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全牛成為人權律師已經七年了，委託人包括最是政治雷區的法輪功學員、709 大抓捕的律師助理趙威、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人權工作者甄江華等。做到自己也被公安抓了去，太太被打，沒嚇怕繼續上；就是沒想到，12 港人案可能成為他律師生涯的「死亡之吻」。
去年底案件宣判翌日，任全牛就收到河南省司法廳擬吊銷他律師執業證的通知。任要求對此作抗辯的聽證會原定今天（1 月 19 日）舉行，但司法廳昨日臨時通知延期。參照同樣為 12 港人辯護、上周被吊銷律師證的盧思位案，任全牛對聽證會結果難言樂觀。
他憂慮若兩人都被吊證，日後將在內地人權律師圈裡引起寒蟬效應，難再接港人被送中的案件。「我不敢說百份之百，感覺百份之八十可能找不到（律師辯護），找到也是什麼都不敢說的，類似於官方律師那樣的。這也可能是官方長遠的一步棋，為了將來按照國安法抓了（香港）人，然後就沒有維權律師敢做。」
在任全牛眼中，12 港人案本是很單純的涉嫌不合程序穿越邊境的問題，但國家維穩力度大得不尋常。「一個區的看守所和公安局來辦這個案的話，表面看應該級別不太高，」但過去數月任全牛遇上多次施壓、約談，半數律師退出 12 港人案。他猜測「這個（吊證）可能不是我們本省司法部門決定的，乃至於北京、也不一定是司法部，可能是比司法部還要高的部門。他們作了決定，然後直接給這兩個司法廳，讓他們找理由找辦法給吊銷。」
對於失去執業資格的後果，他淡淡然笑著面對。維權案件絕大部份都是敗訴的，任全牛覺得這些年來與其說幫上什麼忙、不如說是成全了自己與弱勢者同行的應有之義。「我覺得作為一個律師來講，在環境越來越糟糕的情況下，我盡力的做到了自己能做的。對於我的律師證來說，這個證本身已經達到了它應該有的榮譽了。以後呢，只是轉一種生活方式而已。」
內地律師任全牛接受視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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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見真實
任全牛今年 40 歲，唇上留著粗黑的鬍子，一副硬漢形象。談起個案的法律和程序細節他會滔滔不絕，非把當中不合理不符事實的地方講清楚不可；但問到他怎樣接起維權案件、幫助那些被權力輾壓的人們，總帶點不好意思邀功的吞吞吐吐。
年輕時的他沒想過要走這條路。高中畢業後，他上私立大專學了兩年法律，本以為畢業後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就可執業；但 2002 年改制成必須要大學本科才能考的《國家司法考試》，任全牛用了近十年時間，邊打工邊進修，2010 年才終於拿到執業證。
那段二十多歲的黃金歲月，他做的都是以銷售為主的散工，夢想著當律師，可以接案賺更多錢改善生活。「那時候我對很多事情幾乎是一無所知，完全就是體制之下長大的一個人，什麼叫人權、什麼叫普世價值，也不知道。」拿到證之後，代理的是商業和民事案為主。
任全牛成長和執業的河南省，是貧農感染愛滋病問題的重災區。2013年，他接到一宗相關案件 —— 幾名愛滋病患為著醫療費報銷問題向省政府維權，結果被拘捕了。這是他以律師身份接觸弱勢社群的開端。同年「中國人權律師團」成立，公開招募願意接案維護公民基本權利的律師，很快就召集到過百人；朋友問任全牛要不要入群，任覺得「應該不是什麼壞事」就加入了。
河南愛滋村 (網路圖片)
翌年代理法輪功學員的「信仰案件」，「思想就開始打開，（以往）很多封閉的、錯誤的信息，慢慢顛覆了很多自己的認識。」他看到人們一旦被發現修練法輪功，就被工作單位解僱，有時連養老金也沒了，生活非常窘迫，連帶把逼害真相講出來的人都很易被抓，「他們的行為真的跟那些坑蒙拐騙的沒法比嘛。」
其他如拆遷個案、疫苗受害者家屬等委託也陸續找上來，都是些失去家園、失去健康或親人的弱勢者。「我不能自稱這麼多年在做的是怎樣…… 就是，對底層這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這些人品不但不低、反而很高的人，覺得作為律師來講，有義務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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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空間
對任全牛而言，這也出於個人尋求生命意義之必要。「做這種案件，能找到律師的價值和存在感。即使你可能改變不了太多，但你在這種……黑暗的時代吧，你能給他說句公道話，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們，他們就會很感激。你做一些民商事案件，做得好了，人家也不見得多麼的對你正面評價，因為都是經濟利益的問題。」
適逢那年頭中國對公民社會的管控還算是寬鬆的，雖然一些先行者如律師高智晟、李和平等先後受到逼害和抓捕，但同時各種民間 NGO 和權利運動還是有活動空間，維權律師團人數也迅速增長到 300 多人，任全牛以「轟轟烈烈」來形容當時內地公民社會的勢頭，「膽量就起來嘛，基本的恐懼之心就打消了。」
2015 年 7 月 9 日起中共針對人權律師和公民活動組織者進行「大抓捕」，波及超過三百人。任全牛代理其中的「趙威案」—— 外貌清秀的趙威在 709 抓捕時只有 24 歲，是律師李和平的女助手，多月音信全無，2016 年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期間任全牛沒法會見趙威，又傳出她在天津看守所被性侵，任在微博上轉達這信息希望求證，亦以「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任妻胡友玲被打、母子三人被迫遷；最終任全牛寫了悔過書才被放出來、取保候審。
709 大抓捕後，司法部修訂了《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和《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加強對律師的管控，也大力掃蕩公民組織和上訪者，「雖然我還堅持在做一些事情，但是整個的環境，就等於說冷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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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高的維穩級別壓下來
去年 9 月初，有香港律師就 12 港人案聯絡任全牛，希望他為其中一位被告黃偉然擔任辯護律師。任全牛一聽是覺得「挺新奇的」，因為他在內陸地區很少接觸到涉及邊境和偷渡的案件；另一個感覺就是「簡單」，「幾個人想通過不太合程序的方式離開香港，路過內地的水域，然後被抓了。不管他在香港有什麼事，但你在大陸就這麼一個事兒、很簡單的一個罪名。」
那時官方還未將這事扯上港獨和國安問題。雖然同案其他被告都是找人權律師做委託，但他沒聯想到這是宗高度政治敏感的案件。「境外的人會找上我們是很正常的，消息不封閉嘛，看到更多新聞才能知道我們這些律師。國內反而很多人不知道我們，因為媒體不會跟你宣傳，你自己那個小圈影響很有限。」
9 月 7 日他首次到鹽田看守所要求會見當事人被拒諸門外，其後接受媒體採訪，壓力就來了。「我們當地的律師協會呀、司法局管律師的那一塊呀、國保呀，都有打電話來，而且口氣還很重。說這次的上面要求，可能來自北京吧，希望我退出。很快這個很高的維穩級別就壓下來了，我立刻就感覺到，不是一般簡簡單單的涉嫌偷渡犯罪的事。」這樣的施壓前後至少五次、其中兩、三次是面談。
鹽田看守所
第一次去見不成當事人，鹽田當局要求律師就家屬委託關係進行「公證」手續。過往一般港人在內地涉嫌違法案件中都沒這要求，但對方堅持，家屬又急切想通過律師探訪報平安，他就辦好「公證書」9 月 18 日再去，仍是被拒會面。看守所更表示黃偉然已自行聘請兩名律師，「當然我不相信啦。」任全牛說，這種以官派律師阻止會見當事人的情形過往幾年已常在內地維權案件中發生，「雖然荒謬，他們掌握著那個權力，就是不承認你，你闖也闖不進去。」
後來他只能以通訊軟件跟香港的委託家屬溝通，「有時候很晚了，他們還跟我聯繫，對我很信任，我就不好意思退出不管這個事。」雖然實際上做不了什麼，至少就法律程序提供資訊和專業意見，希望家屬感到一些支援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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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舊帳
擬吊銷任全牛律師證照的通知書在去年 12 月 31 日發出，正好是 12 港人案宣判翌日；但通知書的內容是指控他 2018 年 11 月代理一宗法輪功案件時的庭審表現違反《律師執業管理辦法》，「行為性質、情節惡劣，嚴重損害律師行業形象，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河南省司法廳對任全牛發出的擬吊銷律師證照通知書
任全牛判斷這案件只是「莫須有」的藉口。一方面當日自己的庭上言行並無不當之處，就算是按法律條文質疑官方對法輪功的「邪教」定性，也只是在庭後遞交的辯護辭有提到，跟「庭審表現」沒有關係；而且過往有律師因類似原因被問罪，通常也是停牌六個月至一年。
更明顯的是，該案至今事隔兩年，一直都沒說要處罰，為什麼忽然翻起舊帳？倒是接辦 12 港人案期間，那些警告要他退出的人有提到，再辦下去「可能要吊你的證」，「但我當時沒覺得會是真的，認為只是恐嚇一下而已。」然後 12 港人案一結束，吊證的通知書就來；再過幾天，盧思位也接到了。
同期任全牛還代理公民記者張展案，她因報導武漢肺炎被控「尋釁滋事」；該案 12 月 28 日審結、判 4 年徒刑。任全牛相信張展案都可能對吊證這件事有影響，總之沒理由是因為兩年前的法輪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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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真相，這個是很可怕的」
他仍沒放棄擺事實講道理。上周他到該法輪功案件的審理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人民法院，要求會見當時的主審法官蒲升元。蒲官在會面上確認他並沒有惡劣的庭審行為亦無需處罰，但庭審錄像只能由聽證部門搜集，不給任全牛翻閱。任於是向河南省司法廳要求延期聽證、並請法庭調取該庭審錄像和蒲官的證辭。
昨天司法廳真的決定延期，雖然通知書上說「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但任全牛相信是源於他不斷提交和公開各種申述，「他們想處罰我的這個案件，實在從事實的角度是說不過去，（延期）可能是要再補充更多的材料吧，給他們自己一些時間，有可能是這種原因。」
但吊證這件事會不會有轉機，任全牛覺得「還不太好判斷」；因為事件似乎是為了拿他和盧思位的吊證來對行業起警告作用，不要再代理港人送中審判的案件，而不是兩人在行為上真的違法。他直言，維權律師團裡掛名的人還是不少，但經過多年抓捕和壓力下，「能出來做事的，能發消息的，或者接受採訪的，已經屈指可數了。」
另一位 12 港人案律師盧思位，上周被吊銷律師證，一眾人權律師及家屬於四川省司法廳出席其聽證會聲援，後一度被公安抓走。
香港人對於盧思位和任全牛因 12 港人案遭受打壓而感痛惜，任全牛覺得憤怒也無補於事，更重要是清醒的認識到，「他們（中國官方）不會輕易改變自己那些錯誤的思想和有害的政策制度。」
他相信香港人未來會相當困難，而在極權環境下要能繼續做對的事，最重要是民眾能對事實有正確的認知。「如果內地國民有香港居民一半的認識的話，可能內地的司法環境、社會制度、法制就完全不一樣了。不明白事實真相，這個是很可怕的。」他見到很多內地人受官方宣傳影響，認為大部份香港人都是「暴徒」，想分裂國家、搞港獨，於是支持中共嚴厲打壓，「錯誤的消息、錯誤的認識，那他就會支持一個錯誤的決定。」
至於自己的將來，任全牛說未有認真想，「過完年再說吧，我本人對經濟的追求不太高，現在也沒買房子。」這些年接辦維權案件，委託人多是貧窮弱勢者，本來就掙不到多少錢；相信就算吊了證要轉行，收入也不會比現在低。「內地有好多律師都被吊證了，不是也過得挺好嘛？我太太也挺想得開，所以我也挺欣慰的。」說罷輕輕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