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郎】
想當初，二百萬人的團結，是否一場虛幻？想不到這次美國大選，竟成了香港人的考驗。
先說結論：黃藍之分，這種「二分法」，向來有其意義，具有「本土民主自強」於經濟上乃至於宣傳上的戰略需要。然而，侵、拜之間，作為香港人，於選情後（這是重點）的「紅藍之分」，站在其中一方不斷上綱上線，爭吵不斷，對香港民主運動，最終只會構成內耗。這是中共近期在泛民撕裂後非常樂見的。
一年前的我們，面對藍絲以及黨媒的抹黑，總會謹慎的以 Fact Check 來反駁一切謠言，時不時轉發「求驗傳媒」以及「傳真社」的貼子，狠狠的用「事實勝於雄辯」此道理，一巴巴的掌摑「人一藍，腦便殘」的對家。事關對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利用沒有「前文後理」或者「無中生有」的陰謀論，試圖抹黑抗爭者「收錢示威」甚至「淪為天使」，而黃之鋒的貝沙灣物業以及美國間諜身份，正是因此而來。
然而這種謹慎的 FC，隨著近月來美國大選的關鍵消息如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湧來，資訊爆炸底下，或人類的惰性使然，漸漸的，已變成「不為」或「不能」。不少香港網民還未來得及消化、查證左右派媒體各自放出來的關於特朗普與拜登的嫌疑，已一窩蜂的跟隨潮流，爭相轉發新聞。畢竟最終誣蔑與否，責任不在網民。
而從「十月驚奇」亦即 New York Post 所發佈的關於 Hunter Biden 的醜聞，引來的在港迴響最大。袁彌明跟 BBC 說，大部分香港人的想法不同於當地民主黨的支持者，選舉上，他們更傾向於特朗普。究其原因，其實非常淺顯：因為港共政權破壞了香港原有的制度，剝奪了港人的權利，香港人，只好把希望寄託在目前對中共最強硬的特朗普身上。
只要他贏了，在新一輪「彼歇我盈」的冷戰格局底下，美國將會更強硬地對抗中共。而博弈過程中，如果中共願意妥協，香港的民主議題便有可能被美國「擺上檯」放進議程，在香港未完全赤化成為焦土以前，重新談判、重訂「雙贏」，可扭轉板塊間的夾縫格局。因此，凡是對特朗普選情有利的，為了佔領「輿論戰場」，不少港人也會有理無理的，先轉貼了再算。因為對他們而言，那些資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報捷」。
再加上因為國安法、限聚令、萬年議會、人質外交，以及越來越多手足被清算及判決，無助而絕望的香港人，不能走上街頭直接抗爭，唯有轉而透過網絡直抒己見，寄望於這位一直以來備受爭議（甚至在美國左派眼中厚顏無恥）的總統身上。
有些較為情緒化的，會變成「左膠（帽子）」學者眼中無條件支持特朗普的「民粹式侵粉（帽子）」，也有些向來理性的「明眼人」，例如部分親民主的專欄作家、議員學者、黃絲 KOL，雖然知道特朗普在言行上有不少過失，卻也會打從心底支持他。
為什麼？當然不是因為買了外圍，而是因為眼前各種前所未有的外交舉措已顯示：特朗普團隊已走在幾乎不能回頭的「抗共」路上，而他的對立思維，已植根支持者心中。這是他跟拜登的不同之處，也是為什麼不少崇尚理性、追求民主的「明眼人」會支持他的原因。
關於此，凡是身受中共之害、稍有同理心，並非港豬或藍絲的香港人，應該都會明白、都能同情地理解（但不代表要附和支持）。因為香港已頹敗衰落至此，人權亦已漸失，上述的「挺侵者」唯有牢牢握著手中僅有的權利，亦即「網絡世界」之言論自由，來參與這「無遠弗屆」的「輿論戰」，甚至試圖影響海外華人票投支持特朗普。
而過程中帶有大量的寄望與情緒，作為文宣與凝聚的 Momentum，其實都能理解。相反，過程中，有些人高舉「理性的旗幟」，語帶諷刺地批評「黃絲藍絲化」，我卻不甚明白這種不理解。
然而如今美國人的票已經投了，餘下的，就是當地法庭的事兒。歷史悠久的美國司法制度自會有其客觀判決，若因為這「下半場」的爭議導致陣營撕裂，甚至延續「上半場」積存下來的一些「弊端」，對香港的民主路，以及核心價值的保持，是會有負面效果的。
「言論自由」作為手段，用以批評「不當不實」以及「素質低劣」，絕對有利於推動社會進步。而如果評論者的看法，是某種猜測、臆想，因而推論出某種「可能性」，讓公眾討論（如蕭生、顏老、李怡等人對拜登兒子醜聞的分析），則相關言論，是一種有益的思考，像極了福爾摩斯的懸疑案。
但此處我所談到的「上半場的弊端」，正是因「言論自由」而來的。
如果一個人的言論乃建基於「錯誤的事實」、推論的過程又充滿「謬誤」，將之當成「確鑿無疑的真相」傳揚開去，或者「把可能視為必然」，則是我們必需警惕的。
譬如不少網民口中的「左膠」，試圖把支持特朗普者想像成同一類他們心目中的「侵粉」，企圖「以全概偏」，打稻草人；又或者一些特朗普支持者，看到有美國華人支持拜登，便「因人廢言」，作情緒謾罵，其實都是變相的「封閉式思考」，這跟香港人向來深信的多元並包，是背道而馳的。
另一邊廂，因立場、取態，對藍絲、對黑警「廢言」，卻絕對合理。為什麼？因為他們選擇站在獨裁者的一方，助紂為虐，為「一言堂」提供了條件。
然而，本身民主陣營以內，尤其最近《立場》刊登的一些能警醒自己的文章，只是因為作者在大選中因站在「民主黨」的立場，站在「理性科學」的立場，站在長遠而言「國際遊說」的立場，因而或支持拜登，或反對特朗普，或覺得跨黨合作方為有利之道 — 便認為對方「不再是同路人」，而情緒宣洩過後，從此分道揚鑣，則是非常無謂，兼且不利於香港的民主前途的。
政治講求實際效益與戰術策略，有些慣常的思維模式，不能強行硬搬、放諸四海。例如「黃藍經濟圈」之中，凡是直接間接支持中共者，或助大中國者，黃營照理都應該杯葛，這是一種資源分配與土壤耕作。然而，這樣子的兩極思維，硬套在國際層面，動輒杯葛「稍微」跟中共合作者，則顯得不智。香港人要不要杯葛日後仍跟中國做生意的英、日、德？不會的。放在拜登當選後的民主黨政權，亦復如是。在高調撐完特朗普以後，我們必須靈活走位，找下台階，謀求同盟，繼續上路；對此，共和黨人或因其身份做不到，香港人卻有條件做到。
這是香港人在民主大原則底下的靈活之處，正如蔡英文絕不會在未來四年停止跟拜登及其白宮幕僚緊密合作。
看著這幾天網絡的撕裂輿論，其實有點像雨傘革命後，互相謾罵、埋怨所走向的另一波低潮。畢竟特朗普被拜登後來居上了，而大部分港人的期望落空了。但我依然相信，一眾希望他朝能建設民主香港的同路人，是有足夠智慧，能渡過此劫的。
盲目的樂觀主義者，遇上不幸，大概只會怨天尤人；而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心裡雖時時有最壞的打算，卻從不放棄任何嘗試的可能。願每一位香港人都是堅毅的後者，繼續前行，使民族自強。
散了的雲霧必再聚，這是水的哲學，其實亦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奧義。
希望經此波折，甚至未來更多的波折以後，榮光，能歸香港。
（作者簡介：三郎，自由撰稿人，臉書《存在主義者心簡》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