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芝時刻 — 溫和泛民被 DQ 的遠因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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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推遲大選一年,選舉主任則取消了 12 個候選人的提名資格。其中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和會計界梁繼昌竟然被 DQ,大概最令反對派不同板塊難以消化。這麼一出手,「35+」和「議會攬炒」這兩粒望梅止渴的梅,馬上崩潰腐爛,策略和士氣亦即時進入真空。

以上這兩下重手的意義和影響,至今仍未被解讀和消化。DQ 楊岳橋的即時意義,是香港政治界仕途和產業鏈的馬上崩潰。公民黨作為傳統泛民大黨,如今亦被摘下,也許是北京要傳達「游說外國即死罪」的新習慣法,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結果說明「楊岳橋路線」將成絕響。以後沒人能成為楊岳橋,以專業、溫和、依循議會自由派路徑,進入議會,達成階級流動、影響政治的可能性,已經被判死刑。主權移交之前,司徒華曾經擔憂支聯會將被解散,一班領袖會被收監。事情沒有發生,因為上一個大政策,是需要花瓶和擺設。

立法機構的有限度反對,本來就被接受,也是要演給外國看,看這個制度夠西式了吧?對外這是演給世界看,好令「改革開放」的大局繼續,中國與世界繼續水乳交融;對內這是安定香港人心,即使「愛國不愛黨」,在政治界還是可以有一席之位。可以選舉,然後議員助理、黨工、外圍支持者,俱得其所哉。看著劉慧卿或楊岳橋,也是上一個年代社運人士會想,自己若果夠幸運,也可以成為他們,一個月拿十萬薪金,還有津貼、有事會有記者來訪問、甚至北京也可能會跟你商談港事。

這是安定時期香港社運界一個普遍奮鬥目標。學聯 — 社運 — 議員助理 — 議員,這條產業鏈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安全感,令香港人自身也覺得,還是可以參與體制。體制有「合法性」,不由法律賦予,而是各種板塊欲罷不能地參與體制的結果。等於考科舉。每屆中舉的只是極少數,但天下億萬儒生對政權開放的遐想,才是制度真正的政治影響力。當儒生有一個「早晚我也有份參與管治」的想法,平時就會自覺維護秩序。

所以過去一年真正被遺漏的歷史細節,不是誰人去過外國游說、說了甚麼,這些全世界的網絡都有記載,而是北京也許有一個時刻,痴痴地等待自己「寬容開恩」而培育的忠誠反對派,站出來說話、動員反對街頭出現的騷動和大規模違法。當然選舉權是天賦人權,但這是我們的想法。中國的傳統,是皇帝授權的傳統。在自由貿易、自由主義思想在歐美高唱入雲的時候,大清皇帝給你一口通商,這是嘉惠遠人,恩賜你的,不是你本來就有權在中國做生意。「參政權」也一樣,正如那句「你們(泛民)能活著,已顯出中央的包容」。當權者認為給了你權利,你也該投桃報李,自覺維護社會繁榮穩定,你們是社會賢達嘛。

結果沒有發生,或者他不滿意表現。於是轉念一想,剝奪你政治權利就合情合理。當然這只是單方面要求。對於自由派社會賢達而言,情況早就改變。司徒華已經不在,沒有人具備充份政治權威出來一錘定音,像六四之後那樣「叫停三罷」;而多年來的普選延遲,溫和派已經被人民狙擊到焦頭爛額,進退維谷,再出來維穩只是找死,同樣可能在選舉失去議席。民主黨入中聯辦談判之後跌票,已經說明選民的屁股摸不得;至於守法主義和法律迷信,自「佔中倡議」違法達義之後,已經開始鬆動;網絡發達,民眾啟蒙日深,不是誰人想叫停就能叫停。當然特區政府也完美操作,導致民間對抗一發不可收拾。

於是最終結果,就是中國越來越覺得,香港英殖以來發展的公民社會,在關鍵時間沒有發揮穩定大局的作用,那麼留著給你們自己快慰,就只有香港人自己高興。於是就動手拆毀流動階梯。這最終也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正如當初如果沒有 2016 年的 DQ,開始有人無法參與體制,乾脆放棄「有得參與政治」的幻想,力量便轉到街頭,否則反送中也不會爆到如此激烈。如果連楊岳橋都沒有,維持超穩定結構就更加困難;越來越少人以議會作為奮鬥目標,香港只會越來越亂,越來越加速。或者因為困難,所以乾脆不做,所謂破罐破摔,拋棄過去的操作。

最後一個因素,是北京或者香港的流官最難理解,即感情因素。歷經集體創傷,忠誠反對派只會越來越走向反對,而不是忠誠那一邊。在某些時刻,痛楚戰勝了理智。局勢一日千里,令本來溫吞的人,也一度戰勝了角色設定。李安談《色,戒》,曾說過王佳芝這個角色,有相當的存在主義調性。她本來的角色設定,是愛國志士,要去刺殺漢奸;但與易先生互動越深,她也許發現自己的角色,只是王力宏飾演的那班愛國書生所賦予,她自己是怎樣的呢?真正的王佳芝,是在易先生懷中後天形成。她發現真實的感情,勝過單方面的理性和主義。

於是在暗殺現場,她忍不住背叛了國家,但那一刻卻似乎找到自己真實的存在。如果要總結反送中的最大成果,也許不是街頭衝破了甚麼,而是向來理性、大格局、好問「之後又如何?」的社會賢達,也突然沉默了,或者不敢,或者不忍出來說句「公道話」,而衝動地、後天地發現自己真正的屬性。這種突然發現,也許招致巨大的報復,但勝過自身,等於勝過世界。歷史將記下這場屬靈也屬世的險勝。在歷史的單行道,有時不阻路已經是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