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之科.下】被神聖化妖魔化外 通識科在香港師生眼中的真實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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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閱讀「替罪之科」專題上篇〈 通識科前世:政府力推、教師憂慮 一場十年教學實驗〉】

專題上篇提及,2000 年初政府推行教育改革,通識教育被指是迎合 21 世紀高度競爭環境、培養學生成為獨立思考者的重要科目,儘管其時學界有憂慮,接受本專題訪問的前線教師認為,此科推行十多年來尚算順利。

惟二十年後,此科突被指出現「異化」,教育局宣布大幅刪改課程內容,改名「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新課程篤定今年 9 月於中四級正式推行。

政府現主張大幅刪減課程,常提的理由有三。第一,教育局指現行通識科課程富彈性,「容易被少數人自行解讀演繹」,推行上出現「異化」,例如過分聚焦政治議題、學生知識基礎不穩固流於泛泛而談、令學生誤會「批判思考」等同「挑戰權威」等。

第二,局方指四個核心科佔去逾半課時,學生難以發展興趣,故「改革」核心科為學生「釋放空間」;考試改為「達標」與「不達標」兩級,有助學生釋放考試壓力。

第三,教育局反駁坊間指新課程「洗腦」,強調推行國民教育是學校應有之責,國民身份培育本是通識課程理念之一,現時只是「刪減、重整及編排」課程內容。

但在學生眼中,通識科是怎樣的科目?這科必修必考、沒有 2 級就與大學無緣的科目,於學生而言,意義何在?

2021 年通識教育科文憑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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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就讀中六阿 J(化名),主科以外選修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BAFS)」及戲劇。阿 J 說自己喜歡讀通識,因為這是唯一一科「可以畀個腦郁」,訪問進行時正準備 DSE,他胸有成竹笑言,自己幾乎從不溫習這科。

「唔知啊,通識呢科無咩掣肘,二來我自己本身懶…例如份卷一,都唔需要特登溫咩課題先識,佢都係掉啲資料、掉啲數據畀你,你砌埋一舊,都已經夠攞分。卷二就直頭係畀我發揮嘅卷,我寫嘢都好自然,好順暢。係有時會差幾粒字,所以要記一記啲 term。」阿 J 做舞台劇,也常留意新聞,自言算善於表達的人,「可能我個人吹水比較叻,就覺得通識幾易寫、幾有揸拿。」

比較文靜的 Yuki 同是應屆考生,其中一科修中史。提起通識科,她則說沒什麼喜不喜歡,畢竟是要考公開試,「但唔難處理囉」,「呢科都唔需要特別去背啲咩,只要有基本常識呢,就會識答,我哋平時讀書都係處理啲答題技巧,老師唔會特別要你背啲咩 … 我自己平時睇開新聞,見到啲題目,都係純粹寫返自己意見就可以。所以呢科壓力都唔大。」

本只當是平常一科來讀,想不到忽然成了末代通識科生。阿J 有個讀中一的弟弟,訪問前幾天忽然問他什麼是六四,阿 J 才有隱隱的憂慮:沒有通識科之後,細佬會成為怎樣的人呢?

「我會覺得對下一代唔公平…你本身係主張自由的城市,本身 expect 畀知情權我哋,呢家你係提早收返,你係咪就咁去剝削下一代呢…」

應屆考生阿 J 和 Yuki

正就讀中四的阿軒和 Sam,剛讀完第一年課程。訪問中,他們在爭拗通識科考題有沒有預設考生須作答的立場。

阿軒認為題目有預設立場:「例如題目問係咪『弊多於利』,佢畀你嘅資料,通常都係同一個立場、方向去畀,唔會畀反方向嘅(資料)你去寫另一邊,或者另一方面淨係簡略一兩句…」

但 Sam 不同意,「你可以夾硬拗架,我試過,特登調轉黎寫,都滿分… 」他以技術論技術,「如果係八分題,你淨係需要五個 point,三個支持你的立場,『三正兩反』,如果題目有兩個 point 支持到咁奇怪的想法,你只需要自己作多一個出嚟就得…」

阿軒讀官校,他說從師兄口中聽聞,以前通識科還算自由,但自從學校有一份通識科教材被左報點名批評,老師自備的教材就越刪越少,現在跟教科書一板一眼講課,阿軒覺得很無聊。「以前師兄的 notes,《今日香港》都有雨傘(運動)的題材,但到自己讀就無晒,變晒 『局長的話』、《文匯報》的報道之類…」

Sam 則讀直資中學,通識科上課模式以鼓勵學生討論為主,會分成四人一小組上課,每教一個新課題時,老師通常會著學生 brainstorm 有關課題的字詞,利用 iPad 向其他同學分享,或在討論某一議題時,老師時會要求他們扮演不同持份者,各自表述意見。

「譬如你呢家要扮大公司的主管,或者要扮一個在貧窮線以下、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要你代入角色,好似 MUN (Model United Nations,模擬聯合國)咁討論。」

中四生阿軒

而這種自由度和彈性,與其說是偶然而成的空間,或應說是本身通識科設立的初衷。教育局頒發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訂明,科目其中一個宗旨,為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阿軒和 Sam 均認為,通識科的確令他們學會多角度思考。阿軒生於保守家庭,說自己讀小學時從家人口中聽說黃之鋒是「暴徒」,信以為真,直至讀通識才發現,任何事情均有兩面,開始反思家人說法,繼而關心政治。

Sam 的經歷則是,過往自己立場偏向「本土」。「我本來會覺得,你(新移民)做咩要落嚟啫,『無神神』,又唔識講廣東話,貪交通費貴咩。以前我無考慮咁多因素,」但上過通識課,被要求從不同持份者角度出發思考,「我開始會睇到更多人的諗法,會多咗同情心,去代入去媽媽、或者劏房小朋友的角色,諗到可能(雙非)小朋友都唔想每日朝早都要 5 點起身過關返學。』

「考慮完之後,我都係唔鍾意佢哋,但(發現自己)係唔鍾意政府政策,咁我開始會戥佢哋唔抵,令佢哋變成港共政府(政策下)的出氣袋咁,其實佢哋某程度上都係受害者。」

Sam 如此理解讀通識的意義,「多角度思考絕對會令社會更前進,如果人有多啲同理心,係會令社會更加好,無論係關心白海豚所以反對明日大嶼,或者關心貧窮線以下長者、單親媽媽,呢啲都會令社會更美好。」

殺科來得急,卻非無跡可尋,因建制陣營早已蠢蠢欲動。早於 2012 年反國教運動後,官媒開始批評教師「借通識煽動佔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等成立「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批評通識科被政治騎劫、「洗腦」, 要求檢討。

去年理大圍城,示威者欲衝出重圍一幕。(立場新聞圖片)

科目被指控是煽動學生違法的原兇,讀畢課程的 Yuki 及阿 J 卻認為,即使是最關乎香港政治的政制、法治課題等,課程及考評設計本身,已預設教學上不能灌輸特定立場。「因為通識題目好多時係要正反咁講,所以老師都一定係正、反咁同你睇,簡單嚟講,課程反而係令佢一定無立場,而係講返知識層面上嘅嘢。」Yuki 說。

受訪的四名學生亦不約而同表示,班中同學有「黃」有「藍」有「港豬」;阿軒形容班中「中間偏黃」、關心社會但鮮有參與政治行動的同學佔多數,Sam 的印象則是班中同學「黃嘅三(成),港豬五,藍就二」。

中六學生阿 J 則言,正因為同學政治立場各異,學校於 2019 年反修例運動如火如荼時特別緊張,希望盡量照顧持不同意見同學感受;除了同學私下討論,其實課堂上老師鮮有提及運動發展。Yuki 亦沒好氣說,平時老師要趕上進度已甚為勉強,課堂討論也少,哪來空閒鼓動學生上街?

阿J 記得有一次,外面已打得風風火火,通識科老師踏進課室,神情嚴肅,請學生聽他講一些話。「佢話大家都知道社會發生緊咩事,但希望大家可以冷靜、理性咁去睇…佢話自己都瞓唔到覺,佢自己都好難受,佢都知道學生都會好難受,所以想盡老師責任去安撫學生,叫學生冷靜啲。」

Yuki 立場傾向同情運動,她認為,通識不單沒有政治灌輸或令她變激進,反令她有意識間中抽身、冷靜思考。「有時我都會諗,即使我有立場,都會諗下,呢個立場係咪真係啱呢?即使大家好 support 呢一邊,但有時可能都會蒙蔽咗自己雙眼,所以要反思大家做嘅嘢係咪合乎道德… 」

阿J 大力點頭,「係學習更宏觀咁去睇件事囉,而唔會淨係見到一面,所謂正面,可能在另一個人的角度係負面。所以都係點解我哋答題要有『三正一反』,點解要有駁論…我覺得呢科無話改唔改變我諗法,但係畀多幾個角度、幾個唔同選擇你,要你去聽唔同版本。」

同是認同抗爭的阿軒則認為,其實在 2019 年社會運動後,不少同學已形成堅定政治立場,不相信大家會因為課程如何撰寫、或老師說過一兩句話就有所改變。

「所以我覺得政府呢個動作(修改課程)係無謂嘅,我唔相信會令黃營的同學變返藍。」

2019 年 9 月 3 日,石硤尾有中學生組成人鏈聲援反送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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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開始,部分建制中人開始對通識科口誅筆伐。本是社會學教授的前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趙永佳當時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嘗試回應社會對通識科的質疑,包括通識科與中學生政治參與的關係、測試家庭入息對學生通識科成績的影響等。其中 2016 年進行的研究發現,喜歡通識的學生較不喜歡通識的學生在中港議題上較包容,對內地移民抗拒程度較低。另一項研究亦發現,家長學歷對通識科成績的影響不及其他傳統科目;家庭入息對通識科成績未見顯著影響。

趙最近一項研究則比較在 2016 至 2019 上半年參與及未曾參與示威活動的青年,發現兩批人通識科成績大致相同,間接否定了坊間指責通識科鼓動青少年參與示威活動的說法 [1]。

趙永佳直言,進行研究確是為了回應當時社會輿論,以學術回應社會,本應是學者的工作。「當然都係我自己的責任啦,我有份搞呢樣嘢出來。」憶述,最初幾項通識科的研究,還是中央政策組出資的,「我有在中央政策組 present ,都有去政總同 EDB(教育局)核心去 present……當然,當時我的說法係 consistent with 佢哋的睇法,係支持咗佢哋一啲工作啦。」

他笑,無疑今非昔比,「我哋都係講下啫,香港學術研究有幾時影響到政策呢?唔係太多… 可能我做得渣啦。」

2014 年底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書面向教育局提出, 通識教育的目標之一為培養學生「critical thinking」能力,該詞過往被譯作「批判性思考」,令學生傾向以批判態度看待別人,葉劉詢問教育局會否以「正確」譯法「明辨性思考」取代。時任教育局長吳克儉書面回覆指,明白坊間有人對「批判性思考」意思有誤解,故同意採用「明辨性思考」作為「critical thinking」的中譯,但仍保留「批判性思考」一詞兩者並行。

教育局當時的小讓步,在科目幾乎被砍掉重練的今日,似乎相當輕微。「從善意方面去睇,可以理解為政府卸一卸建制派的壓力啦。」任教逾 20 年資深通識教師張銳輝苦笑。

通識科發展下來,市面上出現形形式式補習班、雞精書,有受訪的中學生也談及,老師會教他們哪些論點「百搭」、或碰到哪種題型,就應以什麼框架作答…張銳輝坦言,通識作為公開試科目,某程度上 — 或真正應被稱為「異化」的情況,如試卷操練、tip 題目,難免出現。但他認為,將一個課程納入必修必考,是反映社會對某種能力的重視,正如政府也不會因為中文科為學生帶來太大壓力,而將之貶為只評「達標」與「不達標」。

「如果當政府話出現異化,就要變成只評合格/不合格,其實係一種偷換概念,係一種欺騙。你無講就係,你已經認為當初課程宗旨、課程目標的重要性已經大大減低。」

資深通識教師梁曉勁形容,通識科的命運,是個從「神聖化到妖魔化」的過程。教育社會學其一基本概念,是學校課程本會受政治、經濟勢力宰制,影響知識的選擇與分配。梁曉勁認為,香港通識教育的生與死,正反映執政者期望課程達到的目標,即由注重全球競爭的經濟需要,傾斜至因應社會環境變化的政治需要。

「就算係民主社會,都會係咁,其實所謂課程都唔係完全客觀,係有主觀性嘅,擁有話語權的人去 define 咩係課程,影響課程轉變。」

梁曉勁記得前特首董建華當年去新加坡交流後,回港大推學校資訊科技教育,撥款千萬供學校增購買設備,但當年不少學校互聯網還未鋪設、電腦室未擴充。梁笑言,當年甚至聽聞,有學校不夠位,電腦都要放到廁所去暫存。

「2000 年的教育改革,個趨勢係好重視 IT、reading、 project learning,都係為咗要迎合經濟全球化,強調一種 flexible 的貿易人格,培養學生自己工作的能力。」他重申,課程要擔起經濟、政治任務是常態,反映政府期望培養出何種公民,「但你話擔到一個地步,係話個課程『叛國』、荼毒青少年一生,令國家安全受威脅呢… 我唔知係咪曠古絕今。」

「課程有問題,你咪跟以往課程改革(程序)去傾囉,但係咪要一刀切、將佢妖魔化、講到係『萬惡根源』呢?…我係有疑惑啦。」

梁曉勁

而更令梁疑惑的現象,是當年不少力撐通識科的推手,如今要不沉默,要不倒轉槍頭主張刪改課程。

譬如前教統局長李國章,任內推行新高中學制,力銷通識科,2019 年接受傳媒訪問時卻指,通識教育理念正確,但執行上有問題,包括教師質素參差。

時任常任秘書羅范椒芬當年曾力挺通識有助學生建立宏觀視野,2019 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她受訪仍為通識辯護,指社會每次出現重大事件均歸咎通識,惟科目設立目的是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如沒有通識科,甚至可能有更多年輕人因社交媒體信息「衝出去」。但至去年底,她在《明報》評論文章中已轉口風,表明支持通識科改革,指教育政策被「異化」事例屢見不鮮,期望改革能「正本清源,回歸初心」。

至於前教統會主席梁錦松、教統會成員程介明、戴希立,當年被外界稱為「教改三頭馬車」,程介明 2019 年曾受訪仍表示不認為通識令學生變得激進,反問「教育邊有咁大威力?」,又指通識反令學生習慣辯論。而戴希立則在《星島日報》去年 12 月刊出的專訪中表示,不認同通識科是年輕人出問題的主因,擔心科目改革會由一邊極端走向另一邊極端,令科目失去原有優點,但另一方面又稱通識科「早現問題」,如考題涉社會時事較多、《基本法》教不好、缺乏交代學生處理資訊的素養等,但沒有處理 。

《立場》邀請上述五人接受本專題訪問,全部被拒。李國章透過助理回覆,指李國章目前不在其位,不方便評論現時通識改革,拒絕受訪。至於記者表示亦希望了解當年推行教改的初衷,助理則表示可參考當年傳媒報道,指「講嚟講去都係嗰啲」。

羅范椒芬透過電郵回覆本網,指自己於 2006 年離開教統局,通識科 2009 年才實施,「教育局相關官員應該最清楚通識科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又如何被『異化』」。羅范椒芬表示,香港有幾百所中學,教學成效參差,難以一概而論。她又稱未有深究通識科的改革內容,只希望初心不變,「2000 年推行教改的整體目標必須堅持,以裝備青年在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立足,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佔據領先地位。」

程介明透過電郵回覆,表示目前沒有什麼成熟意見可提供,婉拒訪問邀請。本網亦分別透過南豐集團及教育大學聯絡梁錦松及戴希立,梁錦松透過秘書表示事忙,拒絕受訪;戴希立則至截稿前未回覆。

雖然通識科處於風眼多年,但至趙永佳 2017 年卸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之前,都未曾在與官員討論中見任何大幅刪改課程的端倪,「咁作為負責任的官員,所以當個決定仲未出來,通識科一日繼續運作,其實上上下下都係嘗試做好佢,回應社會一啲批評。」

趙永佳憶述,例如早幾年部分立法會議員開始要求檢討通識科,官員亦會詢問委員會意見,回應質詢時如實反映前線真實看法。「起碼在呢一科的存續問題上,其實我見到一路條 line 都無變過。佢哋都知道有好多批評,係好困難… 但你話尊唔尊重(前線教師意見),當然尊重啦,其實邊科都尊重。但去到有啲位,例如今次,就…好唔同啦。」

梁曉勁指,一般而言,學校在每年復活節假期前後,已經要開始編排同年 9 月新學期的時間表及人事安排。科目的突然死亡,亦導致學校在實質操作上無所適從。
「呢家(課程內容)都未出,要 cut 幾多堂?咁多通識老師將來點?老師係咪要兼教其他科目、畀唔畀佢做班主任?全部都係環環相扣。一日未公佈,一日都做唔到,所有學校都頭痛。」

通識科考試分卷一必答題及卷二選答題,已完成的卷一部分未見與政治相關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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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專題截稿前,除了已落實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教育局尚未發布課程文件,細節仍然欠奉,不過已確實將包含三大主題,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各佔 45 至 50 個小時課時。中學校長會早前就撰文,批評今次核心科目課程修訂跳過正常程序,未充分吸納前線教師意見,質疑修訂是長官意志。

問任教通識科逾二十年的張銳輝,現通識科課程大幅刪減形同殺科,學校日後還有空間進行類似教育嗎?

張銳輝苦笑,坦言: 「其實到今時今日,通唔通識都唔重要啦,成個社會氣氛,就算通識科咩都不變,咁樣的政治環境底下,老師、學生可以做到咩呢?」

張銳輝同時是教協理事,他曾聽聞有教育局進行校外評核(外評)的學校老師反映,以往外評多在課程設計、教學效能等宏觀層面著眼,現卻會小至斟酌教師的教材教案,講到尾是對教師的不信任。「例如佢會問,做咩要教上訪?或者要講中國維權人士?類似呢啲都有聽聞過。」

而通識科絕非孤例。過去兩年,諸如歷史科試題風波、教師遭舉報甚至除牌,「衰啲咁講,你刪走晒仲好,我唔使煩。你呢家叫我教法治,我係咪要掩住良心教?講政治參與,我究竟仲有咩好講呢?」

張銳輝

教育自主空間縮小,不僅是教師,學生一樣感受得到。中四生阿軒說,自學校遭左報點名批評,通識科老師上課越來越小心,「以前講嘢會 free 啲,譬如教緊基本法,同學上堂都會問老師,雨傘的時候點啊、梁天琦又點。老師就會解釋雨傘發生咗咩事、梁天琦點解被人起訴,」如今,師生間彷彿有默契,少問少講為妙,「廢事令老師有麻煩,都唔掂相關的議題。」

舊通識課程遭大幅刪減,趙永佳認為現階段尚未知悉課程細節,未適宜評論。不過他坦言,現今中學教育裡,還像通識科般,注重培養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共通能力的課程,到底有幾科呢?「如果你真係睇下,我們有邊一科真係好似通識咁,係做緊 21 世紀能力呢?呢個先係最大的影響。」

「我唔係話(學生應有)邊種政治取態、或係咪好 active 的公民 — 我成日都覺得,我想做摺埋嘅人,點解唔得呢?我唔覺得年輕人一定要咁咁咁,每個年輕人都會做自己的選擇,都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但如果我哋話通識科一定要 mold 一個點嘅公民出來,我就覺得,有啲沉重啦。」

計劃繼續執教鞭的梁曉勁苦笑,身邊同事士氣也頗低落。問他如何勉勵年輕同事,「呃…都係鼓勵下囉,叫佢儲下錢,第日移民!」

笑完,言歸正傳,「有時啲同行會 over 咗,譬如一出呢個課程,大家都好驚恐,但我覺得,睇定啲先囉。我覺得未去到放棄一步,在自己能力裡面,做到幾多就幾多,多啲 concern 年輕人。係好多壓力嘅,亦都好多擔驚受怕,但唔可以咩都唔做,有時啲嘢要做咗先知。老師唔應該帶學生去衝,但老師有責任比學生勇敢少少。」

「通識科舊課程可能係死咗,但人仍然在生,人係最緊要。在自己在能力範圍裡面,做到就做多啲。」

 

文/梁凱澄

攝/PW,Oiyan Chan,Fred Cheung

 

【註】

研究數據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歷時 8 年的「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計劃」,自 2012 年開始追踪研究 3000 名中四生,至 2019 年剩下 700 多位 22 歲青年。相關結果發布前的最近一次調查於 2019 年 5 月完成,即研究範圍未涵蓋 2019 年下半年開始的反送中運動。參考《明報》2019 年 10 月 14 日文摘:鄰家青年也上街?——青年示威者的集體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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