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德國人的我為何與香港人並肩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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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穆達偉(David Missal)】

我永不忘 2018 年五月份在武漢的那一天:被搶手機、被逮捕,被中國警察在派出所關押好幾個小時。我當時一個人,沒人知道我在哪裡 — 我在想:警察會對我做什麼?我當時跟著中國人權律師藺其磊去看守所見他的當事人:一位被終身監禁的異見者。

律師進看守所後,我就在外面被警察帶走了。這個感覺我不會忘記,更難忘的是不同維權律師受迫害的經歷、律師親戚的痛苦,以及律師的孩子不能上學的故事。另一位律師跟我說他在監獄被私酷刑的遭遇—即被毆打、被逼坐直不動好幾個小時,連睡覺都不被允許。

幾年前的香港還不是這樣,以前的香港是自由的、法治的和文明的。

我在 2018 年被中國大陸驅逐出境後就逃到香港,在香港大學繼續讀書。我還清楚記得當時的香港還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上課時可以自由討論中國政治,不會像在清華大學般被同學向學院領導舉報;採訪的時候什麼問題都能問,不會有警察來搶相機;出門的時候什麼都不會發生,亦不用擔心會被國保跟蹤或被攝像頭監控。

我很想念這個香港。2019 年 6 月,有一百萬港人上街遊行,當時的我站在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的一條街上。記得當時人山人海,大家都在舉標語、喊口號:「香港人加油!」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人在這麼小的地方。遊行前幾個月,我沒想過港人會再一次告訴北京,告訴中共:你們剝奪不了我們的自由;亦沒有人想過會有這麼大規模的社運。看到港人上街讓我感到樂觀,當時我在想:這一次香港人肯定會贏的,民主肯定會來的。

但我錯了,我們在這一場戰爭中輸了、我們那些主張人權、主張民主的夥伴輸了。

那麼,我為何還繼續為香港人站起來?這個有短期、中期、及長期目標。

短期來說,我認為國際社會發聲對香港有用:譬如制裁中國及香港官員有可能迫使中國及香港當局不會那麼嚴厲地實施港版《國安法》。即使「犯了」國安法,犯事者可能不會被判入獄多年,當局可能不會逮捕那麼多人,亦不會向港人私酷刑。

中期來說,我認為這對台灣有利:通過制裁等方式明確告訴中共,你們在香港也開始剝奪港人的最基本權利,這是我們的底線!希望能就此避免台灣成為下一個香港。

長期來說,我還是樂觀的:雖然這幾天天看上去很黑,但會有第二天,會有更美好的未來。誠如梁天琦所說:黎明前嘅黑暗,係至撚黑暗!我們還年輕,習近平老了,我們還會體驗到一個民主的中國,一個民主的香港。我非常肯定。1989 年也沒有人預料到柏林牆會倒塌,但是還是倒了。

我們一起往這個目標努力會有一天讓這個夢想實現的。

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主張人權的人:我們都站在一起肯定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