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博士:周恩來害了東縱和“陳修良”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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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泽荣, 香港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他对40年代和50年代中共和苏联的秘密关系颇有研究,
尤其是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的关键性的援助等,都曾是他论文的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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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别的文章说到,尹林平“不知吃了什么豹子胆”,拒绝遵照延安命令:其一,让其所辖东江纵队,与二王部队从延安动身南下之时同步,北上开辟大庾岭根据地;其二,拒绝与业已到达粤北南雄地区百顺镇的二王部队会师;其三,也可说拒绝东纵与二王部队由大庾岭根据地出发,沿着西江向广西发展,打通国际路线(有着通晓法语的一战华工的法共越南支部)。笔者当时怀疑,应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指示方方、林平这样做,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动机。

现在有了新的发现和领悟!蒋介石于1942年就下定决心:战争结束之后,以武力先行占领香港,以外交后与英国谈判。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蒋氏派出张发奎所辖新一军、十三军进驻香港新界。市民夹道欢迎国军光复香港,拍有纪录片为证(国军装束良好,想来不致引起港人轻视)。但是英国拒绝归还香港,并请美国压服国府让步。1945年8月30日,英军重返香港。入港国军随后改为经港乘船北上,投入内战。之前两天,28日,二王部队一气之下,毅然撤出粤北百顺,不做等候,北返中原。因此笔者猜测,周恩来必定曾经指示东纵坚守广东,随时准备配合英军驱逐侵港之新一军、13军,收复香港。是配合,非自主。

果真如此,上述东纵“三个拒绝”,对于东纵来说,就是有法可依,有情可原。尹林平、曾振声、王作尧、杨康华不致因罪而被军事法庭绳之于法。二王部队也会原谅东纵――他们五千人南下,减员高达三千多人,没有这个前提,是可忍,孰不可忍?东纵故人、后人,以己度人,你们想过二王部队官兵当时的万分愤怒吗?你们有人哪怕提过一句吗?

真相应是:周恩来势必做过隐瞒,没将此情向毛泽东通报,势必叮嘱过方方、林平勿将其令泄露出去,守口如瓶――直到最近十年,一位东纵之后才从当年东纵一报务员口中,得知几分端倪。结果引起毛氏认定,东纵形同叛军,“六军不发无奈合”(白居易《长恨歌》诗句),当即下令东纵整体就地解散。这份解散命令可见诸蔡伟强编著的《抗日战争中的东江纵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15)中第89页,绝对不是某些深恨陶铸的东纵之后所说的“讹传”。过后不知何故,没被东纵执行。这是不是第二次抗命?于是四九之后不久,毛氏便以反地方主义为名,交代杨开慧闺蜜曾志之三婚夫,中南局正书记陶铸,迭次惩罚东纵官兵,据说多达两三万人受累。

笔者甚至推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毛氏进而严重怀疑所有地下党人都有不忠倾向,其中沙文汉、陈修良夫妇受到怀疑最为典型。所谓对待地下党人“十六字方针”是否存在,笔者有所怀疑;但是相信,如果真有,应是东纵三个拒绝事件引起。这种联锁反应,就会进而累及数万人之多了。为了什么周恩来这样隐瞒、这样叮嘱?他可害苦了多少弟兄、多少同志啊!希望后学一定要把真相彻底弄个清楚。

出于对陈修良的敬佩,笔者愿意借此机会说说似乎无人提过的她的一份功劳:由于经她说服,原国民党政府中央报务装备修理厂和中央大小汽车修理厂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没有随蒋播迁台湾。1950年代末期,在时任南京市委书记许家屯的大力推动下,前者试制成功“熊猫”牌收音机,后者试制成功“跃进”牌轻卡车。二者都可投入量产。我问过许家屯,跃进轻卡是否模仿嘎斯五一。他答,完全不是。我至今忘不了“熊猫”牌收音机面板上那盏小小绿灯温柔的光,它和我的童年联系在一起。如今,它就是陈修良。

毛泽东曾于文革末期发动反投降派运动。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喊“我不是投降派”。“投降”是否就指这次下令东纵留守粤中,准备配合英军与国军争夺香港呢?毛泽东连王稼祥的“三和一少”都反,咋会不反周恩来顺从大英帝国主义呢?不是说“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么?周氏还有什么别的严重“丧失立场”的事呢?

黄作梅死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应该与前述周恩来隐瞒、叮嘱二事有关。周恩来曾下令在北京用汽车撞死红四方面军出身苏联招募特工高清,从旁说明他做得出这种灭口之事。周恩来指示黄作梅与英国人谈了什么,如今已经无法考证。黄作梅可是中共方面历来与“帝国主义”接触频率排二无一的人。关于黄氏、高氏故事,读者可于网上自查。周氏若是做过上述灭口,若是曾经蓄意将挨整东纵成员怒火往陶铸身上引导,那他人品可就不是一般的坏。

东纵后人,你们可别再疑林彪,别再怪陶铸了。也当我“应怪尹林平”没说过。冤有头,债有主,该怪毛氏帮凶周恩来啊!林彪、陶铸此前跟你们父辈有啥历史过节?对比西南局李井泉,华北局李雪峰,华东局柯庆施,中南局陶铸“作恶”算少。

几十年来,东纵被整之人都把怒气发在陶铸身上,如今乍一听别怪陶铸,要怪别人,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们的颇过激口头禅是这样:“陶铸在广东做过哪件好事?”――“下令开放边界数日俾让大批饥民移港移澳不算么?”“那只算半件!”有人甚至以为笔者因私袒护陶铸。其实笔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没与陶铸或者他的家庭有过私交。不错,我父曾经随他随队冒险进入北平,施压傅作义起义归顺。连上初步整改,完成任务前后费时三月之久。但是此行只是“过后不思量”的公差。我母则是地道广东梅县客家人氏。多说一句,以为傅氏率部投诚主要是其女儿说服功劳,乃是大错特错。扫帚不到,灰尘岂会自己跑掉?据陶铸外甥刘自修回忆:舅舅曾对犹豫不决的傅氏大动肝火,拍过桌子。女儿之劝,怎比四野之怒?

对于探索这件迷案,笔者如今只欲在提供一种合理思路后,便作戛然而止――举重若轻比较好些。寄望东纵后人有志之士自己弄清真相,弄清细节,弄清是非,弄清责任。又劝叶向真、陶斯亮二位,先别忙着和稀泥。在我看来,从领导层说,这不是叶陶之间的事,而是毛周之间的事。没弄清就没和解。

于今有了新的思路、线索,也许有生之年二位大姐可以等到毛氏之后代父对着东纵之后说声道歉,然后共同谴责一番那位嫁祸东纵之人周氏。中共中央应该安排对于东江纵队,粤省党委成员当中,受过反地方主义整的人的后代给予财务补偿,对于“陈修良”们也应照样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