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專訪】漢學權威談中共百年 劍橋教授方德萬:中共是史上最強政治機器,但也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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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周年。若撇開硬政治不談,它在人類史上確實是個堪稱神奇的政治組織。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1921 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意味這個組織正式誕生。其後它在中國迅速壯大,經歷兩次國共內戰,以下克上,於 1949 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建國還並不是結局,只是開始。等著毛澤東的是一片極端荒蕪、極端貧窮卻廣袤的土地。十年浩劫沒有令中共斷氣,改革開放卻成為它復甦的起點。濫權、貪污、六四屠城,東歐變天,都動搖不了這個政黨。就連它的「老祖宗」蘇聯都倒台了,中共卻反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如今的中共,已經可以談強國夢,有足夠的實力對外國宣稱,你們的價值不是我的價值。

為甚麼這個政黨會如此成功?為甚麼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都倒了,不倒的也勢孤力弱,唯獨中共如日中天?

「共產黨是史上最強大的政治機器。」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說。生於 1958 年的他是全球知名漢學家,目前擔任數個劍橋大學教職,包括現代中國史教授、聖嘉芙蓮學院東方研究總監,以及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主席。其主要研究領域之一,正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百周年,當然亦引起他的注意。今年 5 月,他出版其有份編輯的著作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用十個人物來講述中共百年史。本書的出版正是今次訪問的引子。在這訪問中,方德萬明言中共是一部「強大機器」,它不會像蘇聯那樣自我解體,因為中共具有強大的自我修正能力。回顧過去一個世紀,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結構與意識形態上,如何因應時代大幅轉向。然而無論如何改變,方德萬認為它的核心仍是那一個:「權」。「它對『權』有透徹的理解,而且執意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保住自己的權力。」

然而中共要永續它的權力,可能要面對一個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方德萬指,中國政治系統至今仍不穩定,原因之一是中共的設計本身目的在於奪權、搞革命,用暴力推翻固有體制;「設計它的人從未想過會存續下去」。長久存續的條件之一,是穩定的權力交替,而「永遠續習」的習近平將如何交棒?我們還不知道。

一如中共曾經因為鄧小平而改變、因為習近平而改變,習近平之後,中共也有可能改變。方德萬說:「如果歷史教曉我們甚麼,那就是中共能夠改變、亦會改變,而且還變得很深、很快。」這改變不一定是進一步走向專制,因為方德萬說,中共的意識形態過去其實有許多傳統,如「自由共產主義傳統」,即認為中國需要共產黨幫助進行變革,但同時認同知識與道德自主、權力去中心化及容納人民批評聲音;以及「世界主義傳統」,支持國際團結,主張「全球夢」多於「中國夢」。這些傳統曾經因為一些領導人被壓抑,但又會在另一些領導人掌權時回來。歷史沒有定案。

在方德萬本人而言,他還是希望中國能夠變好。他說,毛主義曾影響過許多歐洲青年。曾經在六十年代,毛主義對歐洲知識份子來說就好似萬惡的美帝和萬惡的蘇共以外的第三條路。由此亦反映中國研究與俄國研究之間一點很有趣的差異﹕俄國研究的歷史學家、政治科學家,大多反俄。至於中國研究,很多人仍希望中國某程度上會成功。

「只是現在,習近平治下,這問題複雜得多。現在的中國不是那些人想要的中國。」

「中國有一點與往日很不相同,那就是很多人現在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人們入讀優秀的大學,很聰明、很勤力,知道的世界大事比許多人多,他們也很有趣 …… 我衷心希望,他們能夠找到讓中國變好的方法。」

立﹕立場新聞
方﹕方德萬

立﹕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 的緣起是甚麼?

方﹕這本書的核心人物並不是我,而是我的同事齊慕實[1]和余凱思[2]。他們先開始計劃,然後才加我進來。

今年是中共建黨 100 周年。這是很有趣的歷史時刻,因為沒有其他共產主義政黨成功掌權這麼久。首先我們感興趣的是,為甚麼中共仍然存在?是甚麼因素,令這個共產主義政黨如此成功?

另一點是,在百周年的時刻,中共大概會受到各方面的批判;而另一方面,北京則會推出截然不同的說法。我想,我們這些歷史學家能夠做的,就是在這兩套論述之間,看看實際上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很高興這本書能邀請到很多好作者。我也很高興張濟順和許紀霖[3]同意參與。我對他們十分尊敬,因為參與這事可能會為他們帶來麻煩。

[1] 齊慕實﹕Timothy Cheek,卑詩大學教授
[2] 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柏林自由大學教授
[3] 張濟順和許紀霖﹕二人均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立﹕你的意思是,這本書有一些政治敏感部份?

方﹕當然這不是甚麼反動言論,北京大概不會認真對待它(笑)。

我們想做的,是描繪中共的複雜性。北京想述說的,是一個共產黨救中國、反帝制,帶領大國崛起的故事。然而如果我們看王明[4]、王元化[5]、趙紫陽等人推動的改革,還有書中講述的許多故事,你會發現整段歷史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講,例如人道主義傳統、藝術傳統、世界主義傳統 (Cosmopolitan tradition) 等。所以,這本書並非習近平想要看到的「單一目的論」的故事。

當然,這是他的問題,不是我問題。

[4] 王明(1904-1974)﹕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理總書記。延安整風後,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在黨內失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1956 年前往蘇聯就醫,後留居蘇聯,直至 1974 年病逝。
[5] 王元化(1920-2008)﹕中國學者、文藝理論家。對「五四」以來中國學術界反思深刻,一生信奉共產主義,晚年對中國物質主義深感憂慮。

「共產黨是史上最強大的政治機器」

立﹕你剛才提到,中共是特殊的,從來沒有其他共產主義政黨能掌權這麼久。在書中的導論,你也提到「共產黨是史上最強大的政治機器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machine ever created)」。我想很少學者會把事情說得那樣毫無保留。可以請你解釋一下嗎?

方﹕(笑)中國共產黨確實是個強大組織。它有超過 9 千萬名黨員,這是個龐大數字。它控制了中國媒體。經濟上,它取得的經濟增長成就,沒有社會科學家與經濟學家能夠想像。它還有全球第二大的軍力(按﹕以軍費計算,中國僅次於美國)。

出乎意料的是,它(在國內)還很受歡迎,可以毫無懸念地贏出任何選舉。它挑戰了我們對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根本理解。若你客觀地看這些東西,它確實是一部強大機器。

(另一位編輯)余凱思還提出了一個觀點,而我亦非常同意,那就是中共在歷史中能夠演變。它不是一部愚笨的機器,會自我學習。它曾多次失敗,但又多次重新站起來。

總括而言,中共與蘇聯(對西方來說)是很不一樣的挑戰。(1946 年,美國外交官)George Kennan 曾經寫過一封長電報[6],提到美國只須要一直遏制蘇聯,等它自己解體。我不認為(美國)對中共可這樣做。這就是我們為甚麼說它是一部強大機器。它不會自己倒台。

[6] George Kennan 的長電報﹕當年 Kennan 曾向時任美國國務卿發出一封長電報,分析對蘇政策,這封電報後來以 Long Telegram 之名廣為人識

「它堅持抓住權力,而且為求達到這目的,不惜冷酷無情」

立﹕你提到中共的其中一項能力是自我學習。這一百年間,中共無論在結構與意識形態上均確實改變許多。但如果它這一直變化不定,那我們所談論的「中共」,具體來說到底是甚麼?它有沒有甚麼核心特質是沒改變的?

方﹕這是一個好問題。這核心是甚麼呢?我們可以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世界革命、公平意識、針對官僚、貪腐等等……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權」。它對「權」有透徹的理解,而且執意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保住自己的權力。

馬列主義傳統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產生階級意識後,便會奪取政權。毛澤東早在 1928 年已經說[7],不會如此。(要奪取政權,)你還需要軍隊。這對於馬列傳統來說是一個全新觀念。此外毛還說,軍隊以外,還需要動員農民,因那是權力來源。這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大幅修改,因為在馬列主義中,農民是被無視的。

而這一切的關鍵都是,心繫「權」、理解「權」、懂得如何「奪權」。

有個例子很能反映這一點﹕1930 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幾乎要在地球上消失。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於第一次國共內戰)打敗了它。不知你有沒有去過延安?那裡非常寒冷,疾病橫行,又缺糧食,你不會想住在那裡。然而毛澤東就是在那地方,讀很多書,讀 Clausewitz(Carl von Clausewitz,軍事理論家,人稱西方兵聖),讀馬克思哲學與經濟學,不斷思考如何奪得權力。我想他的答案之一,就是需要建立一個極講求規訓的政黨,要能夠全面控制每個黨員。其結果就是延安整風運動[8]。

這就是為甚麼中共可以持續這麼久﹕它堅持抓住權力,而且為求達到這目的,不惜冷酷無情。天安門廣場、香港……都是例子。

[7] 1928 年 11 月,毛澤東以中共紅軍第四軍委書記名義,向中共中央撰寫報告,總結其鬥爭經驗,當中強調強力的紅軍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
[8] 延安整風運動﹕指毛澤東 1942 年起在延安發起的政治運動,持續 3 年。此運動是為鞏固毛的領導地位。所謂「整風」是指「整頓三風」,包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風運動的實行,使毛澤東成為黨主席,但運動亦造成諸多冤假錯案,大量人員遭迫害而死。

立﹕這種專注權力的傳統,又是怎樣來的?

「毛澤東﹕暴力的超級工程師」

方﹕我認為與毛澤東關係密切。

在 1920、30 年代,中國非常窮,到處都是乾旱、水災、飢荒、戰爭和土匪。暴力處處。面對這樣的形勢,毛澤東必須問﹕我怎樣取得權力?怎樣使用它?怎樣統一並掌控中國?(而他的答案之一就是「暴力」。)他很懂得「暴力」,懂得如何冷酷而理智地使用它。當然不是為了甚麼美好目的,但若毛澤東不是有這能力,他無法在 1949 年贏得中國。在(我的著作)《戰火中國 (China at War)》,我稱毛澤東為「暴力的超級工程師 (a supreme engineer of violence)」。

立﹕你提到中共的能力之一是自我學習。確實,中共在過去百年因應時勢不斷轉變,其變化幅度之大和密,比世界各地許多政黨都要多。為甚麼它有這樣的能力?

方﹕我認為,一方面這是體制上的。共產黨有很多人是學者,我認為黨內有不少思考正持續進行。

此外,這亦與他們過去的沉重有關。當你很窮,而且沒有權力,你必須努力思考自己要怎樣做。如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便是透過反覆嘗試,尋找各種可行方法。「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9]。有效的事情就幹,無效的事情就不幹。中共一直都是這樣活過來。我認為他們能夠靈活變革,與這種態度有關。

[9]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由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原作,經多人修改,最終由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審定的一篇文章,於 1978 年 5 月刊登,被視為鄧小平主導的「撥亂反正」的重要部分。

「真正讓我意外的,是習近平重返強人政治」

立﹕那過去中共有沒有一些轉變,是連你都感到意外的?

方﹕好問題。由於我一直身在這個領域,對大多事情我都不會感到驚訝。比如說,我(在 1989 年六四前)是感覺到天安門事件將會發生的。你可以看到那災難正來臨。它很可怕,但並不意外。同樣,我對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的轉變也不感到意外。

真正讓我意外的,是習近平重返強人政治。這可能只是因為我笨——若你舉目張望,見到有普京(這類領袖),這現象其實是合理的。

只是我曾估計(中共)會繼續實行集體領導制。

立﹕為甚麼你曾以為集體領導制會繼續運行?

方﹕因為我認為這是合理的。在革命與動盪的時候,以「個人魅力」主導的政治是有效的;但在穩定的時代,我認為它有壞處,例如貪污等。

更何況以個人魅力主導政治也不容易。要獲得好像毛澤東和鄧小平那樣的魅力,你需要有歷練,比如參加過革命並取得成功。對 2000 年後的新世代而言,我認為有規有矩的政治更加合理。鄧少平那時候就是嘗試設計更有規範的政治﹕定期開會、避免有人能全面掌權、實行集體協商、集體領導。

「中共的設計本身目的在於奪權、搞革命…設計它的人從未想過會存續下去」

立﹕有說法認為,習近平是因為看到中共面對許多時代挑戰,才透過集權嘗試維持黨的領導。那你認為他做得對嗎?

方﹕歷史學家不預測未來(笑)。不過我可以提供兩方面的答案﹕其一是,習近平嘗試取得更多個人權力、做「獨腳戲」,會製造更多內部敵人,而這些敵人可能會反咬他。這得看他明年打算怎樣做(習近平的第二任期將在 2022 年 11 月結束,但由於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已被廢除,他也可能連任)。

其二是,中國現在整個(政治)系統仍然相對不穩定。德、法、美、日本,甚至印度,他們的政治制度都非常穩定。然而中共的設計本身目的在於奪權、搞革命,用暴力推翻固有體制;設計它的人從未想過會存續下去。列寧的觀點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後將會走向下一階段,國家與黨都會走向消亡 (withering away)。

然而中共今日仍在,而以革命主導的它,還沒自我調整到能夠進行穩定管治。

所以我的答案是﹕我大概理解習近平想幹甚麼,但他真正面對的問題是﹕該如何為中國創造一個穩定的、能存續千百年的政府?

立﹕我想,這大概就是為甚麼中共明明已經當權,但它仍經常提到搞革命和打壓反革命的人。可以請你再講講中共的哪部份設計令它不適合長期統治嗎?

方﹕我認為有幾方面令它不穩定。首先,它嘗試廣泛招攬黨員。它不是一個小黨,而是一個非常大的政黨,(若要長期統治)你需要一個自下而上、容納地方自治的體制,然而這有關權力。中國太大、太複雜、太有趣了,(當權者)想要求「你們一定要怎樣怎樣」,那是不會成功的。

此外,政、商、軍的權力關係亦要穩定。我認為,管治穩定的條件是要讓人心裡有數 (predictable) ,也就是讓人能夠預估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當然,(政策)可以改,但你(民眾)仍要對自己的財產有安全感。例如你今日(在共產黨的管治下)會看到馬雲那種事。這些問題也要解決。

更大問題是如何設計一套權力繼承系統。你知道,在民主國家,權力承繼是可以很順暢的,這省卻了許多麻煩。

我們目前還未知道習近平如何交棒。不過我可以講一個例子﹕在印度,暴力的印巴分治(1947 年)之後,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成為強勢的領袖(首任印度總理)。他在 1964 年死去。之後人人都很好奇,印度事態將如何發展。就在這時,印度總統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他只是名義上的,沒有實權——致電內政部長 (Gulzarilal Nanda) 說﹕現在你就是(臨時)新總理,然後你會舉行選舉,選出繼任人,軍隊和司法部門都不會干預。在這些歷史性的關鍵時刻,你完全無法估計事情會如何發展,而結果全憑當刻的人物做了甚麼選擇。你只能期望他的選擇正確。

「如果歷史教曉我們甚麼,那就是中共能夠改變、亦會改變,而且還變得很深、很快」

立﹕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entury in Ten Lives 中提到,中共還有最少兩套傳統,一套是「自由共產主義傳統 (liberal Communist tradition)」(認為中國需要共產黨幫助進行變革,但同時認同知識與道德自主、權力去中心化及容納人民批評聲音),另一套是「世界主義傳統 (Cosmopolitan tradition)」(支持國際團結,主張「全球夢」多於「中國夢」)。只是這兩套傳統現在陷於沉寂。

首先可以請你解釋一下這兩套傳統嗎?又為甚麼,它們沒有在這百年發展成為中共主流?

方﹕本書想說的是,習近平代表的中共,亦即中央集權的強人政治,並不是中共的必然。回顧中共歷史,它確實是有其他傳統的。比如說,中共有過富人道主義的(自由共產主義)傳統,在這傳統下知識份子可以批評(中共)、也有責任批評。我認為王元化就屬於這套傳統。1949 年後、甚至 1989 年後,中共都有不少這類人。

國際(世界主義傳統)方面,現在的中共非常強調國族主義,以至它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國際面向。荷蘭人馬林 (Maring) 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就對全球共產主義很感興趣。我認為毛澤東後來消除了這一面向,但這種國際意識在 1980 年代鄧小平時期又再出現。過去的共產黨比現在遠遠更加國際化,而它亦對世界許多地方都有影響,例如毛主義就確實啟發過許多歐洲青年。

還有一點﹕在 20、30、40 年代以至其後,許多人加入中共不只基於(相信其)意識形態,亦有理想主義的成份。很多人加入中共,真的願意為之犧牲生命,因此我認為它也擁有理想主義的元素。對其他人而言可能中共還有其他傳統,例如軍事傳統等。

立﹕所以,如果說有些人認為,中共百年走到今日習近平專政,是歷史的必然,你不同意?

方﹕如果歷史教曉我們甚麼,那就是中共能夠改變、亦會改變,而且還變得很深、很快。所以我認為歷史沒有終結,就算是習近平的中共亦然。

俄國研究學者與中國研究學者的差異

立﹕你剛才提到,毛主義影響了許多歐洲青年。見證中共發展走向之後,這些青年後來怎麼了?

方﹕(笑)這問題很好。以前,在中國研究領域,有些人是真的因為毛主義而研究中國的。那時候,人們要不就站在美國一方,但美國在越南幹很多壞事;要不就站在蘇聯一方,但蘇聯又在東歐幹很多壞事。毛主義就好像第三條路。這就是為甚麼毛主義在六十年代如此盛行。比如說,它就對法國許多哲學家如傅柯 (Michel Foucault) 影響很大。

這些人後來怎麼了呢?有些人仍繼續堅信(毛主義),並為此而感到尷尬(笑)。他們有些現在仍是中國和歐洲大學的重要歷史學家。另一些人則背棄了它(笑)。

這樣說吧,中國研究與俄國研究之間有一點很有趣的差異﹕俄國研究的歷史學家、政治科學家,大多都是反俄的。他們反對蘇聯,亦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站在正確一方。至於中國研究,人們很不一樣、很多人仍希望中國某程度上會成功。而中國在 90 年代、00 年代,也確實成功過……只是現在,習近平治下,這問題複雜得多。現在的中國不是那些人想要的中國。

對啊,他們正為此而掙扎,在思索﹕面對今日的情況,我們該怎麼辦。我們這本書某程度上也是一種掙扎(笑)。

「我希望中國會變好」

立﹕你以前又是怎麼看中國的?

方﹕我想……我們希望中國成功。因為我們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那真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在 1986 年。它真的十分貧窮。而且社會繃緊,人們連話都不能好好說。所以,當我們看到中國開放,看到這一切改變,那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我說,我希望中國會變好……沒有人希望中國壞的。我第一次去台灣是在 1983 年。當時台灣仍在戒嚴。人們相對(於中國)比較富有,但那裡仍是一個惡劣的地方。然而她變得很快,就在大約 5 年後。(台灣於 1987 年解嚴。)我覺得,這樣的事情也有可能(在中國)發生。

當然我也知道,台灣的問題容易些,因為它是個小地方。中國是個超級大國 (superpower)。當超級大國是很難的。你看美國在 40、50 年代成為超級大國,那時候他們也有很多問題,種族歧視與暴力等。後來才有約翰・甘迺迪推動民權等等事情。我真的認為——也希望——中國也會這樣。

中國有一點與往日很不相同,那就是很多人現在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人們入讀優秀的大學,很聰明、很勤力,知道的世界大事比許多人多,他們也很有趣……我衷心希望,他們能夠找到讓中國變好的方法。

文/莫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