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泽荣， 香港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他对40年代和50年代中共和苏联的秘密关系颇有研究，尤其是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的关键性的援助等，都曾是他论文的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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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鲁迅研究亦非党史研究专家的笔者，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目的仅在于配合新书《博士知兵非好战：国共涉苏兵史寻真》宗旨，引导读者一窥苏联协饷中共的工资部分可以如何左右中共干部、左联作家的命运。文末加谈了五六个其他有关苏中二共关系的问题。
一、反王明空降何孟雄等失苏联津贴
由于“叛徒告密”或者资料泄露，1931年1月17日，中共设在上海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等处的秘密联络点，被公共租界巡捕和国民党政府警察突袭，抓捕了36名共产党员，然后被解送到国民政府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林育南，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李求实，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中共机要干部李文，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阿刚，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干部汤士伦和汤士佺，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王青士，上海总工会秘书彭砚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罗石冰；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干部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亦属左联干部的上海总工会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等24人。根据官修党史记载，他们于狱受尽酷刑，忠贞不屈。于同年2月7日晚在龙华英勇就义。
因为迟到从而避过此次抓捕的罗章龙的回忆乃是：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特使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主持了一个新的会议，在会议中他要求其他中央委员必须听从王明的指令，但遭到了何孟雄等人的强烈反对。在一天一夜的讨论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后，米夫以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特使的名义，强行将不听此令的委员开除出党，并宣布停止发放原来给何孟雄这拨人发放的生活津贴。过后，何孟雄这拨人便在东方旅社召开会议，商讨“被米夫开除党籍之后应采取什么对策”。罗章龙强调，会议不是讨论六届四中全会和之后召开的那个会议的相关决议。前文业已指出，苏联在苏培养中共干部所花费用，乃是苏联同期奥援中共上海总部经费的20倍。哪怕仅仅因为这一点，苏联都得大力扶植王明等留苏派空降夺权。怎么也得讲性价比啊！后来，众所周知，苏共中央逐渐放弃了以留苏派取代土著派的想法，其实就有性价效果递减的因素起作用。
网上一份资料说道：
当年国民党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匪情档案”中仍然存有这份资料， 写明告密人是当时中共党的交通人王拙夫。这个王拙夫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等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反党加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处理掉了。何孟雄被捕后，周恩来约见罗章龙，一不留神把话说漏了：“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
“告密人”也许还是“红队员”，可能是假叛徒。（见诸https://bnn.co/news/gb/pubvp/ 2012/02/201202211517.shtml）
但是这里说的“周恩来”也许不是周恩来，而是被王明认为此次表现甚好的向忠发或者张国焘，因为周恩来对王明说了：“如果不那么尖锐地提出莫斯科来人的问题，或许可以避免出现这个反对派。”可见周恩来不认为这次“没有好结果”是必然的。出处见诸下列引述文献。
根据苏联档案记载，1931年2月4日，王明在上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某位代表汇报说：
――由于奸细的出卖，何孟雄全部招认了，此外，他还向警察局长写了申请，请求归还被捕时抄走的全部材料，因为他想写详细报告。此外，何孟雄还给戈卢别夫（即王明――笔者注）写了一封信。同志们不知如何解释这件事……省委作了（对狱中党支部的――笔者注）答复，让他们别把反对派列入自己的组织,而要尽量通过对个别误入歧途的人做解释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出卖何孟雄的奸细还出卖了沪东区的所有人员。他是沪东区《红旗》报记者。他还搞垮了印刷《红旗》的两家印刷厂。
以上引自黄秀荣主编，马贵凡主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一1931》，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2一43页。
何孟雄太天真太莽撞，他以为共产主义教义高于共产主义威权，“教义面前人人平等”。事与愿违，于是就有了左联五烈士除外的龙华被囚19党员的“英勇就义”。五六年后，苏军“格鲁乌”承袭此一先例，在西班牙内战中数次枪毙“犯了严重错误”的国际纵队成员，尽管后者拿的不是苏联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