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生而有「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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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下午在 Clubhouse 閒聊,讓我想起了自己博士研究的一些相關(雖然不是研究範圍和題目),也想起大約半年前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文章是一位很本土的新移民寫的,內容倒不是重點,只是在文中,他提及為自己的內地出生總感到有所愧疚,更因為「自己的媽媽是苗族人這種原罪」。

看到「身為苗族人是一種原罪」這句話,我當下就愣了一愣,更詫異這種匪夷所思的觀念究竟是怎麼來的,在大漢族主義的中國,苗族明明歷來是被壓迫被屠戮的弱勢群體,何來「原罪」一說?明明該有原罪的,是強佔他人土地,奪取他人生命,摧殘他人文明與自尊的漢族人啊。

說起苗族,有人說他們是「中國的猶太人」,我認為應該更精確地說是「尚未復國的猶太人」。千年以來,苗族人的歷史是遷徙流散的歷史,從黃河以南不斷往西往南遷徙,直至定居在中國西南的大山中,甚至繼續南下散播至東南亞,乃至大洋彼岸的歐美各國,但無論去到何方,他們都只是寄居者,而他們的故鄉不僅不再屬於他們,甚至更遺落在歷史的長河中。

所以如果你問苗族究竟從何而來,他們也無信史可考,只有遙遠到更像是神話的蚩尤大戰黃帝的傳說,以及一個循環往復的惡夢:被漢族奴役壓迫 — 起義 — 起義被鎮壓,人民被屠殺 — 逃往帝國更偏遠的地方。他們的史詩所記述的是關於失落:他們的土地失落了,曾經的榮譽失落了,歷史失落了,連文字失落了,而這份關於失落的漂泊記憶,正是來自於漢族千年以來的侵佔、屠戮和壓迫。

雖然我的研究是關於歷史,但在田野調查和採訪中,也深深感受到他們當下的慘狀。這不只是從只有種植菸草才能達到家庭年收入一萬元、本地兒童的失學率、本地中學從 49 年初的省級中學級別一路下降到今日的鄉鎮級別……這些量化數據中才能捕捉到的。而是從我接觸、採訪的苗族人的眼神中讀到的,在那靦腆怯怯的微笑背後,是已經濃得化不開的,被太多苦難,太沉重的不幸壓垮的隱忍與無望,如果再往深處探究一下,就是深不見底的黑洞,只有在尋常的酗酒喝醉之後,搖搖晃晃的步伐與胡言亂語和訕笑才會透露出絕望和自棄的氣息。就算是熟讀歷史,也無法明白是怎樣漫長的痛苦折磨,才能讓人連「無語問蒼天」的意欲都被磨沒了,就這麼攤平在稀爛的命運裡。

其實就算熟讀歷史也無法明白,也是正常的。因為我們讀到的歷史,是漢族人寫就的。甚至就連「苗」這個稱呼也是漢族人對苗族人的蔑稱,卻正兒八經地被用來命名苗族人。苗族作為一個非常多元廣闊的族群,最廣為人知的分類是「生苗」和「熟苗」,「生」即是指沒有被漢人同化的苗族,「熟」即是指被漢人同化的苗族。而之後就算是沒那麼帶歧視性的「白苗」「花苗」等,也不過是根據觀察到的特徵所進行的分類。可以說,對於自己的身分文化認同,苗族從來沒有話語權,也並非建立在自己的歷史脈絡之下,而是作為被漢族所征服的「蠻夷」而被定義劃分。

所以,我想,這正是「原罪的恥感」的來源。沒有自己的話語權,沒有自己的身分論述,他們在暴力之下臣服於大漢族的論述,並內化了身為「蠻夷」的邊緣身分,並為自己這樣卑微污穢的存在而感到羞愧。「原罪」是因為長期以來貫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算是在自己的屋簷底下,苗族人也本分地內化了「自己只是客人,借住在漢人恩澤之下」的意識。或許用「原罪」這樣的詞還是少見,在和苗族人的談話中,更多會聽見的是「我們苗族人就是笨」、「我們苗族人就是不如漢人」這樣的「奉承」,無論他們這麼說是出自內心還是為了討好我這個漢族人,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當我越是接觸苗族人,卻越是感到一堵看不見的高牆在我們中間,在高牆的那一邊,他們因為莫須有的原罪感而卑微著,在高牆的這一邊,我感到作為一個漢族人,面對他們就背負著難以償還的深深的原罪,這種罪孽太深長,任何善意的舉動都無法彌補。這,或許是最深刻在我內心深處的身分政治。

但其實這種命運並非不可顛覆的,我研究的傳教士在一百多年前第一次見到苗族人的時候,也用過類似「絕望」和「自棄」這樣的字眼,但他的傳教工作是一場革命,他,以及他之後的傳教士,更重要的是苗族人自己在山坳裡建立了一個自治自強的社區。那段日子或許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初,卻成了邊陲之地的福音,在那裡苗族人普及教育和醫療、移風易俗、推廣運動和衛生,改良社會風氣,更透過「教會 — 學校」社區體系,培養了不少苗族菁英,並繼續回饋苗族社群。儘管他們還是窮得光腳丫子,但他們的眼裡有了從來沒有過的,希望與自尊。

當然,這一切在 49 年之後都被打回原形。然而那些經歷過這復興之光的老苗族人,都忍不住在訪談時質問我,為什麼?為什麼苗族那麼苦?為什麼苗族只是想有尊嚴地過好自己的日子,都不被允許?為什麼苗族人只能這樣活著?

其實在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對他們說,身為一個漢族人,儘管我無法完全明白他們的痛苦,但也有一部分相通之處。事實上,這不僅發生在苗族身上,也發生在藏族、維吾爾族的身上,更發生在大大小小在冊或者不在冊的少數民族身上,同樣發生在文化上的邊緣族群的身上。對於大中華帝國來說,他們要的不只是你們的土地,你們的臣服,要的是你們的靈魂、記憶與自尊,這樣他才能確保你們不會圖謀不軌,只會心懷原罪在地上吃著主子扔下的零碎。

這兩年,這種感知對我來說似乎變得越來越現實,帝國以趾高氣揚睥睨眾生的姿態,肆意踐踏著「邊陲漁村」。從「漁村論」開始,所謂「東方之珠」的過去、當下和未來的記憶都在被國家「正確的政治記憶」所取代,無論是東江水,九七金融風暴,直到對當下「廢青」發起的數次社會運動的詮釋,都是在試圖抹煞屬於香港人的記憶,而以另一套「蠻族」的論述取而代之,直到內化至香港人亦心甘情願地以「漁村蠻族」自居,帶著原罪的恥感,臣服在天朝大國的腳下。

我這樣寫,無意是高傲而魯莽地將香港代入到苗族的苦難敘事中,去自我憐惜。這兩者是不可比的。始終香港比之其他中國的少數族群,絕對是一個異形,它沒有漫長的被壓迫史,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面,甚至直至今日,都是擁有數之不盡的優勢和特權。而且不客氣地說,除了在面對中共的社會主義鐵拳之外,同樣身為漢族的香港人,對其他少數族裔也同樣抱有大漢族主義的心態。只不過在帝國的利益和穩定前面,都不值一提,只能說中共對任何讓他們覺得懷有二心的邊緣族群,都是一樣的格殺勿論,無論是新疆、西藏、苗族還是香港。問題是,在別人的歷史悲劇面前,我們能學到什麼功課?

這一年的香港也走上了離散之路,是否除了帶著原罪活下去和移民,就沒有其他出路了呢?屬於港人的身分、記憶、歷史和尊嚴,又該寄託在何處?至少我想,改變可以從一件事開始,那就是不再視自己背負著某種原罪,也不再視另一些族群背負著原罪。這幾年發生在香港的巨變,其實正證明沒有任何的特權與優勢能使人免於被壓迫,不過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的道理。「沒有任何人,任何一個族群,任何一種文化,生而就帶有原罪」,這種意識的植根,是顛覆那個最愛給自己看不順眼的任何族群和個人冠上「原罪」的政權最堅實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