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田波（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編按：本文為《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的推薦序】
老朋友莊嘉穎找我為《建國與國際政治 ―― 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下稱《建國與國際政治》）寫序，雖然惜逢北京在香港推行港版《國安法》，情緒跌到谷底， 還是想也不想便答應。這本書的英文原版獲得國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國際安全研究組（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ection）的二〇一四年度最佳書獎，斤兩十足，實在不需要額外推薦。《建國與國際政治》最大的貢獻是指出在全球政治史中，外力干預可成為建國背後的功臣， 建國往往非為本土產物，不能完全歸功於民族主義思想與共同體意識之力量。
反思建國「常識」
一般的常識認為，外力介入必然將弱國變成附庸，甚至帶來分裂。嘉穎的研究顯示，國家形態涵蓋三大範疇：領土自主程度、政治集權程度（political centralization）與外部自治程度。即使當中一、二項偏低，其他範疇還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更重要的論點是，外力對介入一地政治成本效益的預計，可以構成誘因，從而協助本土政治盟友集中權力，使之獲取領土與外部自主權。如果外國勢力認為介入該地政治的機會成本偏高，為阻止其他外力對手主導當地政治，會願意退而求其次扶植本土政治力量，推動當地國族意識發展，以確保一眾外力能於當地保持均勢。換言之，外國勢力的介入會否導致弱國成為附庸國、殖民地、政治分裂、消失於世，或協助建國， 視乎介入方式，而介入方式則取決於一眾外力對介入的預期成本效益的理解。從這論述來看，上世紀中國在內憂外患下，外力介入並沒有完全瓦解中國；外力為中國國家發展同時提供向心與離心力。西方列強均希望避免因為利益衝突而引起戰爭，主張在門戶開放政策下共享在華利益，繼而支持中國中央政府，因此中央政府的權威仍能延續。在民國初年，雖然軍閥割據令政治集權程度有名無實，治外法權又侵蝕領土自主，但是國民政府依然享有高度的外交自主。從一九二〇年代中開始，英、美政府支持中國享有關稅自主權，不再介入中國海關行政事務，放棄治外法權。日本錯誤估計成本而侵華。隨著國際戰局升溫，其他列強認為介入中國事
務成本日增，中國因而得到政治空間追求國家領土自主。二戰終結前，列強已與國民政府締結新條約，放棄在華種種特權。在這大氣候下，外力是中國得以中央集權、享有領土與外部自主權背後的重要助力。
中國政治與「外國勢力」
這段歷史值得今天重溫。北京政權不時指責外國勢力干預其內政，抗議示威無論發生在內地， 或香港、台灣、西藏、新疆、內蒙等，都一一說成是外力滲透。嘉穎指出，中國國家主權的確立本就取決於外力的利益計算與行動，與「勿忘國恥」式的民族主義理論形成強烈反差。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人民確實站起來，但在他們背後，滿目是外力支撐的影子。外力支援是中共最終能夠戰勝國民黨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蘇聯提供的日軍武器與滿洲據點。嘉穎引用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初向蘇聯大使米高揚（Anastas Mikoyan）的自白：
「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我們很難取得目前的勝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應自
力更生。但事實又的確不能否定，即占蘇援四分之一的貴國對東北的軍援，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嘉穎的視野不限於中國，同時深度研究荷屬東印度（今印尼）與暹羅（今泰國），作為比較研究輔助案例，以其呈現的不同外力干預模式來實證理論框架。嘉穎希望其外力干預理論可以放諸四海，應用到阿富汗、伊拉克、索馬利亞、盧旺達、蒲隆地、巴爾幹半島、利比亞、埃及等等地區。遺憾的是，在亞洲以外，外國勢力的介入成本與方式不再為建國助力。
《建國與國際政治》書封
本文摘錄自：《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莊嘉穎著、鄺健銘譯，由台灣季風帶出版，於香港誠品與序言書室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