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9月211日讯】星期五晚上很晚，我正要从ABC北京分社的办公室回家，电话铃响了。
电话那端是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Central Cyberspace Affairs Commission）的一名男子。
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但坚持要求ABC的一名中国职员写下他即将要口述的声明。
该名男子告诉我们，我们的报道“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法规，散布谣言和非法有害的信息，危及国家安全并损害了民族自豪感”。
那是2018年8月31日，我自2016年1月起担任ABC驻华分社社长，与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一起工作。
三周前，ABC的网站在中国突然被封，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敦促中国方面给出官方理由。电话打来了，给出了理由。
但是这通电话也标志着另一件事情的开始：三个多月的恐吓，直到我和我的家人被迫离开中国。
他们想让我知道他们在监视
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件事。
离开中国后，我不愿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不想损害ABC在中国的运作，让员工面临风险或威胁到我的继任者、中国分社新社长莎拉·弗格森（Sarah Ferguson）获得前往中国的记者签证的机会。
但是，当博图斯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本月逃离中国时，一切都改变了。
两年前我所经历的一切表明他们对外国记者的行动不仅仅是中国方面所说的针锋相对的报复。
事实是，每一个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都受到监视。但是，在那个星期五晚上的电话之后，对我的活动的跟踪明显增加了。
中国政府希望你知道你被监视了。例如，当我报道新疆维吾尔人被大规模拘留时，ABC报道小组被大约20名安全人员包围，随后有人在午夜敲我们旅馆的房门，并询问我们的日常活动。
但是也有隐藏的网络监视，有时也会被我发现。
一天清晨，我醒来时看到有人远程控制我的电话并访问我的电子邮件帐户。他们搜索并找到了来自纽约活动人士的一封我也在抄送之列的电子邮件，该邮件要求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著名的ABC的“坦克人”视频素材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名录。
该电子邮件处于打开状态，所以我可以看到，我认为这是故意让我知道他们在监视。
我继续正常工作。我强烈感到，在你要调整你的报道以安抚中国当局的那一刻，就是你应该离开的时候。
我们的未来掌握在中国当局的手中
中国当局试图迫使驻华记者对其报道进行自我审查的一种方式是威胁不续签12个月的居住签证。
我预计会遇到麻烦，因此在到期前六周就提交了续签申请。如果一切正常，应该会在10天内获得批准。但我没有得到回应。
取而代之的是，我被中国外交部下令去“喝茶”，这是每个驻华记者都知道的话，是对训斥的委婉说法。
当我进入会议室时，中国政府任命的监视我的人欧阳先生（Mr. Ouyang）和一位谦虚的戴眼镜的中国官僚孙女士（Ms Sun）站在一起。她给我倒了一杯茶。
孙女士的腿上堆着一堆我的报道。她一篇篇翻出来，逐一讲到：“新疆的再教育营！政治处决！监禁劳工活动分子！专家们称习近平是独裁者！！！”每提到一篇报道，她的愤怒就会增加，直到完全被激怒。
会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堪称一场表演。
孙女士声称我侮辱了中国人民和领导层。我反驳说，考虑到ABC网站已在中国被禁，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可能。
这进一步激怒了她，她继续提出更严重的指控：我个人违反了中国法律，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那天我结束会面离开时，我感到自己已经任人宰割。我知道我的未来以及我家人的未来已经掌握在中国当局手中。
我为对中国的任何“负面”报道而被指责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又两次被叫去“喝茶”。会面总是充满怒气，总是由孙女士主持。但是重点扩大了。
我被为ABC在任何平台和任何节目上所做的任何“负面”中国报道而受到指责，特别是《四角方圆》节目对中国干预澳大利亚民主的调查报道。
作为ABC驻华分社社长、负责人，他们认为我应该为这些报道负责。他们认为我是澳大利亚政府任命的，因此可以施压作为向堪培拉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
在像中国这样的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要理解“独立性”的概念——国家广播机构和ABC这样的公共广播机构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容易。
在最后一次会面中，孙女士仍然不告诉我签证能否续签。
但是她确实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这件事现在已经不由她说了算了。
她说，“上级正在负责调查”，并因澳大利亚新的反干预法（当时世界上最严格的法案之一）而感到愤怒。
出事了
距离我的签证到期还有一周，我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家属签证也随之到期。
我们预订了下一个星期五晚上飞往悉尼的航班，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受这一戏剧化状况的影响。如果发生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把他们从学校接走，然后直接去机场。
我们尽可能正常地继续生活。在如此压力下，我的妻子凯瑟琳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做出冷静理性的判断，真是不可思议。
星期一清晨，事情似乎有了进展。我被告知签证已获批准，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欧阳先生正在等我。
气氛很紧张。
他用冷冰冰的语气生气地告诉我，只给延了两个月（我要求的是一年）。然后他厉声道：“别指望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别以为这个烂摊子到你这儿就结束了”。
凯瑟琳和我对于不确定性和压力似乎已经过去感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去出入境管理部门，好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了签证延期的章。
坐在办公桌前的工作人员开始将我们的详细信息输入系统。突然，气氛变了。出事了。我们被告知立即向公安报告。
很显然，这种磨难远没有结束。实际上，刚刚有了一次重大升级。
终于明白了
一旦落入公安的手里，就可能遭到审讯和拘留。我考虑着各种可能性，恐惧渗入了我的直觉。如果对我们的调查最终交给了公安部门，那么我们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我们被指示去北京北部的一个地方报到，并被告知要带上我当时14岁的女儿雅思民（Yasmine），因为她当时也是受调查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