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怡 – 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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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筆者(程翔)與李怡先生同游加拿大洛磯山

李怡先生以87岁的高龄离开我们,凡认识他的人,无不扼腕长歎,惋惜不舍。他一生笔耕不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裡,他的思想影响了足足三代知识份子。

我觉得,如果以“党国情怀”作为观察点,李怡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爱中共、爱中国;去中共、爱中国;(“去”,摒弃的意思,下同);去中国、爱香港。

第一,爱中共、爱中国

李怡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李化是著名电影摄制者,为中共组建了电影业的统战组织“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华南影联),叔叔李刚,亦是中共文化人,40年代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毕业,1949年之后官至文化局局长(副部长级别)。姑姐李丽莲,早年奔赴中共根据地延安,嫁给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派来指导中共的代表李德(1900-1974)。李德是德国共产党人,原名奥托·布劳恩 (Otto Braun)。1934年5月,李德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另两位是博古和周恩来)。1949年后,李丽莲长期在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任副部长[1] 。李怡这个家庭背景,加上他成长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大环境,解释了李怡自少形成的“爱中共、爱中国”的思想特点。这个时期,从1970 到1979年(笔者只从他办《七十年代》开始算,不计他办《伴侣》杂志的时期)。

第二,去中共、爱中国

从1979年起,李怡开始与中共分道扬镳。在办《七十年代》期间他所看到的中共真实面目同他为中共撰写宣传文章产生严重的矛盾。这些矛盾挑战他的良知,促使他必须要在个人前途(他当时在左派圈子裡地位日益提升)或者尊重事实尊重良知两者之间作一选择。他作出尊重真相的选择,大胆地揭露了中共的阴暗面,甚至不惜得罪中共港澳工作的最高领导廖承志,结果遭到“扫地出门”的待遇。同时这也迫使他下决心“去中共”。虽然他毅然去共,对中共作出无情的批判,但内心深处仍然记挂中国,仍然热爱中国这个国家。这个阶段大概经历了接近40年(从1979-2019),期间有约有20年是在继续办《七十年代》以及后来的《九十年代》(1979-1998),然后就是在《苹果日报》写文章。

第三,去中国、爱香港

从2015年开始,李怡连“中国”也摒弃了。李怡曾经说过,如果“必须按党国意旨并违反自己的心意做事的话,那麽我宁可做一个人而不做中国人了[2]” 。香港回归25年,经历了梁振英、林郑月娥两届特首后,香港社会已经全面变质,政治上已经全面“大陆化”,已经到了一个“必须按党国意旨并违反自己的心意做事”的时候了,李怡就决心选择“做人”而“不做中国人”。李怡“告别大中华”的契机,是由于他对泛民的看法有变,转而支持本土。这个转变使他与《苹果》老闆黎智英产生严重分歧[3] ,也使他与当时被香港社会视为打击泛民最有力的黄毓民合流[4] 。2019年之后,他彻底支持以勇武派为核心的年青抗争者,成为他们景仰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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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失败者回忆录》13:我的家世
[2]见《失败者回忆录》114:基本烦和霎眼族
[3]见《失败者回忆录》133:我所认识的黎智英(之三)
[4]见李怡:《民主转型中的黄毓民现象》,载《苹果日报》26/12/2015

我的这个“三阶段”分析,既源于我对他近半个世纪的认识,也符合他对自己“三姓奴才”的谑称[5] 。本文将集中谈他第一阶段的状况,一来他第二、三阶段年代比较近,很多人都有认识,可从略;二来,深入瞭解他第一阶段的情况就会对他后来的转变倍感难得。

一,《七十年代》创刊的背景

李怡在他的回忆录裡对《七十年代》创刊的背景,仅有简单的介绍,没有交代其背景,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七十年代》其实是中共香港工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份“灰线”刊物,绝非民间刊物。

众所周知,中共在海外的工作,往往有“红线”、“灰线”之分。“红线”是指打正旗号中共的官方组织,而“灰线”则是刻意以中立、非政治化的面貌出现,从而能够获非政治化的群众接受,但这些“灰线”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中共领导的机构。这种“红线”、“灰线”的分野,存在于各行各业,在教育战线,培侨是“红校”而培元则是“灰校”,在新闻战线,大公、文汇是“红线”;晶、商则是“灰线”;在出版界,三联、中华、商务是“红线”,李怡所供职的上海书局是“灰线”,如此类推。《七十年代》就是一份灰线刊物,表面上它标榜客观、中立;在文字和语言的使用上儘量不採用大陆政治术语,言论的尺度也远比文汇、大公要宽阔得多,使读者觉得它比较可亲可信,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李怡供职的上海书局是由星马的爱国华侨陈岳书、王叔暘在1925年在马来亚吉隆玻创立的,成立不久很快就同中共建立联繫,根据陈岳书儿子陈蒙志的回忆,可以看出该书店同中共关係密切:书店成为掩护中共在南洋党员胡愈之和王纪元的据点;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了中共营救文化人的工作;1941年与中共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合办出版部,出版宣传中共观点的书籍;1947年在中共文化界统战高手夏衍安排下,成立香港的上海书局,与接受中共统战的文化界人士一道编写一套适合海外使用的中文教科书,从此香港的上海书局就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这些事均可以从陈岳书儿子陈蒙志撰写的回忆文章”[6] 看到,文章并提及李怡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一个名家。所以上海书局是中共的外围组织。

何以见得《七十年代》是一份共产党办的刊物?李怡说:“《七十年代》创立的时空,和特殊的财务与组织关係,使我能够在权力边缘走钢线”[7] ,这句“特殊的财务与组织关係”隐晦地说出该刊物的政治背景。此外,从李怡承认《七十年代》稿件要送审这点可以看出,他在回忆录中他说了一句很无奈的话:“从1974年开始,左派领导忽然对我们不再视为外围刊物,而是每期内容密切关注,要求在正式发行前先给他们审阅。。。。中共领导不是我们的老闆,却是政治的上级,上级要这麽做,也没办法[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见李怡“三姓奴才的心路历程”载《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53
[6]全文见陈蒙志:“与上海书局有关的点点滴滴”
https://blogs.ntu.edu.sg/lib-wgwl/2013/04/10/%E4%B8%8E%E4%B8%8A%E6%B5%B7%E4%B9%
A6%E5%B1%80%E6%9C%89%E5%85%B3%E7%9A%84%E7%82%B9%E7%82%B9%E6%BB%B4%E6%BB%B4%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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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李怡“在权力的边缘游走”,载《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35

到了最后中共要镇压该刊物时,他透露,1979年9月,他被新华社社长王匡召去新华社开会,他说:“那次见面,跟过去与李菊生社长、祁烽副社长的平和地聊天式谈话不一样,是十几人在一个大客厅开会式座谈。王匡讲了一大堆废话,主要就是说我们三篇社论不合适(指当年7、8、9三个月,李怡发表三篇社论,提及要在中共体制内维护新闻言论自由的问题[9] )。这个细节就说明当时的《七十年代》其实是一份党办的刊物,否则中共香港工委何来权力召开一个十几人的会议来向李怡施加压力?但他始终不愿意坦诚地说出该杂志其实就是共产党办的刊物。

中共在香港的文化领域(特别是在电影业)本来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无奈香港工委发动1967年暴动,把所有“灰线”组织都赶到反英斗争的第一线,从而暴露了自己潜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貌似中立非政治化的组织。1967年暴动失败后,中共亟须重建“灰线”力量,就在这个背景下,本身具有红色家庭背景,而自身又在左派圈子裡渐露头角的李怡就被认为是重振“灰线”刊物的适当人选。李怡说,当他向上海书局的老闆提出创办《七十年代》杂志时,老闆马上同意,因为老闆明白当年中共需要一份“灰色”的刊物也。

《七十年代》对中共的独特贡献

中共透过上海书局资助李怡创办《七十年代》,李怡果然不负组织所托,以他个人对时局的洞察力、对形势的分析力、以及文字的说服力,很快使杂志成为畅销香港和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归纳他在此时期对中共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从宣传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美化了中共的社会主义制度

《七十年代》的头十年,成功地把中共的社会主义打扮成人类发展的新希望。这个时期的杂志,几乎照单全收中共的宣传而少见批评异议。七十年代初,随著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掀起一股全球性的“中国热”,美欧各国华裔学者纷纷访华。《七十年代》透过在西方社会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学者撰写或接受访问他们访华后的观感,几乎清一色地对中共讚美。他们发表对中共讚美的言辞,在当地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例如杨振宁、任之恭、陈省身、林家翘、吴建雄、袁家骝、丁肇中、田长霖。。。。等等。他们对中共的溢美之词《七十年代》都不加思考研判就全部刊载[10] ,这些学者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短暂访问期间,所见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收到最好宣传效果的。这些学者一片赞好的文字在《七十年代》发表后,在海外华人圈子裡产生的作用非常大,有力地抵消了当年冷战期间大家对中共的畏惧和警惕,在这方面《七十年代》可以说是居功阙伟。我敢这样说,今天中共花重金搞大外宣,其“投入-产出”效果真的不如李怡当年的《七十年代》。

二,从统战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协助中共统战了大批知识份子

中共能够成功地统战到大批高级知识份子,固然是由于中美关係解冻,但解冻之初,中共在海外没有受人重视的宣传统战工具。恰恰这个时候,由于《七十年代》标榜中立、客观、理性,很受海外知识份子的支持和爱戴,成为中共统战海外知识份子一个重要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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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失败者回忆录72:无聊的极左干预)
[9]见《失败者回忆录》85:“裂口的开始”)
[10]见《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

《七十年代》透过“见读者”、“读书会”等活动,与这些知识份子建立良好的关係。李怡说:“1971、72年暑假,许多留学生回港,纷纷到我们杂志社来联繫。我轮流会见访客,像医生看诊那样,相当忙碌。在香港,《七十年代》也风行大专界” [11]。

很多《七十年代》的读者都萌生为中共服务的念头。在笔者认识的这些人中,有人直接回大陆服务,有人放弃自己的专业,到联合国替中共做翻译[12] 。有更多的人,则在回香港后陆续出任香港的要职,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有利于中共的作用,例如香港几家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学生宿舍的舍监等,都是当年在海外留学时的《七十年代》的拥趸。

三,从对台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支持保钓运动,协助中共推动统一运动

中共对保钓运动的处理就充分体现“红线”和“灰线”的不同功能。对于海外学人掀起的保钓运动,中共官方立场是不支持,不表态。所以“红线”的官方媒体完全不报导,但《七十年代》就尽情报导而且表示支援。笔者当年就此问中共在港一个官员,他解释说,官方报纸不能报导,因为当时中共正努力“做日本的工作”,争取日本早日承认中共,若支持保钓运动,就会“干扰对日工作的大方向”,但保钓运动是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由没有官方色彩的《七十年代》来支持,就可以收穫动员民族主义的正面效果。

果然,由港台知识份子发起的保钓运动很快就被中共引导到“中国统一运动”这个方向。在这个大方向的影响下,在海外念书的香港学生,回港后很多成为后来“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积极分子,而台湾学生回台后就成为台湾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党外运动”积极分子。例如,根据当年保钓积极分子何步正的回忆[13] ,当年在美国读博士的一群海外留学生,集合了海外多个社团,发表联合宣言《国共和谈是时候了》一文。这篇宣言在李怡主编的《七十年代》刊登岀来。蒋中正时代,海外留学生群发表这様子一篇宣言,所有签名人顿时都上了黑名单。

李怡先生大力支持保钓运动,也许是他个人的判断和思考所得,但客观上却替中共在海外推动了有利于中共的统一运动。

四,从情报工作角度看,《七十年代》客观上成为中共在海外的重要情报来源

笔者相信,情报工作绝非李怡办《七十年代》的目的或初衷,但是客观上,他的杂志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共收集海外情报的重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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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失败者回忆录69:中调部与潘静安
[12]事缘中国在1971年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后,需要大批翻译来应付联合国的工作,但中共经
过十年文革后,懂外语的人寥寥无几,无法在短期内应付加入联合国后的繁重翻译工作。这时很
多在海外受《七十年代》影响的知识份子,都纷纷放弃自己的专业去联合国为中共当翻译。现存
《七十年代》董事会中就有一位当年在联合国当翻译的朋友。
[13]何步正:“李怡,脱左反左,将军息战”载《新大学》2022/10/11

在李怡的回忆录中,多次以“潘公”这个尊称来称呼潘静安。这位潘静安公开的职务是中国银行副总稽核,实际上是中共情报系统驻香港的最高负责人[14] 。李怡尊称他为“潘公”,说明两人关係密切,他又提到,这位“潘公”介绍他到北京见罗青长[15] 。罗青长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调部是中共最高情报机构(1983年后改称国家安全部)。潘静安这个地区情报主管把李怡介绍给全国的情报主管,当然不会只谈风花雪月,笔者猜测起码是由部长亲自衡量李怡的情报价值(例如他本人政治上是否可靠,他的社会关係如何等等),以确定是否有更重要的任务可以委託他来办。所以,凭罗青长召见李怡这件事可以看出李怡是通过《七十年代》替中共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报。事实上在李怡的回忆录中,是可以找到这些蛛丝马迹的,例如,他坦承把海外大专界的情况彙报给中共,也把台湾人的感情和自主意识倾向写成书面反映给出版界的领导人[16] 。又例如,他在1979年去美加週游几个大城市,与读者作者们见面,和出席爱荷华的“中国週末”。“回来后,我主动给潘公写了一个报告,大致讲了此行观感,特别是留美知识人这时关于中国关于两岸的一些想法[17] ”。

瞭解中共的人都会知道,凡是宣传工作做得出色的人,一定会被要求帮忙做统战工作(统战你的宣传对象,统战你的同行),凡是帮忙做统战工作而又做得好的,最后一定会被要求帮忙做情报工作。笔者非常熟悉的《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和新晚报总编辑罗承勳(罗孚)两位,都是由于在宣传工作上做得很出色,结果都被统战部门和情报部门罗致去帮他们做宣传以外的工作。李怡会被这样要求,笔者一点都不奇怪。李怡应该知道自己客观上是在替中共做情报工作。他很轻描淡写地描述了他和中共情报部门的关係,该文字裡行间透露,他之所以获中共高层礼遇,同他提供的情报受到重视有关[18] 。自从《七十年代》的情报工作受到周恩来重视后,他的生活处境大有改善,例如妻子1974年能够以“调干”方式来港团聚,并获得安排在商务书店工作,组织又安排了住房给他,所以他形容这些待遇是“人生大转折”等等。

由于李怡为中共作出上述几方面的贡献,所以中共对李怡也是厚待有加的。从个人层面看,就是可以通过组织关係,实现家庭团聚。从杂志层面看,就是在消息来源、印刷、发行等关乎杂志营运问题上提供支援。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享有“看文件”的特权。

瞭解中共运作的人都知道,中共有一套保密的资讯传递系统,就是把中共一些重要的观点以及相关的决策,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下层层传达,这些“红头文件”往往都标明“机密”或“绝密”,每份都有编号,看完后要签名交还。根据文件的不同“密级”,决定它的发放范围,“绝密”级只发放到局级干部,“秘密”级的发放到处级干部,“内部”级的发放到科级干部。所以看文件的资格不是人人有,需要一定的级别才能够看,而在香港这个仍然由港英统治的地方,就连看文件的地点也是保密的。笔者认识一个人,他就每月都会陪同李怡一道去某公司的写字楼看文件。从这裡可以看出,李怡在中共系统裡的“政治待遇“不低,这同他的《七十年代》对中共作出的贡献不菲有直接的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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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许礼平:《中共中央调查部驻港负责人潘静安》,载《苹果日报》2013-9-8
[15]见《失败者回忆录》69:中调部与潘静安
[16] 见《失败者回忆录》69:中调部与潘静安
[17] 见《失败者回忆录》88:1979年与中共关係触礁
[18]见“昔日人生大转折”载《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42-45

李怡的内疚与遗憾

李怡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不少对这一阶段思想状况表示悔疚的文字。他时常谑称自己是“青年误导师”,这是因为他在这个阶段往往被受他影响的年青人尊称为“青年导师”之故。他觉得,自己把青年人引入“亲中共、爱社会主义中国”的歧途。他说,当年“我也常被邀到各大专学校演讲。大致是为中国说好话,解释大专学界对中国的疑虑。那时有学生称我为“青年导师”,后来我觉悟,深感愧疚,于是自嘲是“青年误导师”[19] 。他坦承:“对于我过去的错,和被我误导的人,我深感抱歉羞愧”[20] 。又例如:他说:“我坐在出境大堂的椅子上,想到自己过去为中共政权辩解,而现在当困境临到自己身上,我无法为不仅不合理、而且是荒谬已极的倒行逆施作任何辩解。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错了?”[21] 。

李怡确是应该感到内疚的,因为他在办《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知道中共的黑暗,也知道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状况。他太太梁丽仪在大陆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遭遇他是知道的,他每次返大陆探亲产生的莫名恐惧也是真实的。他每次从大陆返回香港时,“我如释重负,几乎半跑地回到港境”[22] ,这个感受,同当年香港人叫深圳做“心震”(粤语两者是谐音)一样,一返大陆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这些认识都在他未创办《七十年代》之前。况且,他在1970年创办《七十年代》之后,很快便“理想破灭”。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两次强调1970年三到六月期间他的理想已经破灭[23].

既然他在办《七十年代》之前早就知道中共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真相,既然他在《七十年代》创办之后不久就“理想破灭”,那麽他在《七十年代》的文章客观上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具有欺骗性的文字了(起码是回避真相)。当然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解释,即那时虽然看穿中共的虚伪,但仍然希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因此常常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个传统中共的说辞为自己开脱,而继续愿意为中共涂脂抹粉将近十年之久。在这点上李怡是的确误导了不少知识份子,所以他是应该内疚的,也是应该“深感抱歉羞愧”的。

他对当时自己面对的矛盾有这样的解释:“对当时的我来说,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曾经是我的想像共同体。但社会主义祖国的极左思潮,尤其是对毛的歌颂,已经到了违反常识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体有些动摇了。只不过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国的不合理现象会改变。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机构工作,妻子又在大陆生活,这种想像共同体已经与事实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结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实共同体中,寻找个人的发展空间”[24] 。笔者唯有接受他这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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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见《失败者回忆录》69:中调部与潘静安
[20]见“三姓奴才的心路历程”载《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53
[21]见《失败者回忆录》02:圈内圈外
[22]见《失败者回忆录03:“杀气腾腾”
[23]见《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25 “人生交叉点”及页61“爱国是虚假的,权力是真实的”
[24]见《失败者回忆录》64:《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李怡终于醒悟

李怡难得的地方,是他有一般人不太具备的自我反省精神,他一旦幡然醒悟,就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与中共割席,改弦易辙走尊重事实,尊重良知的道路。

以李怡当年在中共系统内的地位,他是可以飞黄腾达的。虽然在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前,香港的左派都要承受低工资的煎熬,但在中共改革开放后,鼓励大家“下海”经商,左派关係可以一下子变成发达的重要条件。与《七十年代》同期(但略靠后)的还有两份左派外围刊物《镜报》和《广角镜》,都是肩负替中共宣传的任务。《镜报》的负责人获中共的犒赏,是独家代理一隻名贵中药,因而发了大达。《广角镜》有一个编辑(按:不是翟暖晖,他为人正直,晚年还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并以85高龄参加港人的抗争示威游行)则利用该杂志的亲中背景派生出一份军事刊物,然后以此与中共军方合作做起军火仲介来。有一次笔者在北角天后地铁站偶遇他,他洋洋自得地告诉我,他在柏景台(天后地铁站上的豪华住宅)有好几个单位(我当时心想,谁还敢说在左派工作要捱穷)。所以当时的李怡,如果以他在左派的条件,以及《七十年代》受重视的程度,要像其他杂志老细一样发达是绝对不难的。

但李怡没有这样做,他为了坚守真相和良知,宁可选择一条甘贫如饴的道路,他在接受《苹果》记者访问 时坦承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挣扎过程:

“最痛苦是思想独立,现实环境却很难分割。”
“有好多挣扎,因为我与左派关係好深。”
“挣扎甚麽?”记者问。“利益。”
“甚麽利益?”
“离开左派阵营,太太要离开左派工作单位,每个月提供的住房,不能再住,现在说来长篇。”
在李怡自己的回忆录裡,也有类似的表述。

导致李怡毅然决然“变节”的原因,是中共政治的荒谬性,使长期为它做宣传的人,也觉得除非出卖自己的灵魂,否则是无法做下去的。《争鸣》杂志总编辑温辉,长期在《文汇报》撰写小块文章为中共政策辩护铨释的,最终也觉得继续做下去自己要精神分裂,因为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不相信,所以最后“揭竿起义”,离开《文汇报》创办《争鸣》,转而揭露中共的黑暗。

《七十年代》在1970年创刊后不久,中共政坛荒谬事接踵而至。1971年中共第二号人物、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叛逃苏联,结果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3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把矛头直指对李怡有知遇之恩的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逝世引发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同年毛泽东逝世,引发后来的宫廷政变“抓捕四人帮”;1977年开始出现的“伤痕文学”,是一次由民间自发揭露中共统治下的残酷荒谬,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道德的践踏等等事实。。。。。面对这些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无法继续为中共做宣传的。事实与宣传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衝击做人的道德底线,终于导致李怡要作出摒弃中共的选择。

这时,身在中共体制内的李怡,仍然想为杂志争取一个比较宽鬆的言论空间,他在1979年的7,8,9三个月连发三篇社论力陈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题目分别是“反对中共当局非法没收本刊”、“怎样的言论对中国有利”、“言论开放有利于安定团结”。这三篇文章,以中共封杀《七十年代》为题,谈言论自由对中国的重要性(见附图)。这些陈情当然不得要领[26] 。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廖公船事件”。1979年《七十年代》九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特权阶层在中国”。是寄自北京的来稿。文章开头说:“文革以来,中共内部本来并不明显的特权阶层日益恶性膨胀”。这篇文章直接批判了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他下令“彻底搞垮《七十年代》”。此事李怡在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27] ,这裡不赘。从此李怡与中共的关係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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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见《失败者回忆录》85:“裂口的开始”
[27]见《失败者回忆录》86:“太岁头上动土”

一个对中共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只因批评领导,即被扫地出门,从此可见这个政权的虚弱;
一个对中共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为了捍卫良知,弃权贵如弊履,从此可见这个伟人的坚强。

明白了李怡同中共的这些关係,则李怡的思想转变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今日我们在悼念李怡的时候,就应该珍惜他给后世留下的思想遗产。李怡一生三个思想阶段,反映了一个知识份子应有的气节:追求真理,不畏权贵。他体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追求的境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陈寅恪:《海甯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作为李怡的一个长期读者,我觉得值得我们撷采的思想遗产有以下几点:

– 知识份子要为客观的事实、为自己的良知、为见证历史负责。要做到这三点,我们需要坚决捍卫思想、言论、表达的自由;而为了捍卫自由,我们就必须有思想准备,必要时作出个人的牺牲。
– 知识份子必须具备自我反省的能力,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并与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见解和信念决裂,当客观事实和主观认知产生矛盾时,必须尊重事实。
– 自古英雄出少年,长江后浪推前浪,年长者切忌固步自封,老气横秋,要勇于向年青人学习,支持他们那怕是不成熟的尝试。

李怡先生千古!

【作者:程翔 2022年11月】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特权阶层在中国”《七十年代》1979年9月号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特权阶层在中国”《七十年代》1979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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