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10 日晚上 11 時 40 分。
由沙田駿洋邨駛到觀塘繞道，只花了不到 10 分鐘。Jo 看看身邊持駕駛盤的丈夫，知道他已經無視了所有交通規則。
但還是不夠快。電話的另一邊，傳來 Jo 兄長的聲音，「爸爸……走咗啦……你哋小心啲揸車啦。」Jo 不懂如何反應，只「嗯」了一聲，掛上電話。
丈夫已哭成淚人。她明白丈夫的自責，畢竟他是全家首個確診者。但她沒有怪他。她真正恨的，是堅持不讓她陪父親入院的衞生署職員，是令她無法送父親最後一程的檢疫中心人員，以及防疫不力導致疫情爆發的官員。
受訪時，她沒有聲嘶力竭地咆哮，只是如呢喃般不停地問，「點解七百幾萬人，我哋咁小心，我哋一家會中咗？點解講到死亡率咁低，我爸爸會走咗？」
「我原本係今年 3 月 13 號擺酒結婚……爸爸無得參與我個婚禮……」她提問的對象，轉向當權者。「點解你哋唔做好，源頭唔做好一啲，任得今次疫情爆發…我想問佢(哋)，有無人性？」
她口中的「佢 (哋)」，至今還沒有向 90 位死者，以及一眾家屬，說過一聲抱歉。
Jo (右) 與哥哥阿石 (左) 說，無法接受父親的離世，「如果唔係疫情，可能佢仲開開心心湊緊孫，打緊牌。」
* * *
7 月下旬，疫情肆虐香港。Jo 說他們家中有長者，一家人更是小心翼翼。除了每周的家人聚會外，其他應酬一律暫停。7 月 19 日周日，他們一家吃飯後，Jo 的丈夫有兩聲咳嗽，當時她已大為緊張，著丈夫去檢測，「本身 guarantee 話 12 個鐘有結果，但到 25 號星期六，先打電話嚟，話佢 confirm 咗，要即刻去（大埔）那打素（醫院）。」
得悉丈夫確診，Jo 立即帶媽媽到聯合醫院急症室，「本身都想帶埋爸爸一齊去，但佢老人家覺得自己無事，唔肯去醫院。」到母親也確診了，一家人更是憂心。Jo 曾向醫生查詢，要不要早點送父親到醫院，當時醫生判斷是，他沒有病徵，留在家反而較好，「醫院咁多菌，你不如喺屋企睇住佢啦。」
Jo 說，他們就是一個典型的「好感情家庭」，父、母、兄、妹。父母辛勞半生，子女長大後享清福。兩個孩子已過而立之年，父親剛過 80 大壽，比妻子年長 20 年，老人家脾氣不太好，但夫婦感情彌篤。哥哥已婚，每周末都會帶一對兒女回來，兩老弄孫為樂，一家人打打麻將。
朋友們都叫爸爸做「李叔」。
「可能無呢個疫情，我爸爸仲係好開心，繼續喺屋企打緊牌，同啲孫玩緊。」
美好日常的崩壞，始於 7 月 27 日。
衞生署職員聯絡 Jo，說她丈夫的密切接觸者中，包括了她和爸爸。署方要求李叔入院檢測，「話會安排救護車接爸爸去醫院。」Jo 擔心爸爸年紀大，一個人在醫院會害怕，數次向對方提出想陪爸爸入院，「佢無事嘅話，我咪接佢返屋企，或者一齊去檢疫。如果佢要上病房，等候期間我都可以陪住佢。」
但衞生署堅持不准，「佢話我無病徵，只可以去檢疫中心」、「我講咗好多次，爸爸一個人去醫院好驚，我唔係要濫用你哋醫院服務，我唔使做檢測，我只係想陪住爸爸。」但對方態度堅決，甚至表示，如果他們違反檢疫令，會找警察上門處理。Jo 坦言，她當時已經「不擇手段」，「我話，我而家好唔舒服係咁咳，你送埋我去醫院啦。」
怎料對方更絕，「我即刻幫你落簿，但係我話畀你聽，你哋（Jo 和父親）唔會送去同一間醫院。」當 Jo 無計可施時，回頭見到爸爸已經穿好衣服，孭起袋，「佢聽到，話要搵警察嚟拉我，就話自己等救護車嚟。」
「睇住爸爸，救護員上嚟，佢自己孭起個袋，孭住行李跟救護員走。」Jo 描述那一幕。
「當時我無諗過，爸爸最後會返唔到嚟。」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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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在將軍澳醫院檢測後確診，之後便在醫院留醫，被編上 #2914 的個案編號。衞生署的資料說，李叔因持續咳嗽和發燒入院，但 Jo 說，爸爸最初入院時，病情並不嚴重。Jo 引述醫護人員：「話爸爸入院時的情況都 OK，血含氧量有 98 %，又無氣促。」父親在電話中的聲音也是精神奕奕，「佢仲問我，『醫生係咪搞錯咗呀？我又無咳又無唔舒服。』」
「佢每一日都問我，『女呀，我係咪聽日可以出院啦？我應該呢一兩日可以出院啦。』」她還記得，8 月 1 號晚上，爸爸主動致電，說自己吃了幾天藥，連平常氣促的老毛病也沒了，那隻風濕腳也好起來，「佢話直情落床行畀醫生睇，醫生都話，『係喎，好好喎。』」
那時 Jo 已在盤算，父親出院後要怎樣照顧他，「我仲同爸爸講，即係醫生話你無事啦，你可以出院啦。」
但不過十多個小時後， 8 月 2 日早上 11 時許，醫院聯絡 Jo，說李叔情況突然轉差，「話佢而家聞緊 3 度氧氣，但都未合格。如果再轉差落去，聞到 5 度、6 度都唔得，就要插喉。」
醫生也告訴 Jo，假如李叔插喉後情況再轉差，「就唔會醒返」。於是她著家人輪流與爸爸通話，李叔對妻子說：
「老婆呀，我突然好辛苦呀，心口好似有嘢壓住咁。醫生話要插喉……我可能今次，都走唔甩架啦……你幫我照顧好對孫啦，睇住仔女啦，我將頭家交畀你啦。」
電話傳到 Jo 時，她已哭成淚人，「爸爸聽到我係咁喊，仲話，『我無事架，無事架……』安慰番我轉頭。之後佢就話，『我唔同你講啦』，就收咗線。」
這也是她最後一次與爸爸對話。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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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下午大約 2 時，李叔開始插喉。當時正在駿洋邨檢疫的 Jo，之後只能透過打電話到醫院，了解爸爸的情況。
那段日子對 Jo 來說，簡直不堪回首，「爸爸、丈夫、媽媽的緊急聯絡人都係我。特別係爸爸入咗 ICU 之後，醫院叫我唔好熄電話，有咩都會打畀我。」那幾天，她機不離身，也不敢睡覺，每天只能合眼兩三小時，便會驚醒。
到 8 月 10 日中午，也是她檢疫的最後一天，終於接到電話，「醫生話，爸爸情況好差，已經用晒所有藥物都幫唔到佢。叫我溝通一下，會唔會急救。」
「我知道即使急救，對爸爸都無幫助，只會令佢更痛苦。所以我哋都同意咗醫生建議，唔會做入侵性急救，唔會電擊，唔做心外壓。」
疫情期間無法探病，但李叔狀況危急，醫院說可以安排家人探望。根據衞生署所指，駿洋邨檢疫中心由民安隊負責日常營運和管理，亦會有駐場的衞生署醫護人員。Jo 收到消息，立即聯絡檢疫中心的管理部門，「話我爸爸病危，而家醫院畀我哋去睇。」卻只得到冷冰冰的回覆，「小姐，你個隔離令時間係去到今晚 23 點 59 分，你唔可以提前離營。」Jo 不停提出請求，協調的民安隊隊員也為她跑腿，但只得到的回覆仍是：「你一定要等到 23 點 59 分先可以走。」
「明明 8 月 2 號打去問，當時嘅醫生仲話，放心啦小姐，我哋一定會幫你安排，我而家就寫低一個 remarks。」Jo 很不解，「唔知係佢哋轉咗更定係點，總之去到 10 號，打嚟嘅嗰位女士，佢每一次只係話，你 23 點 59 分先可以離營。」
到晚上 11 時，Jo 再接到家人電話，說李叔已經彌留，「爸爸隨時走，你而家即刻過嚟啦。」她再找上衞生署，已是用哀求的語氣：「我求吓你啦，我爸爸隨時走，我要去醫院睇我爸爸……」
當晚約 11 時半，即隔離令完結前 30 分鐘，Jo 終於獲准提早離營。她坐上丈夫的車，便飛馳往醫院。
那時的她還不知道，李叔在她離營之前，已經走了。
阿石(左)、Jo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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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的哥哥阿石也是確診者，但亦因此，他在康復出院後，可送別父親的最後一程。8 月 10 號當晚，他和同樣已康復的媽媽趕到深切治療部，輪流入內，隔著玻璃，用對講機向李叔說話。
「我問姑娘，爸爸情況點，姑娘都老實，話就算好番，都要長住 ICU，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於是阿石對父親說：「放心休息，我會照顧好媽媽同孫仔孫女，你可以安心養病，唔使擔心。」
就像電視劇一樣，阿石甫走出去，護士便跑出來，「話病人好似好危險，你入嚟啦。我就同媽媽入番去。」
於是，阿石便目送爸爸人生的最後一刻，「都唔夠幾分鐘，維生儀器就去到零，就『咇咇咇，嘟』，就離開咗。」
Jo 到達醫院時，大約是 11 時 45 分。而醫生宣布，李叔的死亡時間，則是 11 時 19 分。
中間相隔的 26 分鐘，她會恨一輩子。「就因為你哋當刻嘅決定，我會後悔一世。」
事後，Jo 曾去信衞生署投訴。《立場》亦向衞生署查詢檢疫中心的安排，以及處理投訴的進度。署方承認，若有特殊情況，檢疫中心的醫護人員會諮詢醫院，了解有關人士病況的進展後，酌情容許檢疫人士暫時離開，完成其事務後，再返回中心繼續檢疫。
署方亦承認，檢疫中心過往曾作出類似安排，讓家人暫時離開檢疫中心，以出席親人喪禮，或探訪危殆親人。
衞生署表示，已接獲 Jo 的投訴，正在跟進。在其回覆中，衞生署說，對於李叔的離世深感難過，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也就是說，衞生署其實早已備有政策。但李叔彌留當日，由中午、到下午、到晚上，一直不知基於甚麼理由，沒有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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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離開後，Jo 不敢看電視，不敢看新聞。每次看到記者會，從官員口中聽到離世長者的編號時，她都無法忍住淚水，「成日聽到佢哋講，幾多幾多歲長者，都係長期病患。」
「好冷血。好似想淡化呢個疫情咁。年紀大、有長期病患，就一定要死架咩？」
Jo 與丈夫今年結婚，但婚禮因疫情由原本 3 月推遲到 12 月。這也是她最大的遺憾，「爸爸好鍾意熱鬧，3 月當時，我哋有食過一餐飯，但好少人，我仲同佢講，對唔住呀，知你鍾意熱鬧。我哋 12 月再擺酒……」
李叔離世後，護士交了一個大透明膠袋給 Jo，裡面裝了當日李叔入院時，Jo 為他執拾的衣物和隨身物品，「我仲記得，爸爸問我『點解要帶咁多衫？』我話，你無事嘅話，我哋去隔離中心呀嘛，隔離中心無冷氣好熱，我幫你帶多幾套衫啦。」「所有嘢都歷歷在目，我無諗到最後係，我要喺醫院度，用一個大嘅透明膠袋，將爸爸嘅嘢拎返屋企。」
大半個月前，一家人相聚，談的都是未來的事情。20 多日後，Jo 說，他們一家的時間，都「停止」了，也不敢再去說甚麼未來，「爸爸嘅嘢仲喺晒屋企，好似佢仲喺度咁……我無諗過突然有一日就 stop 咗」。
「其實對我來講，一日爆 200 單，300 單，同一單兩單，對我嚟講無分別」、「對我哋一家嚟講，每日聽住呢啲數字，已經無感覺。」
李叔 80 歲，足足比妻子大了 20 年。Jo 說，爸爸脾氣不好，但其實很愛妻子，「爸爸成日都話，老婆，我真係對唔住你，我同你年紀爭咁遠，你又要跟住我吃咁多苦。好彩我娶咗你呢個老婆，將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生咗一對仔女，好孝順，又有孫……」
她還記得，當媽媽確診，爸爸還在家時，李叔特意把露台上兩盆盆栽抱入屋，「特登拎返入嚟淋水。佢話，『你阿媽好鍾意呢盆嘢架，幫佢照顧住先啦，陣間佢返嚟，謝咗佢好心痛架。』」
「我知道，其實佢好心痛媽咪。」
「我想同佢講，爸爸，你係一個好爸爸，係一個好老公，係一個好爺爺。就算你以前一路咁辛苦做嘢，自己好慳，都將我哋湊大，到我哋大個又擔心我哋……你唔使擔心我哋架…我知道，你好錫媽咪，你放心啦，我哋會照顧好媽咪，照顧好你兩個孫。」
阿石(左)、Jo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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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至今在香港已造成近 90 死，問責官員出席記者會時，不時會被記者問，會否向家屬道歉。一眾官員要不顧左右而言他，要不便「嗤之以鼻」。
但 Jo 說，作為離世者的家屬，其實她不稀罕官員的『道歉』 — 因為再多的道歉，也抹不去他們的恨。
例如她不能陪伴父親送院的遺憾。「如果話，因為佢有病徵我無，我同佢要分開處理的話，咁負責任的話，你唔會等兩日（丈夫確診後）先嚟聯絡我。呢兩日我同爸爸一直喺同一間屋一齊生活。」
又例如，不能送別爸爸的憤恨。「當醫院都有人道原因，畀家屬去探訪，點解你唔畀我去？你覺得我會為咗想提早幾個鐘離營，去虛報自己家人病危？呢個後悔，係會跟住我一世。」
也例如，疫情爆發的責任。「好多醫學根據，分析咗病毒 DNA，已經搵到第三波爆發源頭，就係豁免檢疫班人啦，班船員啦、機組人員啦，呢啲點解你要做豁免呢？你哋（官員）口口聲聲話，市民要小心、要體諒，要做好防疫措施，但係點解你源頭唔做好，任得今次疫情爆發？」
「你問番呢 70 幾個（編按：至 9 月 1 日，離世者已增至 90 人）喪生者家屬，無人會因為佢一聲道歉就原諒。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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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的一家，總共有 7 人確診。最先感染的是她丈夫。
或者有些人會認為，丈夫是 「patient zero」，一家感染都因他而起。但 Jo 說，她從沒責怪丈夫，更明白不應該責怪他，「佢確診一刻，打畀我喊晒，話無諗過自己會中，亦唔知點解。」
哥哥阿石說，他們一家在防疫上，可以算是「模範家庭」。例如媽媽外出時，口罩、面罩、手套都戴上，回家便更衣洗澡。全家都做足衞生措施，洗手、洗手、洗手。或者如 Jo 所說，「全港七百幾萬人」，偏偏選中他們一家，是「不幸」。
若果染病是不幸，那他們之後承受的壓力，便是「人為的不幸」。
「好似我哥哥咁，佢成個屋苑，都喺度刮緊邊個單位確診。可能我哋以前，都會用咁嘅心態，幾多樓咩單位呀，唔好行嗰邊呀，可能會有咁嘅心態。」「或者身邊朋友，知道你確診，會話點解咁唔小心呀，惹到身邊人啦。」
Jo 說，她不是想「反擊」，只是想用過來人的身分分享，「到而家我哋都唔知點解會有呢個病，亦唔想去深究。但真係希望，大家可以有少少同理心，唔好歧視，或者覺得抵死。」
「你唔小心的一句說話，可能都係一個傷害。」
撰文｜劉偉程
攝影｜Oiyan Chan、Sheryl W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