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7日，中国各大主要媒体都转载了一篇文章，《从未来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中国纪检监察报），核心内容是要证明确立习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和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中共未来的一百年有多么重要。文章的作者是中共当代重要的理论家曲青山。有关专家就此探讨了中共理论家和“笔杆子”在中共事业中的作用。
曲青山文章引发关注
作者曲青山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最高理论研究机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他早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一年多、尚未被赋予“核心”称号的2014年就发表过多篇推崇习近平的文章，包括在《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
时值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理论家强调确立习近平思想的地位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思想和理论也都被写进中共党章，属于继承之列。然而按照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惯例，习近平应该在中共二十大上卸任，让位于新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强调确立他的“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几乎是在向人们宣示，他还要继续留在核心位置上。
曲青山的文章并没有说清楚，无论中共过去的百年，还是未来的百年，为什么离开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都行，偏偏离开习近平就不行？中共拥有百年历史、9000多万个党员，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能够有人接习近平的班，继续带领中共前行呢？
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利明璋（Bill Bishop）评论曲青山的文章说：“曲青山清楚地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需要习近平的思想和领导。尽管文章避免了一些过分的语言，比如‘领袖’和‘舵手’，但在我看来，这是在为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继续当政定调子。”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指出，尽管中共并没有宣传说习近平要终身制，但是他继续统治下去已是大势所趋。
高新说：“习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们也并没有在党内去宣传现在的总书记或者说第一把手可以终身制了，他可以是终身领袖。所以终身领袖是精神领袖，但是他不一定在位，在实际位置上去做到终身，做到自己死的那一天，但是至少他们要满足15年，甚至15年以上的多个任期。”
曲青山在文章中罗列了习近平的各种丰功伟业，这和公开和私下表示习近平要继续当政是一致的。高新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推行的国内路线不同于胡锦涛和江泽民的路线。胡锦涛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导致中央权威下降。习近平表示要扭转这个局面，但是执政10年时间不够。
高新说：“他（习近平）刚刚上台不久曾经在私下里说过的一句话就是，10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他自己对党内解释的，只靠两届、10年的时间不能够在一个人手上完成。习近平也好，为他当吹鼓手的王沪宁也好，他们的这种解释在党内应该是有一定市场的。”
理论家 笔杆子 中共事业核心工具
王沪宁是当今中共最高的理论权威。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属于中国最高决策层成员。从历史上看，中共历来重视理论和宣传工作。抗战期间，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曾经说过：“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同样在1939年，毛泽东在另一讲话还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其中的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都包含理论家和笔杆子的宣传对党内外的教育和鼓动，以便赢得人心，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说：“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的蓝图，它必须要有理论。它有了理论才能使老百姓懂得那是个什么玩意，通俗一点的讲就是，因为这个是不着边际的东西，它必须要依靠欺骗手段。李闯王那个东西很简单，‘闯王来了不纳粮’，就不交税了，很简单，可以触摸到。它这个东西是触摸不到的，如果你没有理论的话，你怎么来号召呢？”
为了创造和宣传中共的理论，中共从早年开始就专门设立机构进行这种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后来又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直属中共中央。
长期担任主任的陈伯达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委员，后来一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曾经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也曾经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专门负责理论及政策研究、草拟文件等工作。它最初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毛泽东准备“延安整风”的材料，即所谓的“党的文献”，足见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外界也常常根据中共理论机构发出的一些枯燥的文章来探测中共的政治风向。
中共宣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内对外不一样，常常有两套说辞。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许湘筠采访时表示，这个特点直到今天可能都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对外信息系统专门为外部的人制造信息；有一个对内信息系统专门为内部的人制造信息。从总体上看中国，必须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了解对外的信息是怎么制造的，设想的目的是什么。同时要注意也许有来自内部政治体系的非常不同的信号，针对的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听众。”
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重视理论家和“笔杆子”，其最终原因就是为了欺骗，为了控制。他把2019年8月底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归纳为两个词组。
宋永毅教授：“第一个词组，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笔杆子’也好，理论家也好，宣传部也好，他要贯彻落实这个党的大的政策方针。第二个词组，他叫‘统筹协调’，就是所有的东西他都要统筹协调，在所有的领域之内。如果说第一个‘贯彻落实’你说他是欺骗，那‘统筹协调’，他就是控制。所以我给他归纳成为就是四个字，欺骗控制。这个就是‘笔杆子’的重要性。”
中共理论家和“笔杆子”不仅要为中共的行动制造先期的舆论准备和铺垫，而且还要为领导人做行动后的合理解释。宋永毅教授举例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首要目标是要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宋永毅教授：“毛泽东在决定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的脑子中间全部都是权力斗争，就是要把刘少奇弄死。然后谁给他拼凑了这个理论呢？那就是这个理论家了，就是陈伯达，就是张春桥，就是姚文元。所以这个毛泽东的理论一直是到1967年11月6号‘两报一刊’发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
文革中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说明毛泽东是依据这个理论发动了文革。
宋永毅教授：“这个完全是倒过来说了，本末倒置对不对？完全是毛泽东先打倒了刘少奇，然后拼凑了这个理论。说明因为毛泽东非常自负嘛，他不仅认为他是个领袖、统帅，他还认为他最重要的是伟大的导师嘛。那导师就一定要有理论。所以这个就是理论家起的作用。”
理论家和“笔杆子” 谁更重要？
宋永毅教授解释说，就本质来说，所有的“笔杆子”都是御用文人。中共既需要档次较高的理论家，又需要档次比较低的‘笔杆子’。中共理论家参与制定政策，指导方向，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甚至是为最高领袖服务。
宋永毅教授：“就理论家来说，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还是上层；他需要能够帮助最高领袖构造一些理论框架。他不仅需要欺骗广大的知识干部，欺骗老百姓，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
而宣传部们的“笔杆子”主要是负责落实和执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下层，主要是欺骗大众。
宋永毅教授：“当然主要是去怎么样欺骗大众怎么好，怎么忽悠大众怎么好。”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人文化水准的提高，国民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已经占60%以上。要忽悠这些有一定知识的人，中共“笔杆子”的任务可能并不轻松。（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