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本文於 3 月 19 日成稿
（因為吞了一本村上春樹，現在連思考都變成賴明珠腔了……）
1.
被發現在看報因而被蘇惠德點名…… sor 是被點 number（被告和被囚者是沒有名字的，Hi I am D33〜）時，我正在看別的被告看完丟在地下的《明報》，剛好看到 7.21 白衣人暴動案的庭審報道，一時看入神了。據報，那個法庭上，不斷地播放着《立場新聞》當日的直播……（諗起都覺得老尷）
雖然一直非常抗拒這件事加諸在我身上的種種，但是也沒到意識不到這件事與我的牽繫的地步，於是我不禁想到，當 7.21 終於提上法庭的此刻，我這邊呢，已經（在經歷過許多許多之後）成為坐在國安法被告席的政治案階下囚了；並不是什麼宇宙冥冥中的巧合或黑色幽默，而是，我自己的選擇所導致的。不得不說，已經走了這麼遠。
究竟要如何理解自己的立場呢 —「立場」在這裏的意思，不僅僅是指政治立場，已跟類似於「處境」或「身位」，就是日譯小說中：「你也稍為考慮一下自己的立場吧」，那個不太能直譯的意思 — 在保釋審訊的四日間，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從一名記者，轉而成為一個 activist，所以由一宗案件的證人席，轉落另一宗案件的被告席（記者們大概也快了，先行為敬啦），這兩個身份之間的對立，大概是我這個人的「故事」所在（此處「故事」採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後記中的定義）。在庭審中，我對這個「對立」又有了新的理解。
2021 年 3 月 1 日，何桂藍由警車帶到法院
2.
從律師會面與監獄探訪中，對外界的事只有極為零碎的認知：譬如我們不會知道外界如何看待保釋申請的爭拗，但會知道《蘋果》出過一條 push 係「岑敖暉：我要食飯」。簡單而言，就是只會知道別人認為「鳩」的內容。
據我理解，保釋審訊的內容無法報導，所以關於我（的報導），基本上就是「試咪」、「睇報紙」、「攬朱凱廸」和「跨欄」。探訪的家人特別提起，並說：你面對的是很嚴重的事，你能不能認真一點呢？
吓？我很認真啊。
如是又開啟了一道題：究竟在當下的香港法院，怎樣的行為或心態，才是「認真」呢？正因為面對的，是非常嚴重的控罪 — 說是關乎整個人生，也並不誇張的程度 — 我究竟是在以怎麼的理解來面對它呢？
法庭本身，只是一個場域而已，而在這個場域中正在發生的，是我（們）正在直接面對政治壓迫這一回事。
這涉及我對何謂「參與政治」的理解，一般會傾向認為，政治是利益計算、妥協與交易、拉黨結派、黨同伐異、權力慾展現、謊言等等等等的綜合，但這顯然不是政治的全部，而只是在民主政治、選舉政治、黨國裙帶資本主義乜叉叉政治中，較常見的形式。在香港的場合，我相信，大家更熟悉的，是極權下的反抗政治。在此型態之中的政治是怎麼的呢？就是大家 2019 年在街頭目擊到的那樣，是在《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裏看到的那樣。
一種將人生中擁有過的所有外物卸下，以自己最本來的模樣，一無所有地迎面走向巨大壓迫的狀態；亦只有在這樣的實現之中，才會知道「自己」的邊界：有什麼是你從未想像，卻竟然可以做得到的？有什麼是即使你如何努力鼓起勇氣，卻始終跨不過的？有什麼是你無論面對怎麼的威脅，都不願意背棄的？反之，就是怎麼的威脅，可以迫得到你背棄你認為自己非常珍惜的東西？
只有政治場域，對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有實質上的生殺大權，所以我的理解是，只有在政治行動中，這一切關於「自己」的詰問，才可能有答案。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記者」的身份，一度感到窒礙，因為在記者的場合，「一無所有，只有自我的自己」與「壓迫」之間，永遠橫着「專業」，作為主導、必須服從、僭越一切成為最高標準的一個，並非「人格」但完整得近乎「人格」的存在。而在自己的人格與「專業」之間，前者必須讓位。
毫不誇張地說，當別人告訴我「作為記者前你首先是一個人」，我是不同意的：「但是在戴上記者證的時候，應該還是先是一個記者吧。」case in point：俾人打，但反應是繼續影 — 我在很多場合解釋過，那個當下我全心想着的只有「直播個『度』而家係點」，基本上我只是一個會旁述的移動腳架而已。
以我作為載體，「新聞記者的專業」與「壓迫」完成了一次對決。僅此而已。
因此一直覺得 7.21 ，作為我本人，並沒有什麼能說的，即使被邀上被告席，大概也只能說「請詳細看我當時的直播（ aka 記者作業下的新聞 product）吧」而無法作出任何補充。對於「立場姐姐」附帶的各式各樣與我無關的想像，更是無法輕言接受。
於是經歷過 2019 的我，出於自己的選擇，目前置身於另一個法庭的另一個席位之上，並且意識到，嗯，這就是我作為自己，一無所有地，面對巨大壓迫的時刻。
（雖然那壓迫是以「拈花微笑」（區家麟語）的蘇惠德，與不斷甩漏的律政司，這麼缺乏壓迫感（甚至令很多人誤覺有望）的形態實體化。）
據上述理解， 加上深明後果之嚴重性，難道從入庭一刻就正襟危坐協助維持法庭的一貫形態，會比搏盡最後一絲機會，在開庭前去擁抱將要一別經年的人，是更加「認真」的作為嗎？
而黃之鋒和鄒家成，我只能偷被告爛玻璃的一絲隙縫，吻到他們的手指而已。
圖片來源：作者 Facebook
3.
一方面是因為嚴重缺乏睡眠（怪我嚕？ ）造成的歇斯底里式亢奮，一方面是對自己所身處的立場的認知，令我根本沒有餘裕，以本能以外的方式去應對庭審，即使我意識到場景是法庭。
所謂「本能」是指甚麼呢？
我看到了，《蘋果》有個專欄形容我「陳詞完畢後：單手按欄輕身跨欄」……這個謠言究竟是怎麼來的？我當時坐在後排（D33 嘛），而陳詞的地方必須要跨過前排被告（有靠背的）座位，我已經不記得我是怎麼跨過去的了，大概就是非常平常地跨過去的吧。
說到這裏，就明白了問題所在。沒有人會經常「平常」地跨過障礙物的；但是， 2019 年到過街頭的人，都會有頻繁地跨過路邊欄杆／路中心石壆的經驗，那是 2019 年作為記者在大小衝突現場採訪，已經完全被身體吸收、內化的動作（而且很可能是一首舉着直播機，hence 單手），接近 reflex。
非因沒有意識到那是法庭，而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正常」與世間（ ？）的正常已經差那麼遠了。
穿着五日四夜無法更換的衣物（btw，裡外全部都係 U 記），站在法院正中央，也並無感到困窘，在一眾衣着簇新的法律精英之中，覺得自己穿成這樣只是剛好而已，腦中一閃而過，想起劉鐵民。
在過往聽其他政治案件審訊時（包括劉的【註一】），落下這樣的印象：法庭所使用的語言，有其獨特的結構與規範 — 與前述的「記者」的專業相似，是一種顯出無所不包的姿態，事實上卻處處設限的語言；在法律的場合，是一種可以懸置現實，進入無限技術討論，將一切意義無效化的語言。
這只是我個人不知是否存在誤解的觀察，但在無數政治案件中，我們都曾經目睹過一個又一個被告，被強行拉入法律語言憑空建構的，與我們所認知的現實毫無關連的異空間，服膺於一套在現實全然不適用的邏輯，而每一個將自拉回現實的嘗試，都「與案件無關」。但現實中的人生，卻要在這個虛擬（as in 羅永生…… ？）的法律世界中被審判、被裁定。
這是一個公開的語言只能自覺或不自覺地維繫虛幻，而「發夢」才是人真正認知的事實的城市。
再講下去就涉及保釋內容了，先打住：反正上述情況在今次案件中嚴重到，連一眾資深大律師的法律觀點陳詞，都會被控方稱為「與案件無關，引起不需要的情緒反應的政治見解」的地步。
在這套語言系統當中，我感到嚴重失語，也不明白自己的命運為何要這樣被決定。即使有着非常熱心的律師團隊，以及非常多戰友支援各項事務，面對審訊的許多決定與反應，還是非得自己一個人去做不可。
由是進入，所謂「一無所有的自己」的狀態。
直面壓迫之時，不得不向內拷問「自我」裏究竟有甚麼，可以與壓倒性的巨大壓迫抗衡？
站在法庭中央，環視一周，只覺，這個法庭好小啊。
2021 年 3 月 1 日，47 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案開審，數以百計市民早上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外聲援。
4.
往內求索，「我」究竟有什麼？嗯，有一些在面對目前這個程度的壓迫，仍然不願意放棄的東西，這份不願放棄是怎麼來的？有什麼根據？這樣做有用嗎？有甚麼意義呢？保釋申請聆訊的內容是不會被報道出去的。
有用無用，是運動中永無休止地爭論的話題，作為記者的我，從 2014 年開始，就一直想疏解它，但始終沒能做到。
沒想到，這個問題，一進入政治場域，很簡單就解決了。
在我腦中，記着很多很多事，很多無人知曉或無人再記得，無法與任何人共感的事，前輩的教誨、戰友的光芒與脆弱、故事裏的力量、剎那畫面的衝擊……
那個我沒來得及問名字的人，離我絕塵而去沒入漫天煙霧前，透過防毒面具看我的最後一眼。
人、事、畫面，曾經如此實在地震撼過我。是彷彿金石為開的程度。
這些只觸動過我，不存在於公共記憶（或不以我記憶它的方式存在於公共記憶）的事，究竟是有用，還是無用呢？
我發現，這完全取決於我。如果曾經受過影響的我，會在某時某刻，作出無負這份影響的決定，那麼影響我的這件事，其意義也就成立了。
當我站在法庭中央、被告自辯的位置時，我是如此清晰的感受到，生命中觸動過我震撼過我啟發過我的人和事和瞬間，就活在我身上。
只有這一點，是我必須體認的事實。其他一切，是否「相關」，結果如何，都不及此重要。
2019 年 7 月 1 日晚，示威者佔領立法會
5.
件事未完，往後若面對更大的壓迫我能走到那一步，目前還不知道（從未發過誓會否 堅守到最後 別提以後 🙁 ），但在這一個關口，基於上述的思路，我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就陳詞內容而言，有兩個人特別相關，因此我請他們成為我的擔保人（ 呃，我就是這麼理解擔保人的角色的），一位先按下不表（笑），另一位，我都頗肯定，若非曾受教於其膝下，在其開拓的空間中（不無艱辛地）成長，我就不會有這樣的堅持了。
在壓迫具象化的法庭之上，不是「我作為一個記者」，而是「我」，認為言論自由至為重要，並堅持如是。
而這份堅持，終究是要放下「記者」的身份，在這樣的立場下，才得以實現的。
完成陳述的最後一句，我才終於感到，我自己可以和「立場姐姐」這個名字和解了。
圖片來源：作者 Facebook
【註一】關於劉鐵民，我 2018 年 9 月出過一次個地球 post，算是我理解何謂「法律語言」的源頭。
PS
其實我知道陳詞內容大家有看到……希望是全文，此文所有不通之處，結合之應該就能理解了，包括為何要再提起「記者」的問題。
外書未送到入嚟時，在此間的書櫃一堆尋夢園中，拾到了一本《地下鐵事件》。簡單而言，就是村上帶着「小說家」的身份，做着「新聞記者」的事，再以「日本人」的立場去完成一份既非「歷史」，亦非「研究」，一份「現實的載體」般的作品，但作品本身，又及不上村上此一寫作計劃本身，作為一個爭奪（或曰豐富？）沙林事件詮釋權的「政治行動」那麼有價值。
看着這些關鍵字，也許你也會覺得，嗯，我在這幾天執到這本書，難道不是冥冥之中嗎？（就像在國安法被捕前，無可無不可地看了《叱咤》opening 那樣）
PPS
明哥來過西九，不論他究竟是為了什麼過來（笑），姑且拿他舉個例子了吧。他常說 David Bowie 點樣點樣，直到有一次，盧凱彤看着他的眼睛說，你成日講 David Bowie 點樣啟發過你，但我想同你講，你就係我嘅David Bowie。
正如看《造星 3》的人會感嘆於二汶的觸覺與人生態度，而毋須要知道，那其實（有部份是）黃耀明的美學；作為一個完全唔知 David Bowie 是乜料的香港𡃁妹，卻好像看到過他，一直活在黃耀明身上，大概是這麼的 logic。
（而我永遠都記得，6 月 9 日遊行 dress code 白色，而在深夜佔據着警總外告士打道的人群裡，見到了 Ellen V live 的紀念 Tee ）
黃耀明來到西九法院為何桂藍打氣。（朝雲攝）
PPPS
就我個人而言，始終會有一種警惕，覺得政治事件聚焦家屬，是公民社會已無事可為的警號（來自我對 2015 至 2018 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理解，不贅，詳參 podcast 第 2 集）。所以在可能的範圍內，我會繼續 9up 試當真和……某個已經講到自己都唔好意思再講嘅人，也希望大家不要追訪我的家人，感謝諒解。
話說回來我覺得著冇洗的 U 記在法庭陳詞 feels very right，同我不太傾向以一般重視的標準來定義自己，而不斷強調自己是任天堂 game 迷和鏡粉，好像是同一回事。
PPPPS
見到《蘋果》報我朋友「以為何桂藍支付收音機費用，讓曾為記者的何桂藍可第一時間緊貼最新消息」，我想澄清一下，我咁心急訂收音機唔係為咗緊貼最新消息（睇報紙咪算囉，第一時間知嚟做乜），而係為咗快啲聽到柳應廷把聲。（咁都搵到位入吹奏柳兒我係咪好叻）
每一次無意識哼出《時光邊緣的人》，腦中那本來無比清晰，柳應廷那有着無窮層次般豐富的聲音，好像都會退下一點顏色，也就不敢再唱了，怕會完完全全地自腦海消失掉，在也記不起來。
我不想忘記柳應廷的聲音啊。千里輪迴復返，不知路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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