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辯論之死】專題第二篇，先閱讀首篇：被消失的敏感辯題 —「香港不再是理想家園」 國安法下，辯論比賽還能談甚麼？
辯題無聲死去，辯論員、教練、賽會自我噤聲；活在國安法的恐懼下，辯論應走向何方？
《立場》邀請兩位來自不同年代的辯員，辯論「國安法下，辯論比賽自設紅線是無可避免」。
正方辯員說：我已選擇妥協。反方辯員說：我想大聲說話。
「自設紅線，至少可以在有限空間內，繼續自由辯論」，身兼辯論教練、辯論雜誌《主線》創辦人的陳麒匡說，寧可在制度內掙扎。
「自我閹割，就沒有自由討論的風氣，無人再敢抵抗白色恐怖。」大學生辯論員羅子維害怕一退再退，最終淪為什麼都不能討論。
生於不同年代的兩位辯員，共通點是熱愛辯論，同樣因辯論而希望成為老師，同樣拼命捍衛辯論的最後一點自由。
但他們明瞭，辯論不止是反映香港現況的縮影，而是有如眾多遭閹割、打壓或審查的事物一樣，自《國安法》實施那夜起，便急速崩壞墜落。
《立場》邀請兩位來自不同年代的辯員辯論「國安法下，辯論比賽自設紅線是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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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制度內掙扎
正方辯員陳麒匡說，作為辯論教練，希望保護學生。
「辯界其實一直處於不活躍，甚至可以說是一池死水去形容；打來打去都係嗰啲辯題，十年前打紅燈區，今時今日都係打紅燈區。」
可幸的是，近年很多有心人想改革辯界，「但正正遇着國安法，剛剛走上坡又要走下坡。」
陳麒匡說，自己一直想「拯救」辯論，於是他與一眾辯員成立關於辯論的自媒體《主線》，想在有限的空間內傳承辯論、在比賽以外體現辯論，如透過撰寫賽評、討論辯技、訪問辯員，讓更多人認識辯論。
縱有如此心志，他說，自設紅線仍是無可避免，國安法律在前，他只能妥協。
「有官員說『你不要想條紅線喺邊，總之你要避開條紅線』，一聽有小小荒謬，但他又真的無可能告訴你紅線喺邊。如果這是政權覺得對付我們的最好工具，我哋就要小心啲。」
陳麒匡說，自己一直想「拯救」辯論，於是他與一眾辯員成立屬於辯論的自媒體《主線》，想在有限的空間內傳承辯論、在比賽以外體現辯論。
陳麒匡再說，不想因為一場辯論比賽，令學生分分鐘身陷囹圄，他形容是無可奈何，「責任不單在於我，如果我鼓勵了學生、我的隊員去說（違法）的話，就要一起捱、一起揹。」
另一無奈是，他一方面要教學生辯論，但又要告訴學生，「即使繼續參與這個活動，得著未必如以前那麼豐富，因為我已經不能傾囊相授。」
但陳麒匡未感悲觀，他相信仍可在制度內掙扎。
他為自己的觀點鋪陳理據：不打政治辯題，還有很多議題值得探討，近至娛樂新聞、生活小事，遠至價值哲學、國際議題，例如「譚仔好食啲定三哥好食啲」、「鍾培生同林作邊個更適合做男朋友」，都是辯論。
「可能我個人過份樂觀，摸紅線係必要，但係咪要摸到變洗腦，或完全唔探討某些東西？ 如果冇人嘗試喺收窄嘅地方繼續堅守，就唔係多與少的問題，係有冇的問題。」
陳麒匡說，不想因為一場辯論比賽，令學生分分鐘身陷囹圄，「責任不單在於我，如果我鼓勵了學生、我的隊員去說（違法）的話，就要一起捱、一起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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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大聲說話」
反方辯員羅子維說，作為辯員，只想「大聲說話」。
羅子維是前中大學生會內閣「朔夜」的外務副會長，上任不足一日，在校方施加壓力下全體辭職。
「經過咗咁多嘅辯論之後，我說服咗自己，所以今年上莊係一個理性決定。」這是他參選學生會前說。在作出多個人生決定前，他習慣與自己辯論一番，升大學選科是，上莊亦然。
對於香港，他曾說要有「賤民的希望」，對辯論如是。
「其實每個人都一定有一條紅線，對不對？講到香港前途問題、民族主義問題，沒人夠膽說清楚，或者沒人夠膽說。這條紅線是存在，但辯論上我覺得不應該有紅線，不應該有底線。」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內閣「朔夜」凌晨於校內見記者回應遭封殺事件。(立場新聞圖片，Peter Wong 攝）
羅子維剛升讀大學時修讀通識教育，因為辯論，他曾經的志願是成為通識教師，希望藉機「名正言順」帶辯論隊，希望教學生批判思考。如今，通識科也遭「閹割」被「正名」。
後來羅子維轉修政治及行政，因政治學同樣需要辯論。他舉例特朗普、拜登的美國大選辯論，認為政治與辯論本來密不可分，「佢（辯論）幫到我讀政治，而讀政治都幫到我打辯論。」
羅子維反對為辯論自設紅線，原因是擔心一旦無法討論政制，下一步或連政策、民生議題也陸續被禁，又可能下一步，連思想、價值有關的辯題，也會被消失。
「連自由和民主哪一個較重要、平等和自由哪一個較重要，那麼抽象離地的辯題可能也討論不了，辯論還能教導別人什麼？如果只能討論叮噹和蠟筆小新哪一個較有趣，是否仍能做到培養思辯的成效？」
對羅子維而言，辯論不止於賽場上唇槍舌劍，而是準備過程中教練、教師傾囊相授，講求學生對教練的信任。比賽以外，辯論隊是教練與學生促膝長談、交流何謂思辯與批判的空間。
羅子維認為辯論如「粉紅色泡泡」般美好，容許抽離地討論：賽場上，辯員根據題目及站方發言，辯員本身無須同意該立場，而是基於一些邏輯和理論，說服別人「這個立場是合理」。
「（萬一被指違法）至少你可以同法官講，你咁啱抽某一條辯題嘅某一個站方，唔代表你完全認同呢個站方嘅理念，係為咗想贏先要咁講。」
但羅子維也深明，如此抗辯，只算得上「尚算可以嘅藉口」。
羅子維認為辯論如「粉紅色泡泡」般美好，容許抽離地討論，「（萬一被指違法）至少你可以同法官講，你咁啱抽某一條辯題嘅某一個站方，唔代表你完全認同呢個站方嘅理念，係為咗想贏先要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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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見光的辯論
城內的人都在「摸紅線」。
羅子維相信，光照不到的地方仍能種花，他又相信，辯論活動將轉至「地下化」。
「即使紅線無所不用其極監控我們，但我們仍可透過地下化傳承自由討論的風氣和精神。我相信辯界可能會死，但辯論不會死。」
沒有錄影、沒有觀眾，也沒有頒獎典禮，但至少他們能說想說的話，討論想討論的議題。
這是羅子維預計的唯一出路。
「悲觀地說，公開比賽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是沒可能，政策議題也會慢慢不能說，價值辯論也慢慢不能說。但我相信公民社會，不會那麼快想辯論死，唯有用其他方式延續這個火種。」
陳麒匡則認為，辯論只是一個受紅線影響的「子範疇」，「而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大範疇，方方面面都受到限制。」
他認為辯論不是香港的縮影，因為被紅線所纏的大大小小影子，早已重疊。
事實上，學界辯論近年啟發不少學子，中學生有機會參與立法會模擬辯論，也可參與大律師公會的模擬法庭比賽。數年過去，有人從政、有人投身法律界。
「以前辯論是這樣的階梯去上，現在就是上層先開始崩壞，做律師都不能這樣說，做議員都不能辯論，這其實就是上而下的倒退。 」
年初被控違返國安法的民主派初選 47 人，當中多名為立法會議員，亦有人為律師；而獲准保釋的 11 名被告中，所有人均被禁以任何方式發放或轉載任何有合理理由被視為危害國安的言論及行為。
記者問，直至哪一刻會放棄辯論？
「當粵語辯論變成禁忌，只係得返官方機構有權去舉辦，決定邊個可以參賽，咁我唯有停低。」陳麒匡說。
羅子維說，沒有想過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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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辯論結束，正方、反方兩位辯員爭論一番後，握過手，沒有輸贏。
記者問，有否想過討論「國安法下，辯論比賽自設紅線是無可避免」題目也可能踩到紅線？
卸下站方，二人變得一致，甘願成為「摸紅線」的人。
陳麒匡說，同意自設紅線不等於不斷畏縮，也不等於甚麼都不會嘗試，「如果以一個辯論員身分，去討論害不害怕紅線，都已經是掂到紅線，咁我都無悔做了這個訪問，當是為辯界摸索多一條紅線。」
試下踏前一步，看看碰到紅線沒；如果到了便退後，這是他的方法。他認為仍有這個空間存在時，都不該吝嗇踏出那半步或者一步。
「其實會否踏到紅線是很曖昩。」羅子維說，當未有人實際告知說什麼、做什麼等同違反國安法，「Why not？在討論辯題時告訴你的對手，我想打這條辯題；告訴他們，我仍想說這些東西。」
他依然相信，如果每人都可以堅守這一種態度，辯論界不會那麼快變成一潭死水。
也許香港如是。
「未告訴你紅線已到，便先做；不到紅線頂、或者未確定到紅線，便先說。」
文／莫泳浵
攝／Oiyan 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