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萊特: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據朱生豪譯本)
有沒有看過莎士比亞的戲劇，都一定知道這句名言。這句舞台上的獨白，這個存在問題，想不到對我們香港人是如此有意思：「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我們當然不至於面對死與生的抉擇問題，但從去年至今香港的大變讓我們面對自身的存在問題 : 香港死了，我們繼續還要留下來抗爭？忍氣呑聲接受打壓命運？還是離開這家園避秦而去？
我在這系列文章第一篇已經説過，我們的存在危機是因為香港政治局勢而出現的。疫症之下，身體不自由，一年半載應可解決，但精神不自由便要很長時間才有轉機，甚至可能在我有生之年也看不到。
故此，留下或離開，這就是我們當下的存在問題。不過，留或不留，我們都是流亡人。
「鄧寇克大撤退」（立場新聞圖片）
我們這批在 1949 年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不知道戰爭殘酷的苦難，不理解離鄉別井的悲哀。但與我們同時在香港的有大批中國人從大陸逃難而來，他們經過的是從抗日戰爭到內戰的長年戰亂苦難，朝不保夕，生命隨時受威脅，逃離家園，流亡出來。在那大時代，無數人都面臨存在的抉擇，留下來迎接新中國共產烏托邦神話？跟國民黨搬遷到台灣？逃亡到海外做難民或移民？或者來這個英國殖民地苟且偷生？結果，不少民眾，商人，廠家和知識分子選擇了來香港，一個有自由法治但沒有民主的地方。
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唐君毅老師便是其中一個。和很多流亡來港的知識分子一樣，從不以香港為家，來此只不過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大陸和台灣都是極權統治，不尊重人權，封殺思想的地方。對比之下，香港是放任自由，經濟為先，政治次要，可以批評共產黨和國民黨，也可以容許知識分子在此思考和創作。是以暫寄居此地，盼望中國能夠撥亂反正，早日回歸祖國故鄉。可惜事與願違，政治局勢沒有變好，只好接受流亡學者的身分，歸國無望。1961 年唐先生在《祖國週刋》的〈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很清楚的道出當時在香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涼心態。唐先生認為當時的中國，政治，文化和道德已解體。他説: 「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
新亞書院是新儒家學說及思想的重鎮。（資料圖片）
這種飄零感反映在他寄居之地的看法: 「香港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胄，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唐先生是指香港不是中國，不能也不會產生任何歸屬感。他的身分是「中國文化人」。是以唐先生和他一輩留港的知識分子，心中沒有香港這地方，不關心此地民主和文化情況和發展。他和錢穆等創辦新亞書院，是守著中國文化，放眼世界，最終是回顧中國，香港不在他們的眼中。後來牟宗三先生也曾説：「香港與我，互不存在。」
唐先生看不出有任何出路。對共產黨摧殘中國文化感覺絕望和無奈。既然外在世界我們沒辦法改變，只有轉回自己的內在意識，肯定我們的自身價值，他提出的「靈根自植」就是要保存我們生命存在價值之根源，固守其道。唐先生所指的當然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重新理解和宏揚中國文化精神，這就是唐先生一生工作的抱負。「由對我們所依所根以存在者之自覺，而我之生命存在即通接於我之祖宗民族丶與歷史文化丶禮俗風習。如此探本溯源尚可通接至我們生命所依所根之天心與自然宇宙。我們欲保此天心之不搖落，自然宇宙之不毁滅，亦是保守。」他和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 1958 年共撰的《中國文化與世界》的宣言，成為新儒家的經典，向世界宣示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和價值。簡單的説，流亡海外「花果飄零」是外在問題，只要我們能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在我們意識之中，我們的存在便有所依據，在世界那一處生活都沒問題。唐先生終其一生都在香港渡過，在所有主要的著作確定這「保守」根基，然而，他再沒有機會重回故鄉，老死於香港。
唐君毅銅像，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作者拍攝)
我唸大學時有幸上過唐先生的課，受他的宏大哲學和文化思想感染，雖然在課堂上從不聽懂他的四川國語，但深深佩服他的學問與人格。十分可惜，我並沒有接受他的「花果飄零」想法，也不受新儒家影響。新儒家影響海外華人和西方學界很大，但在香港似乎並沒有得到重視。因為這理論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並無直接關係。我不能感受他對中國文化淪亡的切膚之痛，因為我是香港人。
我提唐先生「花果飄零」的理論，是想對比他們在 1949 年前後，抉擇於離或不離開大陸的困境，和我們現在香港留或不留的矛盾。唐先生那一代要面對即將滅亡的中國文化而做選擇，我們是體驗香港在眼前死亡而作的反思考慮。
70 年的相隔令我們的危機處境不一樣。1949 年大陸是戰火蹂躪下的地方，生命財產沒有保障，一切都在混亂之中。2019 年的運動是港共政府一手做成，下半年的抗爭暴力是警暴和謊言的結果。今年國安法是埋葬「一國兩制」的最後一著。七月之後，香港表面平靜，遊行示威沒有了。吊詭的是，政府吹噓香港似已恢復「正常」，「馬照跑，舞照跳」，「繁榮穩定」肯定再次在香港出現。毋庸置疑，這只是假象，香港一去不復返植根在無數港人心中，也是無數港人希望離開的原因。對當權者的獨裁專制絕對失望，對警暴的控訴漠視而無奈，對香港固有的規矩，價值，意義全部顛倒而悲痛。這些事情都在過去一年多眼前發生。我身邊不同階層，不分男女老幼，知識分子或普遍市民都有這共同悲情。這正是前輩李怡先生所言之「香港覺醒」，他説：「二〇一九，必將記載於歷史上。這一年，香港覺醒。是近二百年歷史中里程碑式的覺醒。有些突然，但也由來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覺醒，一代人，會延續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的覺醒。從此，香港走上一條不歸路。再不會回頭。」在他這本書中，詳細分析和反思這一年的運動，解釋覺醒的意義。我不需在此多説。
我們覺醒了，但又如何？還得要面對自己和世界，也要繼續生活下去。這個覺醒了的「我們」是什麼？與唐先生不一樣，他沒有身分問題，從出生到死亡從未懷疑過他是真正的中國人，他「覺醒」的是共產黨將傳統中國文化摧毀了。我們同樣「覺醒」的是「香港」被極權謀殺了。唐先生將中國傳統文化最美好的價值內化在自我意識之中，是以「靈根自植」，自覺永遠是真正的中國人，到世界哪一個角落生活都是一樣。我們肯定自己的身分嗎？什麼是「香港人」？毫無疑問，在香港出生的人，從來就是在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文化中成長，過的是中西合璧的生活。自由和法治是理所當然，大部分人都不需要關心如何保衛這些核心價值。當然爭取民主運動遠在80 年代開始，雖然努力但成果不高，最後也以為《基本法》會將民主真正帶到香港。到 97 之後，香港的核心價值慢慢地被蠶食，民主運動變得毫無意義，直到今年完全喪失了，一切都是虛假的承諾。在這死亡過程裡，我們突然發現到我們賴以存在的價值和信念也在毁滅中，原來「香港」對我們是這麼重要。所以有以百萬計的香港人起而反抗，盼望能夠拿回應該有的權利。但強權暴政將一切反對聲音和行動鎮壓下來，白色恐怖籠罩全城。
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和唐先生一樣，要為我們的存在重新定位。我們要做「新」的香港人，接受一切政權的安排？還是將憤怒埋下心裡，等待機會爆發出來？或是離開這個地方，到有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寄人籬下，成為新一代的「花果飄零」？或者，到任何可以收容我們的地方，只要有自由，便忘記過去，將「香港」遺忘，將自己和下一代儘快融入當地社會文化？再或者，覺得人類本身對命運不能主宰， 隨遇而安，不用也不需要抉擇，認命吧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一切面對的問題，緣起於逝去的香港，所以我們已成為自覺或不自覺的「流亡」者。
不過我們這批流亡者，和歷史上其他流亡民族不一樣。流亡了兩千年的猶太人，無論在何時何地，受盡折磨苦難，他們仍然堅信以色列是所有猶太人結束流亡的允許地。唐先生的流亡，心中仍然存在一個儒家文化作為歸宿。我們呢？何處是原來的香港，可以安頓我們呢？
我對留或不留，沒有確定和唯一的答案，因為這去留危機最後是每一個人憑藉自己的良心，理性和知識所作出的抉擇，沒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決定。但無論如何，每一個決定是重新界定你的身分。是以回到文章開始莎士比亞的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To be or not to be” 米蘭墳場 (作者拍攝)
參考資料：
唐君毅，《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1975
黃冠閔，「飄零乎？安居乎? — 土地意象與責任意識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八卷，第二期，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