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麥德正】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反修例運動裡，「用網絡『吹雞』發動大遊行成事，發動眾籌、在國際大報刊登廣告也成事，為何大罷工不成事？」這是作者在文首提出的大哉問。輔以他過去多年的工運組織經驗，麥德正嘗試簡述經濟性與政治性工業行動的分別，也從勞資關係的角度，解釋抗爭期間，不少打工仔女仍選擇上班的原因。
然而，麥德正認為八五罷工集會是重大的分水嶺，開啟了民間的政治性罷工實踐。文章進而比較「平台」與「大台」兩種不同的組織形式，分析連登、Telegram等網絡平台的爆發性動員力，以及工會處理職場具體問題、建立面對面聯繫的能力，說明因時制宜地應用兩者的重要性。
（本文為全文上篇，請留意下周連載。）
在2019年抗爭運動期間，罷工被視為一種抗爭方式，給提上議事日程。大規模罷工令國家機器停擺，是威力極大的抗爭武器，為希望改變政局的人們所期待，有心人更挺身組織工會，竭力發動罷工。
可是，2019年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抗爭運動（下稱：抗爭運動）至今，一批新工會成立，但針對政權的大規模罷工或工業行動並沒有發生。在互聯網年代，用網絡「吹雞」發動大遊行成事，發動眾籌、在國際大報刊登廣告也成事，為何大罷工不成事？原因當然不是「香港人好鐘意返工」如此簡單。那麼，探討罷工在怎樣的條件下發生，就是很有意義的事。
筆者曾在香港職工會職工盟（下稱：職工盟）擔任工會幹事多年，組織及觀察過大大少少的罷工，現時身為區議員，仍然在社區工作中注意到勞動階層擁有改革社會的巨大動力。筆者憑以往經驗，及在社區中了解的民情，依去年抗爭運動至今的時序，兼敍兼議，對關於工會角色、罷工或工業行動的主張和行動，作觀察和分析。
筆者親身經歷參與組織的，是2019年抗爭運動之前的勞資糾紛，都是為經濟性的（其實勞資糾紛都反映著整個政治制度傾向資方，沒有純粹經濟性；也沒有任何政治事務不帶有經濟性，本文只是為了方便討論，作如此劃分。）、與生計有關的，譬如老闆拖欠工資、單方面更改合約及剝削工資低等，令勞方作出工作待遇上的訴求，部分發展為工業行動，甚至罷工。當中最為社會關注的，包括2007年紮鐵罷工36天和2013年碼頭罷工40天，還有其他規模較少、為時一至兩天的罷工。這些工業行動及罷工大多數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組織才能成事。
2019年6月初，抗爭運動爆發，為了向政府施壓，社會上開始有罷工的呼聲。這不是香港一直以來的經濟性罷工，而是政治性罷工。香港鮮有為了達到政治訴求而發動的罷工（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事隔百年，歷史背景已不一樣；六七暴動中的局部罷工是親中共工聯會的指令行動，故本文不提及。）。於是，政治性罷工成為了新生議題，很多人對於「罷工」的定義不清楚，將一切不工作的行為，包括請假、曠工、怠工，甚至連商戶罷市也算在內；也有人將罷工看作是遊行、拉人鏈、上獅子山等其中一種示威行動。隨著後來討論增加，人們對於罷工有更多認識。
雖然說上街示威的好幾百萬人，大部份都是打工仔女，為什麼可以遊行，卻不參加政治性罷工呢？始終很多人雖然不滿政府，但認為不上班是不行的，主要有幾個原因：一是怕跟老闆直接衝突；二是覺得政權有錯，但不是老闆有錯，不應該扯到工作上去，覺得罷工和政治很難連結起來；三是勞工階級意識薄弱，香港人對罷工和工業行動的了解和經驗不多。這些都是不利罷工的。
如果老闆覺得罷工的源頭是政府，也厭惡政府，認同或被迫接受罷工是反對暴政的有效方法，就會允許罷工，不會怪罪夥計；或有一些老闆是「藍絲」或「港豬」，加上待遇不佳，員工認為沒有這個飯碗也罷，就有利參加罷工了。
能撼動政權的罷工，規模一定大、一定會傷害到既得利益階層，連一般僱員和僱主亦有所損失，是真正的「攬炒」。罷工持續向政權施壓，可不只是一、兩天的事。能做到這一步，勞方非有堅決的意志和強大的組織力不可。當相當人數的勞工認為「罷工」和「反對政權」的關係大到足夠的地步，就可以發動政治性罷工了。
可是，很多人正因為要面對僱主這一關，參加罷工有困難，於是都想「被罷工」，希望有一些事情發生，令大部份人不用上班、癱瘓社會運作，令政府受到壓力。於是有人期待關鍵行業的員工，如港鐵車長、巴士車長、公務員等等，進行堵路、罷工或怠工。可是，新巴工會發動了慢駛工業行動，但沒有罷工；公務員搞了集會，但沒有工業行動；港鐵工會及員工代表公開表示不發動任何行動。一廂情願「被罷工」的幻想破滅，有人怪罪工會不搞罷工；但試問自己和身邊，有多少人打算參加罷工呢？
所謂「香港人好鐘意返工」其實掩蓋了勞資關係下，僱員參加罷工所面對的困難。但無論如何，平時對罷工了解不多的香港人，認識到罷工是影響國家機器的一個手段，而且想付諸實行，在意識上是一個重要的躍進！
網上呼籲2019年8月5日全港三罷，對大罷工是一個試煉。儘管當天沒有發生真正的大規模罷工，但還是有約35萬人，各出奇謀，令自己不用上班，參加了全港七區的罷工集會。這個政治性罷工的實踐，距離6月初首次發出的罷工呼聲，只是兩個月而已。
2019年8月5日七區罷工集會，是一個「只存在經濟性罷工」與「實踐政治性罷工」的分水嶺。跨過分水嶺之前，有工會罷工和工業行動的經驗，可作政治性罷工的參考；跨過分水嶺之後，擺在眼前的當然參考，就是形塑整個抗爭運動的互聯網平台，包括：連登、TG、IG、FB、WHATSAPP、各種網上討論區及投票區等等……分水嶺之前之後，也關乎組織模式的轉移，如何影響著社運及工運未來的發展。以下依社會上流行的分野，對「平台」和「大台」對兩種組織模式作出比較。
長久以來，發動罷工及工業行動的，往往是工會。工會是合資格成員所構成的科層機制，有會員和選舉產生的領袖（工會理事），以權利、義務、共同的目標和立場，維繫會員之間的關係，令工會具有代表性，這是被稱為「大台」的組織模式。工會會員責任上要繳交工會年費、依規章辦事、參加工會會議、處理工會事務。相較另一類型，俗稱為「平台」的組織模式，在網上盛行，就是在當下有共同目標和立場的人們，建立互相沒有從屬關係，沒有強烈責任約束的簡易架構或聯繫網。平台的參與者之間有一定共識，但不強調規章，參與和退出平台亦比較寬鬆、有彈性。
平台和大台是不同的組織形式，兩者並沒有先設的意識型態及立場的差異，分別只在於因時制宜，把那種組織形式用於最適當的場合。以下作出說明：
經濟性罷工發生於某企業或行業，工人因境遇相同，而產生共同的爭取目標，如紮鐵業工人和碼頭工人爭取加薪而發動罷工，之後引起公眾的同情和支持，引發了聲援遊行、眾籌罷工基金及捐贈物資，已算是不錯的成果。相對於經濟性罷工的感染力從罷工工人逐步擴大至公眾，抗爭運動所引起的政治性罷工倡議，從一開始就是以全體「香港人」為主角，跨越所有階級和階層，群眾層面十分廣泛和複雜。抗爭運動所引發的罷工主張，以五大訴求為「香港人」的爭取目標，涉及人數之龐大，目標層次之高，非一般經濟性罷工所能比擬。群眾數目的多寡及運動的內容和性質，也影響著我們採用什麼組織形式。
首先看經濟性罷工，罷工工人都需要在民主參與中「齊上齊落」，如紮鐵罷工36天、碼頭罷工40天，罷工工人因應形勢，不斷進行討論和決策，調整行動策略和爭取目標，用投票決定方案。這是百人級、千人級工潮的集體處理方法。同樣想做到「齊上齊落」，全港性的抗爭運動從一開始就涉及數量龐大的群眾，動輒是十萬人級、以至百萬人級，要在短時間內動員，及決定一些重大原則和大策略，使用網絡平台大概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目標如五大訴求、立場如「核彈都唔割蓆」、行動如八五罷工，及無數的群眾動員，都是從各種網絡平台產生。
抗爭運動是非架構化、非中央化的運動，人們在各種網絡平台提出討論及建議「帶風向」，從網絡發言的密度及內容，可了解群眾的反應。在網絡平台倡議什麼都可以，縱使極富試驗性和冒險性的，只要群眾認同，就會走紅，並付諸實踐。例如有人在網上推出「香港人抗爭日程表」，表中完全沒有負責人，如有人依從，就有行動發生，縱沒人依從，也不會有人須付上責任。網絡平台如此運作，有什麼倡議從中脫穎而出，是難以預料的。網絡平台對於政治性罷工的倡議，是願望多於具體的做法，是樸素的想象多於對實際處境的描述和考慮。
萬人級的網絡平台涵蓋幅度大，但沒有進入職場勞資關係這麼具體而複雜的細節，難以統籌工業行動的決策和執行。網絡上呼籲罷工，聲音也許響亮，但對於一名打工仔自身來說，是否參與罷工，關乎其個人飯碗安危，是重大的抉擇，除了上文提過的勞資關係之外，能否與同事們在罷工一事上建立共識，進而產生信任和默契，也是關鍵的決定因素。同事之間日常工作關係如何、有沒有交情，影響著罷工時如何分工，誰發號司令、誰被問責等等……這些人與人、面對面的聯繫，是工會和罷工工人的組織工作，也是互聯網平台不能取代的。網上「我可以為你上前線擋子彈，你願意罷工表達訴求？」的呼籲固然感人，但不能處理職場的具體問題。
相對於網絡平台，舉一個工會策略性工業行動的例子：職工盟「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會」（下稱：新巴工會）在抗爭運動短時間內作出反應，表態支持6·9遊行；當社會上出現罷工倡議時，工會發動工業行動，呼籲車長6·12跟從駕駛指引，以安全車速行車。工會考慮到，車長們顧慮到勞資關係，不可能一聲令下就罷工，因為大家見到其他行業沒有以工業行動作抗爭，是不會輕易進行過激行為而「送頭」。於是新巴工會先發動安全車速（慢駛）工業行動，比其他行業走前一步，嘗試帶起風潮。這是工會在保護自己及全體同事飯碗的情況下，帶動社會氣氛的策略性行動。在社會氣氛及工會呼籲之下，6·12早上有車長以各種駕駛方式堵塞路面，有的更奮不顧身把巴士越線橫停，將自己的生計和飯碗拋諸腦後。
新巴工會有深厚的戰鬥傳統，得到工會會員代代相傳，工會理事注重對自我和會員的培訓，令工會整體有強烈的工運意識和政治意識。工會一直跟資方角力，爭取合理權益，發動了多次工業行動，而且多次對重要的政治事件（包括早前970車長被捕事件）作出回應，基本上掌握到工會會員及其他非會員員工的反應，進退有據。新巴工會在抗爭運動中的表現，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工會示範。由此可見，工會實力並不是一下子的躍升，而是一連串的長期積累，逐步上升。
罷工不是一天練成，促成罷工，可以用各式的工業行動試煉，譬如集體請假、按章工作、怠工等等……航空服務業工會做過「不微笑行動」，讓每個空服員都目無表情的待客。從工業行動到罷工，有很多階梯，可以按行業的特性和社會氣氛去做。當員工們踏出穩妥的一步，就可以更大膽的多走一步，漸漸儲備了罷工的實力。
抗爭運動透過互聯網而壯大，令人們會培養出某種默契和共識，響應「吹雞」，但在一些需要高度配合的精密行動上，還是要使用「人盯人」的方法。再舉一個例子，紮鐵罷工和碼頭罷工為時幾十天，搞罷工基金的時候，評估籌得的款項能讓多少人堅持罷工多少天，不只是加減乘除的計算問題，而且是不同處境的工人的士氣和意志的評估，再加上罷工基金的保管和派發方法，都一定是經過面對面的密切溝通才能成事。
編者後記：
麥德正在上篇簡述經濟與政治性罷工、平台與大台之分別後，將於下篇探討新工會如何開拓政治性抗爭空間；抗爭中的階級協作，如何影響勞工權益意識的發展；再展望當前經濟危機之下，工運的未來發展趨勢。請留意下周連載。
作者簡介：麥德正（現任東區（西灣河，2015年當選）區議員及工黨副主席，曾經任職工盟、民陣、街工等組織。多年來參與組織過各種工潮，例如扎鐵工潮及葵青貨櫃碼頭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