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中南海:没有罂粟和鸦片就没有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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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初,为了给中共在延安建立的非法政权续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下令以「开展革命的大生产运动」为名在延安所在地区大规模种植鸦片,而王震带领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把好一点的地都用来种了鸦片。 (YouTube 视频截图)

【2021年08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日前发表专栏文章,回顾了中共延安建立割据政权时期的部分历史事实,揭开了中共以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名,连续数年在陕北大规模种植鸦片,靠贩毒获得资金购买军需的历史,其中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南泥湾大规模种植罂粟前 中共武装贩毒运毒已10余年

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专栏8月10日发表的文章披露,许多确凿的史料证明,中共的整个地方割据史和建军扩军史「就是一部武装贩毒史」,就连毛泽东当时都说过,鸦片起到了「为中国革命打先锋」的作用。中共各大地方割据集团长期制毒贩毒,到王震率部在延安南泥湾大规模种植罂粟、炮制鸦片时,中共割据武装已经有长达10年的“武装贩毒运毒史”了。

文章以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1986年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为例。在这本书中明确写道 :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军队的给养。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也记载: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军委毛泽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反对省委将红四军主力调离井冈山,他陈述的理由就包括:「从经济上讲,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至节俭需要现洋700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旗漫卷左右江 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收录了一篇署名王福琨的研究文章——《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现实启迪》。这篇文章写到,「邓小平、张云逸在右江苏区收取鸦片过境税,还派军队护送鸦片至南宁。红七军刚成立时,在百色扣留了10万两鸦片,并未销毁,而是采取收重税放行的方式,筹集了税款十余万,解决了根据地财政军需问题。」

西安的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的由梁星亮、杨洪、姚文琦合着的《陕甘宁边区史纲》中也提到,「陕北根据地早期的部队来源之一就是『特货』即鸦片保运武装。」

根据这部史纲的记载,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被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围剿,无法在山西立足,就西渡黄河到陕西,在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 10月初,红军又收编了两只鸦片贸易武装押运的队伍,改编为陕北支队,任命刘志丹和阎红彦为支队长。而阎红彦早在1928年就曾「因为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民国地方政府侦缉」。

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还称赞阎红彦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贡献大」,破例给已经转业地方工作的阎红彦授以「上将」军衔。

以上只是王震在延安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命,以「开展革命的大生产运动」为名,连续数年大规模种植鸦片之前的中共以贩毒为生的无数案例之一。

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

高小琼撰写的《遵义城国币再发 共和国金融摇篮》一书,2005年由北京金融出版社出版。此书中有记录: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后,没收了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四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

书中更写到,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人的“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与当地的陕北红军合流之后,“整个延安地方割据政权和共产党军队的半数甚至更多的经济来源都是贩毒收入”。

中共党史资料《延川文史资料》1988年版的第三辑第99页中,记载了梁爱民当年受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一些情况。

“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 资料中,梁爱民曾回忆说:“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

他还特别解释说,中共是严禁吸毒的,所以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 “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或『特产』”。

此外,前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曾经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分在延安工作,与当时的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他所著的《延安日记》就明确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 。

《延安日记》对当年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做了非常直观的记录。

根据书中的记载: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 1941年,中共下达了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但与此同时,又于同年年底在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

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 、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延安日记》里1943年9月22日的日记,叙述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书中写到,“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写到任弼时曾转述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而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支持毛的这个看法。

自由亚洲电台的专栏文章指出,毛泽东文章《为人民服务》中写到的主角人物张思德,也不是因为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炭窑崩塌而死,事实上他当时是被派到安塞山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

2013年8月,《炎黄春秋》杂志曾刊登了洪振快撰写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文中提到了1948年2月18日的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的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文中写到,「当年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也就是鸦片贸易在中共延安地方割据政权财政收支中的比例,其中1942年占岁入40.00%;1943年占岁入40.82%;1944年解决财政开支26.63%;1945年解决财政开支40.07%」。

专栏文章最后总结称,如上述中共的史料记载,足以证明“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绝非夸张之言。(自由亞洲,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