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過去，香港步入政治新常態，從前對香港政治的假設，大部份被証明是錯誤的。
我們曾經認爲北京始終在意一國兩制這台戲，不想親手去摧毀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假像。原因不在於對台灣有示範作用，而是中國一直渴求國際社會認同，假如把這個曾被西方各國高度讚揚為解決主權糾紛的靈活變通辦法、有利維持香港經濟作用的制度創新全面打破，對北京在國際舞台中的處境，有害無益。我們也因此認為與國際社會維持緊密聯繫、令世界高度關注香港的發展，是與北京周旋互動的重要策略。
大家也曾確信，即使中國迅速騰飛，香港依然對內地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港人曾經充滿自信，認定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內地企業國際融資、以至商品服務品質認證等環節上仍是難以替代，相信這些經濟作用就是我們的護身符。我們以為北京縱然對香港情況諸多不滿，也會因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始終會投鼠忌器，有所節制。
原來香港那麼脆弱
即使一年前形勢開始出現大變化，北京對港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不少人仍然相信香港在各個領域上的制度資產和文化程序，大概可以產生一定的屏障作用，足以減低這一股巨浪的直接衝撃。有規有矩的公務員體系、講求自治的專業組織、堅韌成熟的傳媒力量、和持平中立的司法制度是香港得以持續發展和維護個人基本自由的基石，我們以為這些經歷百多年沉澱方能孕育出來的社會基礎，不會輕易被第一個浪摧毁。
立場新聞資料圖片
但二次回歸，兩制歸零，原來在專制之前香港是那麼脆弱。當中國在外交上四面受敵杯弓蛇影之際，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具備的海外聯繫西方接觸反而成為了負累。在政治掛帥國家安全的考慮下，毀滅香港的經濟代價原來如此微不足道。曾經為香港人信任、視為程序理性守護者的政務官隊伍，原來到處都是李百全。
在這種國安新常態下，每個領域的生態都出現了變化，教育界作為必須重點整頓的對象之一，自然首當其衝。相比中小學，大學也許在課程設計、人事任免、以致內部管理上，都享有較大的自主權，而國際認可對高等教育發展就更加重要。因此，要整頓高教界，理應難度較高。但當政權立定決心要肅清異見，總能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無人能倖免。
當大學校園成為整頓目標
變化首先出現在大學與學生關係上。學生被政權視為「黑暴」根源，大學管理層自然心領神會。二零一九年之後，差不多所有本地院校做加強了校園保安措施，任何人要進出校園要經過重重關卡，個別院校甚至索性築起圍牆，令原本對公眾開放的大學變成閒人免進外人勿近。大學與學生會的夥伴關係早已壽終正寢，管理層千方百計要把這個被政權視為麻煩根源的學生代表組織活動空間減到最少。拒絕為學生會徵收會費以斷絕其財政來源、收回場地管理權令它無法開展活動、甚至在法律上劃清界線令它失去合法地位，這些陽謀陰招就是要使熱衷社會事務、敢言正直的學生難有作為。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內閣「朔夜」凌晨於校內見記者回應遭封殺事件。(立場新聞圖片，Peter Wong 攝）
大學的用人策略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近年評審機構開始重視學術界的政策影響，大學原本亦會鼓勵教授們多作社會參與。各間大學收攬學生競爭劇烈，大學一直也樂於看見員工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傳媒曝光率，以作「生招牌」。但這些願意走出象牙塔積極投身社會事務的學者，不少對政權抱有批判態度，普通對學生較為理解和同情。在新常態下，這些人在大學管理層心目中反而變成了一種負資產。很難想像，大學還會放他們在領導位置管理階層。從管理角度上，在加強與內地高教系統合作為主旋律的前提下，以一個不願意或者不敢往返大陸的人作為部門主管，又確實諸多不便。個人政治立場會升遷續約嗎？問題是所謂門檻從來就可以不斷移動，管理層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解僱任何人，很難證明完全決定是政治原因。不過至低限度，遠離政治少管閒事已經成為了在大學生存的潛規則。細心看看時事評論，就會發現仍願意發表意見的，已經寥寥可數，這個情況，在新一代學者中，尤為明顯。
最關鍵的，自然是學術自由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仍未見大學有明言禁令，說明不准觸及那些題目。大學課程內容，並沒有特定的審查制度，理論上，授課老師可以全權決定怎樣去教、用甚麼參考文獻、以至考核方式。但《港區國安法》法力無邊無遠弗屆，課室也不是法外之地，怎樣才算犯禁？如何會誤觸地雷？沒有人可以說得準。在通訉科技發達的今天，鏡頭無處不在，在接收課堂訊息的，也不一定是你的學生。在舉報成風人人鬥左的年代下，大家都明白到頭上確有一把刀，以住那種暢所欲言開放批判的課堂，已難復再。
2020 年 7 月，理大學生會突然收到警方搜查令，要求進入學生會室搜證，最後帶走 5 部電腦。
學術自由可以維持多久？
在學術研究方面，學者還可以自主決定方向嗎？這𥚃涉及兩個問題：研究經費和成果發表。本地學者特別是社會科學界，研究經費主要來自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 Council)。每項經費申請，均由專家作獨立評審，其中又以海外學者為多數。公平地說，到目前為止，看不到有明顯的政治審查。關於國內社會矛盾、貪腐問題、和香港社運抗爭等項目獲得資助的，仍有不少。但這個情況可以維持多久，沒有人會很樂觀。但校內的資源調配，卻開始看到一種「浄化」趨勢。中文大學粗暴粗結束了一直為海內外中國研究學者重視的大學服務中心，便是一例。最終的情況，可能會出現類近台灣政治學從前的發展軌跡。在威權年代，政治學者都選擇迥避研究本地問題，反而埋首歐美政治制度比較，以免引起政府過度關注。離地作為一種生存辦法，這也許就是對香港學者如何與威權共處的一個啟示。
成果發表又是另一個難題。以往，學者唯一的考慮，是如何讓更多同儕接觸到自己研究成果，所以會選擇最受重視的學術期刊和國際會議去發表。本來大家還以為這些純粹學術活動，參與者都是行家，沒有必要有太多顧慮。但香港科技大學李靜君教授因學術會議發言遭左報連番追撃後，大家便因此變得小心謹慎。會議組織者會否太「惹火」、出席者還有甚麼人、刊物是否一直被政權視為「不友善」，這些問題大家從前想都不會想，但今天不少人會對此慎重考慮。過往我們選詞用句力求精準，旨在清晰表達論證邏輯和理論突破。今天，大家行文演說都小心翼翼，以免被人斷章取義大造文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專學界表面看似一切如常，真正的整頓尚未開始，但風暴已近在眼前。如何在科學研究與威權恐懼中取得平衡、怎樣堅持按事實理據去創造知識啟迪教化、何以能守住這一小塊浄土，是香港學術界的終極挑戰。新常態下，大學教授身份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責任。
2020 年 6 月 3 日，科大學生重髹青蛙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