區議會大部份是非建制派，非建制派之間的分歧也在這兩年間收窄了，可能大家見到政治環境惡劣，都比較『易話為』。以前官員要跟區議會溝通，裡面有不同板塊，工程很大。現在一次過約，在區議會傾完就好，如果他們有心為市民做事，現在比以前其實更容易一齊『成功爭取』。」
遍歷泛民本土的競爭與合作
張文龍進入區議會是 2019 年，當年他聯合區內多名素人成立「葵青傳承」，但其實他關心公共事務的起源，早至 2000 年代。民主啟蒙，是家人開始。第一次去遊行，是 2002 年，因為政府要公務員減薪，家人做公共機構，也有關，就走出去。家人對他說：「你要試下遊行呀，要爭取就係要咁。」2004 年的 71 遊行，他在「 45 條關注組」做義工。他說：「凡有大遊行，就會出去。」
終於到了自己的年代有大事發生。2014 年底，佔領運動走到盡頭，張文龍有朋友想組黨，去參選區議會「翻盤」，他沒到檯面參選，但也幫忙。他說：「一直都不太喜歡傳統政黨的 present 方法，例如 2012 年之前的民主黨，成員好像都要 Gel 到個頭反光，一直在想香港從政者是否可以 fresh 點、年輕點、貼地點？所以想革新現狀。實際上也入過青年新政，後來因為私人原因離開，我也做過一些泛民的選舉義工，那時就用這些經驗幫一下忙。」
當時泛民和新興勢力的衝突，是否都看在眼裡？
他點頭：「都叫有不少政圈朋友，經常討論時局。有些泛民的朋友當時會問，青政是甚麼人來？是不是鬼？我都跟他們說，不是啊，但我們後生仔沒有從政經驗當然是真。作為一個沒有後台的後生仔，對於新舊勢力的分歧都會有感受。你會看到傳統政黨，爛船都有三分釘，會有一套很嚴密的制度，令成員很快就知道『如何從政』，小至如何開街站拉 Banner，如何跟不同政見人士相處等等。後生出來從政當然是零經驗，只能打天才波，但有時我想，為何只怪責年輕人一張白紙，但為何不想想這些從政或服務地區的知識如此不普及呢？」
這兩班人的對抗，最後是如何緩和的？
他說：「應該是因為 2019 年區選吧。」張文龍自言， 2017 年已經落區，大家都在部署 19 年的選舉，沒人想到 2019 年會發生甚麼。「（民主派）四處找都不夠人參選，就要找一些『散兵游勇』。算是某程度上令大家衝突和解的契機，之後就撞到反送中。」
素人選白區（沒人跟建制派競爭的選區），泛民就不太會「打攪」你，是否如此？
他笑說：「如果某個區，某個黨自己好多年前選過，最後選輸了，都會當是自己的區，所以不一定就相安無事。」
他自言最初是跟朱凱迪那邊的人馬競爭：「我們在新興力量中，都是弱勢，朱凱迪他們那邊『牙力大點』，泛民反而比較同情我。這個又與某些傳統泛民跟朱凱迪的牙齒印有關。不過我個人一直想葵青有不同光譜，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表現的舞台。所以我大愛退讓，自己辛苦一點找旁邊的區去選。一些同情我的泛民中人，也會跟我協調資源。」
張文龍說，反送中對選舉部署，自然有影響，但有失也有得。「做被捕支援，花了很多時間，很多區內事情因為大家都忙，協調做不到十全十美。唯一好彩的是，亂世之下世界難挨，成為共識。我自己就覺得所有光譜都要齊齊整整，盡量將光譜分歧推走。當時剩下給素人的選區，其實傳統上都是被視為勝選難度大，有人會覺得外面推一些『豬頭骨』給我們，都有各種爭議。葵青這邊好一點，可以跟其他黨派商量。葵青傳承有 5 個人出選，4 個選到，以素人的團體來說都算不錯的了。因為我們都有幾個人，泛民也不能無視我們，我們也不太抗拒使用泛民的資源。有其他朋友很抗拒泛民的資源。『用民主黨影印機？我自己俾錢去影印﹗』也有這種情況。」
「家人每晚見我回家才能安心睡覺」
現在情況如此發展，幾經辛苦入了區議會，發現那個地點已經被空對地導彈鎖定，會怕嗎？
「小時候看好多蘇聯歷史書。知道在『他們』統治的地方，要多難看就多難看。現在看香港情況，感覺就好像看旅遊書看了 20年，到現在終於見到某個名勝的實境。原來見到的時候，是會擔心到無法入睡，會擔心早上 6 點會不會有人來拍門？（家人怎麼看？）家人也擔心，每晚見我回家才能安心睡覺。」
他自言區內也有很多「中立人士」，來找他，純粹是尋求服務。也有一些民主派支持者會來關心他，例如說：「漏水咁小事，我自己搞得惦，唔想加重你工作壓力，你專心做好自己。」有一些人又會問他走不走，他答：「我呢類風險未算最大，但會盡量幫你頂到最後。」
不過 47 人審判，當然又加重了憂慮。
「47 人的案件，區議員的 DQ 壓力大了，我之前是做廣告的，廣告就最容易受經濟波動影響。各行各業沒錢，自然也沒錢搞廣告。確實有點頭痕。」
問到香港人應該點頂？張文龍說：「我們從政這一班人，總要做一個好的規劃，講得難聽一點，現在我們好像在囚室裡面，有人燃燒自己當火柴。沒人燒，我們就凍死；但如果沒節制地一次過燒完，我們又是會馬上全滅。怎樣燒得來可以頂到牢房開門一刻？做一些比較敏感的事，一定 DQ 的，是否所有人全部一起做，可能大家要鋪排好。」
每次政治局勢不妙，總有人說，現在不能動，要跟對方鬥長命。以前大家還有選舉制度來玩，可以緩解現實帶來的不適，但最近香港經歷了選舉被「優化」、泛民留任之後又撤走的事情，好像已經沒有多少精神的逃遁處。說要回歸體制，也不知道體制在何方？要保守，也不知道如何保守？
不是單純鬥長命 而是攻守有道
張文龍對「鬥長命論」如此分析：「鬥長命這件事……我只是覺得，攻守應該有道。鬥長命也不是當自己有無限的壽命。你跟共產黨鬥長命，但可能共產黨長命過你，第一代反抗蘇聯的人，都見不到之後的事情。我們要為鬥長命設定一個目標，例如你認為 20 年之後會有改變，那這 20 年你要發展甚麼，那就是問題。好像布拉格之春，那個年代的人可能都預計 20 年之後有轉機，但這 20 年自己如何過呢？總不能坐著乾等。我們也不能說要鬥長命，在資源運用上就一毛不拔。用回之前的比喻，沒人燒火柴，我們就會凍死，還是會進入全面黑暗。當然正因為現在情況黑暗，資源越來越少，所以也不能亂用。規劃和預算都很重要。資源運用得當，不等於無止境去壓制人民的表達和抗爭，不是單純為了鬥長命而令自己熄火，理想中當然是有一個微妙的平衡，希望我們最終能夠找到。」
「因為 47 人的事情，感到肩上的負擔又更加重。畢竟大家不是走得七七八八，就是坐監坐到七七八八。地區工作、民主自治，都要有人保存下去。如何去接觸街坊，如何摸到地面的人的心理，這些真是專業來的，在未來，要用某些方法保存好經驗。例如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就是一些很能鍛鍊民主和自治能力的地方。這些組織也是政權較難動到，又和區議員很相關，我們無法在政權裡面拿到高權力，但很多地區組織的方法如果能夠續存，到大氣候稍有改變，事情就可以很快升溫。」
「香港有一件事很有趣，我們居住密度很高，不同階層都混在一起。你做得好一條村，跟管好一個城市不是差很遠。互委會、法團，一個屋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關事，它本身的理念是自己地方自己管，自由度很大的，參與者可以感受到在自由的政治環境下，會遇到甚麼管治問題。如果一個區議員面對萬幾人，在外國其實等於一個小鎮長了。居民之中，有些人中產，有些人基層，你會感受到如何管理複雜的人群和社會，令你歸納到一個方法去處理社會矛盾。如果情況有變，迅速拿回位置，管治就不會一下子崩潰，至少很多一直不負責任的人，不會再能把持那些位置。」
「如果你議政水平差、做事做得不好，結果都是令人對民主沒信心。你總要做出來，令他們有信心，香港人是可以營運到這個城市。」
天也不會塌下來的
生不逢時，好像已是一個老套得掉牙的講法。厄運來到，總要起身繼續做人。不過不知道會不會自己獨活，而香港死去？你會擔心香港已死、會死或不能復生嗎？
「都擔心的。例如單程證輸入的人口……都擔心『溝淡』的。任何一個少數族裔多過 20%，對一個地方的政治影響力都很持久的。你都記得 19 年初，大家是在說年輕人如何鍾情去深圳食海底撈，是不是？反送中爆發後，情況好像有反撲，但之後也有很多黃絲移民走人，所以情況又可能倒回去。只是想跟移民的朋友說，為了香港這個地方，要想辦法用牆外的自由空間，幫助牆內的人。」
感化移民，行得通嗎？像李柱銘曾經說，泛民為何不努力爭取新移民選票，令他們知道民主自由法治的可愛呢？
他笑說：「（感化）是有機會的，我家人也是上海人，我也感化他們，像他們廣東話沒講正，我就逐隻字糾正他們。可以見到日積月累的功夫是有用的，但……有些事情亦不要期望太高，因為就算支持民主，但如果觸碰到『中國人民族感情』，還是難一點。中國的民族主義教育很根深蒂固，我們接受另一種教育，思考方法和歷史觀因而不同。我們總是對很多事情處之泰然，羅馬帝國之後分裂成很多個民族，然後呢？然後天也不會塌下來的。」
張文龍：我們總是對很多事情處之泰然，羅馬帝國之後分裂成很多個民族，然後呢？然後天也不會塌下來的。（立場新聞圖片，Lau Tsz Hong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