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為「暴政之課」專題第三篇，建議先閱讀專題前言、捷克、韓國的故事）
「民主和不民主的差別，不只在於人民有沒有權利選擇他們期待的政治領袖，不只在於政府的政策是不是符合人民的需求。民主和不民主更重要的差別在於，人民是不是能免於生活在恐懼、思想禁錮、軍警特務屠殺，以及戰爭的威脅之中。」
—《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與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台灣越來越常被提及。
今年年初的台灣大選，許多香港人在台灣身上投射了對民主自由的想像；有些人選擇離開香港、移民台灣；有些為了逃避政治清算而來到台灣的示威者，則努力新的社會裡扎根。因參與雨傘運動被判刑 16 個月的陳健民教授，在獄中時閱讀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在書末寫下了「驚心動魄」四個字。他日後回憶寫道：「今天香港人嚮往台灣的民主自由⋯⋯要知道台灣民主得來不易，那是多少人用勇氣、智慧和生命換取回來的，而香港只站在那漫漫長路的起點。」
十月初、剛下完雨的台北，《立場新聞》來到吳乃德教授位於南港山邊的辦公室，希望能了解在威權統治底下的台灣人民和運動者，當年是如何存活與傳達思想，當年台灣的經驗，又可以給今天的香港帶來什麼啟示。
吳乃德長年研究台灣民主化進程、轉型正義，博士論文寫國民黨外來政權如何在陌生的台灣土地上生存，至今仍是國際社會科學界研究台灣時最廣泛引用的著作。四年前，從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後，他仍繼續參與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工作，推動台灣轉型正義，同時也繼續寫作，記錄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記憶。
著作《自由的挫敗：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故事》出版七年後，吳乃德在今年推出《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兩本書一前一後，描述台灣戰後的兩波民主運動。《自由的挫敗》記錄台灣 1950 年以外省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為中心、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對威權獨裁提出挑戰，後與本土菁英嘗試組黨，卻遭整肅的過程。《臺灣最好的時刻》則寫 1970 年代在嚴峻的國際情勢和威權統治下的台灣，民主運動經歷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的打擊，終於在 80 年代逼迫獨裁政權讓步 — 1986年，反對黨民進黨成立；1987 年，台灣解除長達 38 年又 56 天的戒嚴統治。
敲開吳乃德辦公室大門的時候，他正戴著眼鏡在電腦鍵盤上敲敲打打，寫新書的書稿，內容也是關於台灣民主運動。他說，過去一年多他一直關注著香港情況。「香港人很厲害，我覺得比台灣人厲害。台灣不是每天都在行動、在抗議，平常的遊行一天也就結束了。」
同樣爭取民主自由，但相隔數十年，兩地所面對的全球政治格局、社會環境有著極大的差異。當年台灣解嚴前，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香港現在卻面對著越來越強大的中國與更嚴厲的打壓手段。「國民黨的生存空間只有在台灣，但是共產黨不是只有統治香港而已，因為香港的暴動、革命就把共產黨推翻不太可能，」他說。「香港對北京來說當然也是一個大問題，但是那個危機感不像國民黨面對的那麼大，危機感不大，他妥協的可能就會比較低。」
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吳乃德說，香港人得有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香港會比台灣還要長期、還要艱難。」
台灣的民主之路，走了好幾十年。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戰敗，結束對台灣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當時，台灣民眾期待著「回歸祖國」，但是接掌台灣的國民政府，不但歧視本地台灣人，且官員貪污腐敗，濫印鈔票造成台灣通貨膨脹、民不聊生。
「很多故事。像我們家的大樓管理員說他年輕的時候，在日本政府時代是一個飛機場的工人，是國營企業。後來國民黨來接收啦，他的上級，一個外省的國民黨官員，說要將他升職，他就很高興，」吳乃德說。「但是過了很久都沒有消息，旁邊一個外省同事才跟他講說，你要送紅包才可以。你不需要在高層才會看到這些事情，在平常工作場合都會經歷到這種差別。」
2007 年 2 月 28 日，228 事件 60 周年，3 名台灣原住民高舉當年死難者的相片（圖片來源：SAM YEH/AFP via Getty Images）
衝突很快爆發。1947 年初，煙酒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查緝私煙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令台灣各地爆發長達數月的軍民衝突。後蔣介石派兵來台鎮壓，無數人被捕、受傷、死亡，更有不少無辜百姓未經審判便遭到監禁，甚至處死。
這個反政府的全島衝突，後來稱為「二二八事件」。吳乃德指，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的悲劇，一整代的法官、律師、醫生等台灣菁英幾乎就此消失，成為台灣人心中難以癒合的傷口。
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政府進行的政治肅清工作力度又再加強。
1949 年，中國共產黨贏得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為了鞏固政權，國民黨政府頒布戒嚴令，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和出版自由，同時透過綿密的情報和治安系統監視人民。國安局、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局等情治機關以鼓勵民間線民舉報、監聽電話與檢查郵件、建立黑名單等方式監控台灣社會，並透過審判剷除其認為對國家有害的人民。
戒嚴期間，政治案件由軍法法庭審判，除死刑、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等主刑外，也會沒收政治犯財產，或對他們進行俗稱思想改造的感化教育。異議人士因顛覆政府、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包庇或藏匿叛徒等罪名遭逮捕、關押、處決。根據目前已知數據，白色恐怖時期台灣遭判刑或感訓的政治受難者至少有一萬多人，受政治迫害者的數量則更多。大量的冤獄、冤死、失蹤個案，讓當時的台灣彌漫著恐怖氛圍，人們對政治議題噤若寒蟬。
吳乃德回憶，當時的台灣是沉默且恐懼的時代。不少人家中長輩常常叮嚀小孩「有耳無嘴」、「不要碰政治」，為了自我保護，人們相互懷疑、猜忌、信任崩毀。「每個人都有一個陰影，你知道不能隨便亂講話，」吳乃德說。「更重要的是讓你覺得，你是被統治的人。你不是國家的主人，沒有人尊重你的想法，你也不敢講。你不能決定國家的事情，不能選總統。一方面你有恐懼感，另一方面你是被羞辱的， 你不是一個有自主性的、獨立的公民。」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於 1949 至1992 年設立，為戒嚴時期軍事、政治、治安案件審訊、羈押的場所，許多政治受難者在此遭判刑（死刑或刑期）。現改為「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暨「國家人權博物館」。
前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的警衛室，現改為「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暨「國家人權博物館」，供公眾參觀。
在那段漫長的三十幾年裡，順從與噤聲是生活的常態。面對獨裁政權和政治壓迫，當年少數的反抗者如何抗爭？
吳乃德說，解嚴之前，台灣媒體均受官方掌控，知識份子發表政治主張，多是透過發行地下雜誌、刊物。1950 年代雷震籌組《自由中國》雜誌，後進行組黨運動，是台灣戰後的第一波民主運動。後來出現的《大學雜誌》、《台灣政論》、《夏潮》，有的在現有憲政框架下爭取言論自由，有的則提出革新的意見，觸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敏感核心。
吳乃德曾任黨外雜誌《新潮流》編輯，他說，當時編雜誌有兩個主要方向：時事與政治評論。「時事當然不是所有的時事，都是可以打擊國民黨的時事，政治評論則是評論國民黨，和運動內部策略討論，」他說。「辦雜誌可以慢慢形成一個運動的思想中心，資訊、思想、討論的中心。」
但在國民政府的管控之下，不僅發行的刊物會遭到沒收、查禁、銷毀，參與編務的人也難逃牢獄之災。吳乃德在《臺灣最好的時刻》中寫道，《台灣政論》被停刊後，總編輯張俊宏和副總編輯黃華用親友以房子向銀行抵押借來的三十萬元，在西門町開「相見小吃店」、賣排骨麵和甜不辣。但附近商家常被警告「相見小吃」的背景有問題，房東也不時被查戶口，小吃店最後虧本收場，黃華也因編《台灣政論》被控「詆譭政府施政，間離民眾向心，暴露叛國意識」和企圖武裝顛覆政府，最後被判刑十年。
透過辦雜誌傳遞民主理念外，吳乃德也強調了選舉在台灣民主進程裡的重要性。
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中國選出、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和國民大會代表為終身職，由千名國大代表每隔六年選出的正副總統，也能不斷連任。長期以來，台灣民眾無法參與中央選舉，便將對於自治的渴求投射在地方選舉、立委與國大代表增額選舉之中。
吳乃德說，民主的推動者必須認知到選舉的重要性，而且願意參與選舉，並將它視為推動民主的重要途徑。「威權統治最大的一個目標、一個方式就是讓每個人成為一個原子，都分割了，獨立了，不敢聯合，不敢集結，」吳乃德說。「平常不能有組織，只有透過選舉。民意代表跟人民的這種集結，是一個很重要的集結，你可以這樣講，它團結了群眾。」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所有黨外運動的領導人和參與者均被逮捕，大審判與滅門血案就發生在民眾的生活周遭，透過媒體向大眾展示。但當時許多被捕者的家屬和律師繼續參與選舉，並獲得了民眾熱烈的支持。
林義雄在美麗島事件後遭政府逮捕，進行軍事審判期間，母親和雙胞胎女兒遇害死亡，長女受重傷。作家楊青矗在《美麗島進行曲》書中回憶，林義雄夫人方素敏參與立法委員選舉時，在三重國小演講完，群眾圍住演講台不肯離開：「五百元、一千元、三千元、一萬元，一張張、一疊疊鈔票往台上丟去⋯⋯只要方素敏一上台，她不必講話，台下的人便會失去抵抗力。情不自禁地嚶嚶哭泣，手拭眼淚。」
「選舉的一個特色是情感動員，」吳乃德說。「選舉不是為了進入議會，不是，最重要的是在選舉的過程跟人民溝通。」選舉出現的領導人物，和論述創造出來的抗議者有很大不同。「透過演講、面對面的接觸，民眾會產生集體認同。」
如果香港能從台灣經驗看到什麼，吳乃德說，或許是社會運動路線與議會路線的合作。進入議會的民主運動領導人物，公開質疑政府舉措，打擊威權統治系統的正當性。「以前台灣還有萬年國代的時候，你看朱高正跳到會議桌上去罵他們『老賊呀』，以前沒有人說，」他表示。「議會不是一個民主、有代表性的機構大家都知道，但一樣你可以在裡面鬥爭，慢慢的鬥爭，展現他們缺乏正當性。」
1970 年開始，台灣因為島嶼內外政治情勢的影響，迅速推進了民主化的歷程。
當年國民黨在台灣高舉自由民主的官方意識形態，卻施行威權獨裁統治，使用的理由是「反共」 — 因為國家處於內戰的「非常時期」，所以民意機關不能改選，憲法保障的自由權利必須取消。但 1971 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1978 年 12 月，美國宣布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開始受到挑戰。
吳乃德指出，黨外運動時期，國民黨面對的治理危機重重，而 1979 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轉折點。「第一是它短期間在民眾當中所創造的情感動員、道德憤怒，以及普遍性的政治關懷。事件也有長期而且深遠的影響，它創造了積極、高度行動傾向、政治覺性的民主公民。」
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入口的受難者紀念碑，銘刻受難者姓名及其受難年代。園區是戒嚴時期審判、監禁政治異議人士的軍法處看守所，台灣政府透過紀念碑推動轉型正義的記憶保存。
美麗島事件後，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為自己的信念、理想衝撞體制，但也因此遭受打擊、鎮壓，有人也因此失去生命。「美麗島事件大逮捕之前，年輕人參加運動的，大概估計不到 20 個，」他說，「美麗島事件之後，至少 100 多個年輕人跑出來，編黨外雜誌、搞運動、寫作，影響更大。」
但吳乃德也強調，大環境因素有利於民主轉型並不會讓人願意在恐怖的氣氛中，犧牲個人自由以反抗政府。他認為，台灣的民主運動特別清楚顯示了「人的意志」的重要性。
吳乃德在《自由的挫敗》後記中寫道：
「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為何值得訴說？為何值得記憶？它提供的最重要啟示或許是：人的努力在歷史變革中、在成就合理社會中的重要角色。」
「《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和後來的黨外運動，都同樣受到國民黨政權的鎮壓。黨外運動受到的鎮壓，規模更大，也更為嚴厲。可是兩個運動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自由中國》在雷震被逮捕後，運動歸於沉寂，終至消逝。可是 19 年後，當國民黨在美麗島事件後逮捕所有黨外運動的領導人和參與者，被捕者的家屬和律師繼續參與選舉，也繼續結合成一個政團，並且獲得民眾熱烈的支持。在組黨的關鍵時刻，黨外運動的領導人也有坐牢的準備。」
「這些都讓國民黨意識到，逮捕已經不能再壓制民主運動，逮補只會製造更多的反對者，只會讓政權更失去正當性，引發人民更熱烈的支持民主運動。」
他說，台灣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時刻。台灣人集體展現了善良、同情、正義和勇氣。許多人懷抱著共同的價值，也願意為這些價值付出。
1986 年 5 月 19 日，鄭南榕策劃「519 綠色行動」，要求取消戒嚴（圖：蔡英文 facebook）
吳乃德舉例，當年出身台中有名的世家、對民主運動涉入不深的張溫鷹，將在美麗島事件中遭通緝的蔡有全和林弘宣藏在家中的一間空屋裡。當蔡有全請身為牙醫的張溫鷹到台北幫施明德整容，方便他逃亡出境時，張溫鷹在重要關頭自自然然地做了她認為是正確的選擇。後來她被判刑兩年。
美麗島事件後，面對 1980 年的軍法大審、《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唯一死刑的威脅，被告姚嘉文在最後陳述時說：
我本來在調查局曾經因為心灰意冷而同意接受他們的安排，希望我們幾個人能逃出這項災難⋯⋯
我已決定像彼得回到羅馬一樣，回到美麗島與我的朋友一起承受這場災難。我問自己：「你往何處去？」Quo Vadis，我回答我自己：「回美麗島。」⋯⋯
審判長及各位審判官，被告請求庭上在我們的判決書上記載被告並不承認檢察官所指控的犯罪。只承認我們願意為台灣民主運動及美麗島而獻身。被告只要求判無罪並不要求因為認罪而減刑。我相信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
美麗島的八名被告，沒有人在法庭上求饒，反而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姚嘉文最後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
吳乃德說，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灣社會完全改變過去對政治犯的負面態度，他們的家人也受到高度同情和熱烈支持。「民眾的社會支持不但延續了民主運動，對統治者也是一個警訊：時代在變。」
「香港那些被關在裡面的人，有沒有海報或是網站，到處去常常去貼、常常去換，讓所有的香港人知道說他們還被關在裡面。我覺得這很重要，對被關的人也很重要，知道外面的人還記得他們，」吳乃德說。「你被關在牢裡面的同志，你要不斷不斷地讓他知道你們還在想念他，對他的家人你也要去照顧、去關心，我覺得這都是一體的，都是整個運動的一部分。」
「一定要存在。這個運動有代表、有領導者、有策略，是一個長期的運動。最重要的是要存在，存在就贏了。」
文、攝／劉修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