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晋，全球民主中国阵线主席，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
——————————————————————————————
我对西藏最早的认识是1964年或者1965年，才小学一二年级，学校组织看一部电影《农奴》。电影中所描绘的藏人悲惨景象一直留在了脑海里，尤其是奴隶强巴和奴隶主土登，至今挥之不去。再有就是从生活和工作在青藏高原青海西宁亲戚那里听说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藏族风俗故事。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受中国社会氛围的影响不小，对西藏的认识停留在电影《农奴》的灌输之下，以及从亲戚那里听来的风俗故事，总体上都是很负面的。
早在1992年5月达赖喇嘛访澳时，我就要求谒见尊者。当我从华文报纸上得知达赖喇嘛将来访澳洲，就通过澳洲外交部按图索骥找到接待单位，提出拜会的请求。开初的时候是有所顾虑的，受几十年中国政府宣传洗脑的影响，去拜会一个被共产党定性为“分裂分子”的“达赖”，自我怀疑在民族大义问题上是否站位有错，有点自我束缚。但是毕竟达赖喇嘛是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受到全世界普遍的欢迎，如果能够拜会达赖喇嘛，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一个不同于共产党宣传的角度瞭解西藏问题。
会见在靠悉尼环形码头的五星级宾馆Intercontinental Hotel，第一次拜见一位国际名人，又是世间活佛，没有经验，有点紧张。达赖喇嘛让大家随意坐下，对我们非常的慈祥和蔼，使我们的紧张不安情绪顿然消失。达赖喇嘛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中共从51年进藏到1959年流亡时候种种策略和手段的变化，其中掺夹著不少汉语词汇，吐字发音都很准确，但是能够连贯成句子的不多。达赖喇嘛很欢快，时时发出爽朗开怀的大笑。那个时候对西藏的瞭解还真很少，就西藏问题能够提出的提问很少，主要倾听达赖喇嘛的阐述。问过这么一个问题，问当时与中国方面的沟通情况如何，记得达赖喇嘛回答与中国方面的对话管道几乎已经堵塞，好像是胡耀邦下台以后汉藏政治对话因此而人亡政息了。
那天原定半个小时的会谈，达赖喇嘛兴致很高，跟我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他很看重我们这些中国民运人士，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就像一个很慈祥的父亲关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西藏的定位问题很是关心，长期受大陆官方的灌输，达赖喇嘛是中国领土完整的分离运动的主要人物，因此就这个问题想听一听达赖喇嘛的立场和观点，这应该是最具有权威的诠译了。达赖喇嘛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所追求的不是西藏的独立，而是西藏的高度自治，西藏愿意把外交和国防交由中央政府管辖。会谈结束前，达赖喇嘛向每一位与会者赠送了他的书和哈达，并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一签名。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不免著急，后面还有等待会见的团体，原定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大大的超出。我们离开时候，看见大厅里面黑压压的一大群藏人还在等候著拜会。那次达赖喇嘛来访澳洲有一个很大的成功，与当时的工党基廷政府达成共识，西藏流亡政府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建立了相当于驻外使领馆功能的“西藏资讯中心”（Tibet Information Centre）。······
【阅读全文】请点击链接《独家报道》https://www.scooptw.com/thinktank/mountain/83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